经济观察报记者 李思 一艘邮轮的模型摆放在书架居中的位置，这是汪泓办公室里最为显眼的装饰品。它单独占了一格书架，足见主人对它的喜爱。
办公室里还有几件更小巧的邮轮模型，它们共同见证了汪泓担任上海市宝山区委书记期间，带领这个位于上海北部的老工业区，通过发展邮轮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并转型升级为国际邮轮之城。
自2020 年9月起，汪泓开始担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下称“中欧”）院长、管理学教授，2021年3月起任横店集团管理学教席教授。在此之前，汪泓曾在高校工作了近30年，从讲师一步步成长为大学校长。2011年至2020年，离开高校后的将近10年时间里，汪泓先后担任上海市宝山区区长、区委书记。
虽然有着多年的高校管理经验，但是担任中欧这所亚洲顶尖、世界一流商学院的院长，对汪泓来说也并非完全“成竹在胸”。
“商学院学生以企业管理者为主，是与普通高校学生很不相同的群体，对此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和调适的地方”，汪泓表示。
中欧由中国政府与欧盟于1994年联合创立，是中国唯一一所由中外政府联合创建的商学院。中欧的建院历史虽然只有短短的27年，但已成功跻身全球商学院第一阵营。
目前，中欧在英国《金融时报》全球MBA百强榜单中已连续四年稳居前十，在其全球EMBA百强榜单中连续三年位居前五。
谈到中国管理教育的未来方向时，汪泓表示，虽然过去的数十年间中国企业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其管理模式依然还有很大进步空间。而当今宏观环境加速演变，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市场环境复杂多变，这些都要求企业的管理方式、管理思想相应地做出积极调整。
虽事务繁忙，但汪泓对于新生事物依然保持着足够的敏锐度和强烈的好奇心，谈到5G、数字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时，她思维活跃，观点深刻。
在她看来，中国的管理教育也应该顺应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的发展趋势，让经典管理理论在新的产业热潮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谈及对中国企业家群体的看法，汪泓表示，当下中国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的新一代企业家，他们大多眼界开阔、高屋建瓴，但她同时也指出：“我稍微有点担心的是，他们在奋斗过程中，是否足够坚毅，是否有足够的决心来迎接困难和挑战。”
对话：
商学院要培养人才，更要创造知识
经济观察报：您自去年9月开始担任中欧院长，至今已半年有余，截至目前的经历和您的预期一样吗？
汪泓：中欧一直是一所令国内、国际商学院的院长和高校管理者羡慕的高等学府，虽然建院只有短短27年，但它在全球商学院中已位列第一阵营。
早前，我曾在中欧听过课，也曾受原院长朱晓明教授的邀请到中欧讲战略学课程。因此，当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同志跟我谈来中欧工作时，我内心充满喜悦、激情和梦想。
商学院与其他高校的不同之处在于学生群体以企业家为主，因此，商学院必须立足国家和区域的发展要求，贴近企业的成长需求，以宏观需求来引领自身的知识创造，以用促学、学以致用，从而为社会贡献最大化价值。来了中欧以后，我对此有了更加真切和深刻的体会。
在当前的新时代，中国需要的是既具有家国情怀，又具有全球视野的企业家。他们有高于商业成功的追求，以推动社会福祉的不断提升为己任。
中欧的使命是要培养兼具“中国深度、全球广度”、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领导者，其扎实过硬的教学质量、先进的人才培养体系，堪称商学院中的典范。
经济观察报：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上有133家中国公司，从量化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商业已经达到了相当发达的水平。您对于目前中国企业的管理水平有何评价？中国企业管理的进步空间在哪里？
汪泓：中国企业管理经历了一个从“粗放化”到“科学化”的过程，主要有几点原因：首先，中国管理教育经历近40年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管理者；其次，外企进入中国之后，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当然，中国企业自身的不断完善，中国商业文明的不断成熟，都是推动中国企业管理进步的有力因素。
但是，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依然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尤其是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下，企业面临的竞争也越发激烈。随着科技的发展，企业生产活动逐渐向知识型转变，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企业在管理模式、管理思想等方面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未来十年，企业该如何做好管理？根据中欧管理学教授忻榕和战略学副教授陈威如的研究结果，平台化管理是一个可能的思路。它的核心要素有三点：基于数字技术进行流程重构，基于个体自我驱动开展组织变革，基于互相成就的心态集体升维。在管理的道路上，平台化管理只是一个开始，它需要不断实践和完善，需要我们用更多的共创精神去付诸行动并产生价值。
当然，他们并非建议所有的企业都去做平台，因为能成功转型为平台的企业少之又少，但企业要拥有平台化思维，以此作为企业管理的抓手。
经济观察报：经历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的商业环境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管理教育也不断演进，不断与商业实践紧密结合。在您看来，中国管理教育的发展现状是怎样的？为了满足企业发展的需求，未来中国管理教育应该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
汪泓：中国的管理教育一直处于不断的演进和发展中。我国管理学的启蒙思想早期主要来自苏联。上世纪80年代，大量人员留学美国，我国管理学界所教授的理论更多地源自西方管理学派。由于中国的管理教育基础比较薄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以学习西方理论为主。企业的管理层级和模式，也主要以直线式和矩阵式等为主，形式相对单一。
当前，我们身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经济环境之下，宏观环境加速演变，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市场环境复杂多变，在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以培养优秀工商管理人才为己任的管理教育肩负着新的责任。
第一，中国的管理学不再是简单地研究管理和生产之间的关系，而是要从“高质量发展”的更高视角，全面思考企业的运营管理和市场经济的运行管理。在这方面，中欧拥有丰富的经验。中欧应在全球经济繁荣与发展中，主动担起经验分享和人才培养的任务。
第二，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之下,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以及民营企业等多元化经济协同发展，可为全球贸易和经济运行提供更多高质量的案例和样板。
第三，全球经济早已由过去单一的产业门类发展成为一个多元化、国际化分工合作的全产业链。5G、人工智能等技术给产业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思路和模式，我们的教学方式不能再停留于满足传统制造业的需求，而要适应平台化、智慧型的智能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商学院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人才、传播知识，与之同等重要的是“创造知识”。我们在研究新经济、新技术、新业态和新管理模式时，要拿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协同发展。
商学院应该根据产业发展的新业态、新趋势，对经典理论展开纵深化研究，以适应当今的管理模式、市场运行模式和全球经济运行情况。当下，商学院除了传授传统和经典的管理知识，也要适应变化、紧跟形势，将知识的创造与传播与正在发生的商业实践相结合，持续创新管理理论，不断提升知识创造与迭代的能力。
为进一步提升中欧的研究优势，近期学院还推出了一项旨在促进跨学科研究的新举措，通过打通不同学科的边界，在中国与世界、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数字时代管理研究以及卓越服务等领域展开深入研究，争取形成一批具有学术影响力和决策咨询价值的研究成果。同时，持续深化产学研融合，增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有效性，从而持续培养更多适应高质量发展、高水平自立自强的企业领导者。
需求导向的决策机制
经济观察报：您在担任宝山区委书记期间经常参访企业，和企业家开展座谈交流，您为什么对商业如此重视？
汪泓：我之所以重视商业的发展，是因为近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以上海市为例，目前第一产业只占GDP的不到1%，但它依然是民生之本；第二产业是区域实体经济的主要构成部分；第三产业在GDP中的占比达70%以上，上海作为一个重要的消费型城市，是全国购买力最强劲的地区之一。从中国整体情况来看，第三产业的占比也在50%左右。
在地区商业的发展上，我比较关心需求导向、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需求导向是老百姓需要什么。问题导向是明确要解决的问题，比如，新型居民住宅区建设中的商业配套一定要跟上，解决老百姓“衣食住行”的基础问题，这就是最大的民生。但是要解决好这些问题，要有研究、有落实、有支撑，商业发展才能永葆活力。
现代商业模式的“点”“线”“面”，可以简单理解为“点”是商业综合体，“线”是类似南京路、淮海路等商业街，“面”则是由“点”和“线”组成的商业区域，比如徐家汇商圈、五角场商圈等等。
在网络电商的冲击之下，实体经济面临很大挑战，但网络销售要做好也并不容易。这些所谓的平台经济、网络经济等新型商业模式，在为人们提供方便的同时，也要考虑如何和实体体验结合起来。当下体验式消费比较常见的场景是服务孩子们的娱乐项目，比如现在很多商场会增设滑冰场、运动场等，家长陪孩子去滑冰、运动，周边的餐饮也被带动起来了。
据最新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目前总人口达14.12亿。而根据官方统计，我国中等收入人口已超过4亿。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好了，消费能力更加旺盛，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需求。我们要研究好消费者心理和新趋势、新业态，看看老百姓的切实需求是什么。
经济观察报：过去十几年间，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很多深远改变。在您看来，对于企业管理者，特别是高新科技企业的管理者来说，在进行决策时，除了效率、利润，还应该考虑哪些因素？如何兼顾这些因素和对效率、利润的追求？
汪泓：在改革开放之初，有一句口号非常受大家欢迎，那就是“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典型缩影，那就是对效率的极致追求。如果没有这种极致追求，也就没有中国经济快速腾飞的奇迹。到了今天，很多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依然是以利润特别是效率为先。
但是，今天的企业管理者不能只算企业的“小账”，还要算社会的“大账”。管理者更要考虑自身的经营活动对员工、对客户、对利益相关者以及对全社会的影响。员工是否幸福？客户是否满意？利益相关者的权益是否得到了保障？对社会是否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些都是要考虑的，也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所在。例如，现在国家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对企业而言，就必须充分考虑自身的经营行为对环境的影响。
中欧一直注重对学生企业社会责任的培养，强调国际化和本土化并举、商业智慧与责任担当兼备，并始终努力思考如何使商学院的社会责任研究更加具备社会化价值。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消费者观念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履行社会责任反而可提高企业的文化内涵和品牌影响力，扩展企业核心竞争力，从而使企业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例如，中欧金融与会计学教授芮萌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发现那些碳排放披露做得比较好的公司，股东回报率也更高，说明企业社会责任和股价和股东价值之间有很明显的相关关系。所以，我认为企业应该更加全面、综合地来评估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及对企业的影响，做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公民”。
对未来保持乐观
经济观察报：您如何看待当下中国的企业家群体？
汪泓：我认为，当下的企业家群体已经认识到要在创新变革中寻求机遇和发展，非常注重现代管理理论的应用和核心竞争力的塑造。他们也十分关注新技术在企业智能化管理中的应用，比如将机器人、信息化办公、大数据中心等运用到日常管理中。
整体来讲，当下中国的企业家群体是非常优秀的，他们大多视野开阔、高屋建瓴。但受限于一些激励机制、考核机制，部分国企的领导者做起事来还是有些“束手束脚”。民营企业家相对而言更加敢想敢做，但要关注民营企业在所属领域的诚信度和垄断情况。
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上有133家中国公司，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的经济体量相对比较大，大量的兼并收购和金融重组为企业带来了很多机遇，让很多企业得以快速发展壮大。但也应看到，我们的企业管理和经营能力仍需进一步提升，经济体制、营商环境等方面也还在不断完善中。
经济观察报：您如何看待现在的年轻一代企业家？
汪泓：我觉得年轻一代是非常可爱的群体。上一代企业家创业的时代背景是相对粗放的，市场机会也较多。而经历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现在朝“重质量而非速度、求创新而非模仿”的方向发展，企业为了生存必须转型升级。
而新一批的企业家，尤其是家族的第二代、第三代接班人，大部分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背靠父辈打下的“江山”，有家族的支持和天生的第一桶金优势，享受着良好的物质生活条件。
我认为，对年轻企业家来说，很多事情大有可为。他们不仅要能守业，更要能创业，要在父辈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我稍微有点担心的是，他们在奋斗过程中，是否足够坚毅，是否有足够的决心来迎接困难与挑战。
企业传承一直是中欧关注的议题，我们有很多“欧二代”，他们既有海外留学背景，又有商学院的学习经历，在父辈们的带教实践及5G、区块链、大数据等高新技术的加持之下，这个群体的管理思维和方式都有很大变化，相信他们能够有勇有谋地顺利实现“交接”，带领企业迈向新的发展阶段。
总体而言，年轻一代更有创意，更具创新意识，这将为新技术、新品牌、新商业模式的崛起带来更大空间，给中国的商业环境带来新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