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苹果中国区董事长换人。外界未作解读。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
由它，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正在经历复杂变化的苹果。
出线的是Tejas Kirit Gala。他替代了前任Michael Joseph Boyd Jr。天眼查显示，他已是苹果中国多家相关公司法人或管理代表，整体统筹着中国区。
Tejas Kirit Gala不止负责中国。2月中旬，他的职位便已有变动，出任苹果瑞士董事总经理。而前任同样是Michael Joseph Boyd Jr。仔细查询，后者2016年以来曾担任苹果英国多家公司一号位。不过，2023年初以来，他已密集辞去。
Tejas Kirit Gala与Michael Joseph Boyd Jr均为苹果总部财务中层，之前负责管理总部库比蒂诺与部分区域市场的财务运营、区域合规、区域扩张支持、收付、汇款等。
我没继续查询两人其他角色。不过，显然不是孤立的人事调整。
之前，苹果印度销售一号位也已更迭。一度兼负中东/非洲/印度/地中海/东欧市场的副总裁Hugues Asseman 卸任后，Ashish Chowdhary成了印度负责人。一个显著的变化，他将直接向苹果全球销售老大Michael Fenger 汇报。这吻合了一段时间以来印度独立为苹果全球新大区的动向。
跟苹果中国区新任董事长有何关联？
同时，文章开头说的苹果变化的“复杂性”又体现在哪里？
你应注意到，Tejas Kirit Gala是个印裔美人。美国跨国巨头这类族裔的选择，通常多非偶然。我们能在微软、甲骨文、IBM、英特尔、GF等许多公司的区域市场捕捉到。这类符号的职责之一，就是要协助公司，面向全球建立更具效率的协同运营机制。
苹果国际业务体系甚至整个公司的国际化运营，确实出现了新焦点，就是印度概念。
一段时间以来，外媒反复报道，苹果正将重心转向印度。除了侧重销售的国际业务单元，还有与富士康、纬创以及诸多供应商伙伴协作的制造体系。而苹果印度旗舰店，亦将落地，目前正在招募人力。
照这么说，Tejas Kirit Gala升任中国区一号位，只是配合印度概念？
当然不是。但仍要注意到，苹果CEO库克在上季财报发布后的言论。谈及印度拓展，尤其是零售、供应链等体系，他以苹果当初在中国的开拓以及今日成效作了对比，并强调，接下来会将中国经验复制到印度。
不要认为这是格式化表达。
库克1998年加入苹果。2011年升任最高位之前，曾长期作为全球COO帮助建立并管理全球供应链。而他，正是苹果2007年以来基于中国建立全球供应链的核心操盘手。
乔布斯从没到过中国。他对“东方”的认知，更多是印度与日本的杂糅。而库克无论作为COO还是CEO，他都是全球跨国巨头中少数几位高频访问中国的决策者之一。而他在深圳富士康车间与一名中国女工的合影，至今仍被复制，印象深刻。
想说，库克对中国之于苹果的长期价值认知，比外界想象得要深刻得多。
Tejas Kirit Gala长期的财务战略职责、面向中国与部分欧洲市场的大局统筹，有利于强化苹果全球协同，提升运营效率，而印裔身份尤其有助于强化印度概念。此外，鉴于美元汇率深刻影响着包括苹果在内的科技巨头（上季属第二压力指标），新角色也有利于化解挑战。
如此，借助上述话题，我们就能继续揭示其他一些复杂性视角了：
1、为何此刻如此强调印度？
2、苹果中国供应链是否会被持续弱化乃至掏空？
3、苹果全球变化的深层原因：巨头创新的瓶颈
第一个话题，苹果印度概念，好像谈不上复杂，直白得很。
但它很容易被简单化。
我们认为，从苹果长、短期诉求看，可能更真实一些。
譬如短期诉求。上季，因需求下滑、中国疫情防控导致供应链震荡、美元汇率等因素，苹果增长乏力，股价一度大跌。不过，苹果印度、越南、巴西等新兴市场增长迅猛。其中印度近乎翻了一番。苹果印度独立为大区，更多从销售层面而言。而苹果旗舰首店即将落地，当然有直接的动力了。
就是说，印度概念，短期有化解苹果增长压力的因素，而它人口众多，GDP增速在大国中最高，确实对应着未来庞大的消费潜力。
2022年以来，苹果股东甚至董事会对库克及团队直接、间接表达过很多不满。年初，库克自己主动要求降薪40%以上。而董事会针对他个人的新一轮激励（2025年可行权完毕），关联到未来股价表现，带有一点对赌味道。前段传闻说，美国国家法律与政治中心甚至一度要在股东大会上提议撤销阿尔·戈尔和库克在董事会职务。尽管未见落地，仍让外界感受到一丝不太寻常的气息。库克应该是背负着巨大的压力了。
未来一个阶段，印度至少概念上可以填补一些。
但短期不可能取代美洲、中国、亚太其他、欧洲等传统大区地位。2022年，苹果手机印度出货不足1000万部，而中国市场它的6倍。
若仅着眼实际出货与营收，印度作为单一国家独立为苹果全球大区，根本就没有什么紧迫性。
我们注意到，虽已独立为大区，印度实际财务业绩归属，仍将与中东、非洲、东欧、地中海打包一起。这很能说明问题。
如此，苹果应该有较深的市值管理意图。出货、营收占比小，毕竟热点概念，若用波士顿矩阵（BCG 矩阵）四象限分析，印度不属明星、金牛、瘦狗业务，而是典型的问题业务，特征为“低市场份额、高市场增长”。而增幅有利，市场规模潜力大，可以渲染“第二曲线”。
所以，不能简单审视印度独立为大区的价值。
这个国家确实隐藏巨大的潜力。面向未来，它会扮演一个兼具设计、市场、制造、供应链、投资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角色。若将意识形态、地缘政治考量在内，未来就价值链完整性而言，苹果印度可能高于苹果中国。而就制造环节来说，经历过疫情之后，苹果也确实有化解供应链过度集中的压力。这本来也是产业迁移的规律，只是疫情加速了这一趋势。
苹果中国区一号位，换了个印裔美人，应该是有协同强化印度概念的信号。
那么，基于中国构建的苹果全球供应链体系，是否会因印度概念而被替代甚至而走向空洞？
老话题了。杞人忧天。
中国是苹果全球第二大市场、最大产能基地、最重要的供应链中心。
很多人肯定强调这些：印度人口总量已超中国，年轻人比例更高，且劳工成本低；补贴刺激明显GDP增速于全球大国中第一；手机等消费电子品类出货增速更快；日益强化制造业尤其电子代工业与半导体业；大力冲刺基础设施与物流体等。此外，还有民主国家、英语国家云云。
照样也会强调这些：中国正遭受美国钳制，许多细分品类供应链有中断或反复延宕风险，全球电子制造业产能持续外迁中；过往防疫政策加重了迁移速度，虽已解封，仍无法阻抑趋势；消费电子产业竞争饱和，需求下滑；用工成本高；人口负增长；土地经济红利弱化；税负失去优势等等。
但很多人会选择性遗忘这类：
1、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口基数以及规模最大的中产群体；
2、全球最大的统一大市场。
3、发达的基础设施。
4、门类完整的工业体系，原材料丰富，许多中间品、系统产品与终端全球第一；
5、发达的制造业，复杂多元、系统集成、超级协同的供应链能力。
6、稳定的社会制度，高效决策，积极的产业政策以及相对完善的营商环境。
也会漠视印度这些：
1、民主制度的低效决策与执政方略的周期震荡；
2、GDP增长快，但人均消费力不高；
3、基础设施不完善，营商环境复杂，不是真正统一的大市场；
4、劳工数量与成本有优势，但训练不足，且《劳动法》存在障碍；
5、制造业门类不完整，从材料到关键零部件，许多都要靠进口；
6、基础设施不完善，制造业缺乏更多群聚效应。
2022年Q4，苹果全球营收1171美元，苹果大中华区贡献239亿美元，占比高于20%。这还是受疫情、需求下滑等诸多不利因素影响后的数据。此前，大中华区营收、出货均占苹果全球约1/4的比例。
难以想象，苹果这样的巨头，会仅仅因印度概念或后疫时代的产能与供应链分散而放弃中国。
你可能会说，一些芯片业上游甚至制造环节不就在美国钳制下中断与中国的生意嘛。那你要意识到，苹果所在的赛道。许多芯片供应链企业不与中国做生意，并不等于最终形态的产品或服务放弃庞大的中国市场。这其实才是美国不愿与中国彻底脱钩的一面，也是它非常鸡贼的一面。因为，这样做，既可以延宕中国半导体业发展进程，弱化我们增值的部分，又能从许多消费类业务尤其是终端环节获取利益。
另外，印度作为全球供应链、产能输出的新目的地，概念大热，但要成就庞大规模，需要一个不短的周期。
“供应链”不是几家相关企业静态的组合，而是一种复杂的操作系统与商业网络。你必须结合所在地与所经地的许多资源禀赋、软环境的部分，而且还有无法回避的时间要素。
供应链有较强的能力耦合特征。作为当初苹果全球COO的库克，他长期负责全球化运营、构建供应链体系，不可能忘记苹果团队2007年以来在中国的活动。这也是苹果中国自2007年以来成功扮演全球核心支撑体系的原因之一。
供应链的迁移需要时间。里面充满很多复杂因素。很多利益相关者，短中长期的目标并不一致，何况它们各自都有压力。
何况，你也无法忽视供应链迁移目的地的产业基础、营商环境。
一个简单的例子，你能看到印度锻造发达制造业的一些困惑。
截至目前，苹果印度两大代工伙伴——富士康、纬创都没有真正突破当地劳动法约束。比如，当地不允许12小时双班倒，而合规厂也不许女工夜间工作。
2020年，纬创卡纳塔克邦讷尔萨布拉工业园区厂，因劳资纠纷，引发大规模骚乱，生产设备与仓库受损。最后甚至苹果对它发出警告，不合规无法下单。而当地劳动部门说，纬创厂本来8小时轮班，后改为12小时，却没合理安排薪资问题。
富士康为了突破约束，一直在密集游说。前几天，一则消息说，它已游说成功卡纳塔克邦政府打算放宽条件，允许12小时轮班、女性夜间工作等规定。
前两年中国经历过996话题，多年前富士康深圳因加班引发员工心理危机曾致多起自杀案，但12小时双班倒、女性夜间工作，在中国实在太平常。表面看，这问题似乎不是事，复制东亚企业组织体系，只要给加班费就好，事实并非如此。它忽视了印度现存的劳动法、劳资关系、复杂的社会文化。这其实一直是印度营商环境中令人挠头的部分。
这还不算支撑供应链运作等其他因素。它对构建高效的物流配送、零售体系构成挑战。尽管前不久看到印度已经出台了国家基础设施战略，尤其侧重铁路与高速公路，但考虑到民主国家的效率，具体成效实在不敢预判。
如此，中短期内，苹果印度的生产体系甚至整个供应链体系，你觉得会有多高的运作效率呢。
如果苹果强制转移中国大陆供应链，会发生什么？那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一定会中断。
重复一次，供应链不是链路上几个要素的简单叠加，建个工厂就完事了。它是与文化土壤一体的系统，也是多重能力的耦合，并有较长的时间因素。
库克本就出身苹果运营体系，且是当年中国供应链整体操盘手。他不可能没有洞彻到这类挑战。早在2015年接受采访时，谈及供应链，他说，在美国，你可以将每个东西直接放一起，但在中国，你必须有多个足球场。这句话揭示了供应链与特定土壤的耦合差异。
向印度等地的分流与输出，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决定了后续印度与中国之间复杂的竞合。
当然，很多人一定还会反复渲染印度潜力，并借大国博弈、美国钳制、当初疫情印象以及意识形态暗示苹果供应链早晚会迁出中国。
不过，印度有潜力，中国就没潜力了？印度潜力持续释放，中国未来就会停滞不前？这毫无逻辑可言。
而且，供应链迁移并非单向，它是一种交换，也并非只发生在中国与印度之间，还有东南亚、非洲、南美等地。我们的判断是，未来多年，无论印度、苹果印度如何，中国始终都会是全球最为关键的巨型市场，不但要素完整，供应链成熟稳定，并且还会继续增长。
还想表达更多乐观：未来，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乃至整个供应链中的地位，就是“顶层设计+样板工程”。每个细分领域成熟之后，都会向海外输出、分流。这不完全是被动，而是一种大国供应链能力的耗散结构。中国也在经历结构升级。
苹果中国也经历过许多。最初就是营销、贸易，然后制造、供应链、设计乃至数据中心的落地。后一动作，当初也被外界视为苹果长期深耕中国的信号。毕竟它要顺从本地化监管。
苹果需要印度，但它同样更需要中国。波士顿矩阵四象限分析法中，印度是“问题业务”，占比低（对比苹果全球），增速快。而中国增速放缓，但占比高，这是“现金奶牛业务”。
截至目前，印度几乎就是在复刻中国多年的经验。
如此，再看近期苹果国际业务人事调整，尤其中印两个大区一号位族裔，应该不那么偶然。
放在全球视野，中国制造业、供应链乃至综合的运营价值，有它“顶层设计+样板工程”的复刻意义。
这种动向不是个案。
年前，《品玩》创始人骆轶航率先披露过特斯拉原中国区总裁朱晓彤晋升全球CEO消息。尽管并非全功能CEO，主要负责美国装配厂及北美、欧洲销售业务，我们从中仍能看到此人身上隐含的特斯拉工厂落地中国后的样本价值。那就是供应链、交付、销售体系。而后者，恰恰也是苹果中国之于苹果全球的优势部分。
借此，不要说苹果中国供应链不可能被掏空——其他区域更多是部分复刻或整体映射，整个中国制造业以及全球供应链地位，只会进一步强化，成为顶层设计、样板工程的打造地、输出地。
在诸多基础科学、原始创新层面，我们的贡献弱于美国。但在持续强化这部分的基础上，中国利用过程知识、供应链、复杂网络持续扩大全新产业规模的能力，以及在范围更广的战略技术、生态领域，早已超越了美国。这种能力与一个国家诸多层面的能力融汇一体，你不可能通过缩减一些产能甚至迁走几个公司就能瓦解的。
絮叨太多。回到开头。
其实，苹果还有更多人事调整。除了新兴市场销售一号位，2022年下半年以来，负责工业设计、在线商店、信息系统、云计算、硬件和软件工程、隐私、订阅服务和采购等领域的10多名副总裁离职。当然也有新的高管进来。尤其是CPO。
这种中高阶人才大面积辞职，说明什么呢？
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苹果高管中，12名年龄相仿，内卷严重。而大多数副总裁已加入苹果15年以上。
被视为潜在接班人的现任COO，与库克只差两岁。要知道，库克已担任苹果CEO 12年了。如果高管只是按部就班地交接，苹果将是一家典型的老龄化公司。当然，一群新上来的副总裁，有一些朝气。但与许多互联网巨头相比，苹果高管平均年龄偏大。
它确实能反映一个行业的特质、公司组织文化取向。苹果自身不是一家典型的制造业公司，但它身处其中。制造业中的序列等级、功能主义组织风格，于苹果尤其显著。后者要求每个产品、业务单元高度熟悉细节。它有利于保持高度专注、专业主义，洞彻用户体验，简直像用户原教旨主义风格。一旦顶层设计得力，预判到一个风口，它能比其他玩家做到极致。但这种功能主义组织也经常导致核心高管陷入细节，缺乏整体观。不利于从0到1的颠覆性创新与发现。
多年来，外界持续批判苹果，说iPhone诞生至今，再也没有经历革命性变化，苹果只是在微创新。
靠着半封闭的软硬件体系（过去侧重软件，今天已渗入芯片），足可打造较高体验的终端产品。借助全球统一的供应领与全球化营销策略，苹果又能消除许多成本指标。多年来，巨头几乎无往不利，左右着全球手机工业的利润结构。
但是，手机等几大件之外，苹果至今没有重新引领全球的新终端。当然，它的服务规模已经起来，但仍建立在硬件规模基础之上。
当META搅动元宇宙，当特斯拉风靡全球，当亚马逊、微软等引领全球云计算风潮，当微软OPenA半年多来狂飙之时，我们没看到苹果震撼人心的品类或产品创新信号。
2021年来，甚至本月，市场屡次传出投资人建议换掉库克与董事会核心成员的消息，实在不是偶然。
面向“乌卡”时代，巨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短期压力指标，前文已提到。区域市场销售一号位的更迭，非常明显。尤其中印。苹果有浓厚的增长动机与市值管理用意。
不过，上面诸多副总裁辞职，虽然新人已顶上，但显然大部分并不直接关涉销售，几乎覆盖整个链条。
它意味着什么呢？
我认为，这是苹果立足长期，正从板结的组织架构视角着手，重启自身创新机制，打造新的引擎。
有一个细节。最近，库克与COO威廉姆斯否决了设计团队延迟推出XR耳机的意见。后者认为，产品尚未成熟，体验差强人意。
你知道，长期以来，苹果设计团队的话语权很大。功能主义的组织架构下，更是如此。
但前不久，设计团队一号位辞职了。这种动向，等于苹果设计要向市场、运营做出妥协。毕竟整体增长压力很大，库克背负的指标很重。XR即便不完美，总归代表着新的元宇宙品类。苹果品类创新老化太久了。
要知道，库克直接统筹这一单元的。这里面应该也有他自身的妥协。
当然，说妥协只是站在设计单元的视角。并不意味着“妥协”一词有什么褒贬。实际上，在它更近乐观的信号：苹果的组织架构在。或许它并不能动摇长期以来的流程——库克多年前曾说动摇它是很危险的事，但仍流露着新思维。
相比区域市场销售一号位更迭、单纯的品类创新，甚至全球供应链局部转移、我视组织变革与升级为苹果面临的最大挑战。因为它事关创新的机制、人才、文化、治理，它们才是底层逻辑。
因为，区域市场营销强化、供应链转移，仍只是过去的逻辑，未来几年，今日所谓增长型的新兴市场，也将面临同样的挑战。或者说，它们只能化解中短期挑战，解决的是量的增长问题。而阻抑苹果创新的敌人，却是它的机制、组织、文化、治理结构。苹果的板结与老化就是组织创新不力的结果。
如果不能建立长期的创新机制。打开新的局面。苹果往后的日子会很难，想维持如此之高的市值，几乎难以想象。
库克其实已经暗示了一点边角。
苹果2023Q1财报发布时，他强调，2023年将着力强化“投资”与“人才建设”。结合年后大批离职潮，除了降本增效，应该也是人才梯队的快速焕新。当然也包括中印两个大区一号位。
此前，卡罗尔·索菲斯取代奥布莱恩担任苹果CPO（首席人力官）时，我也说过，这是苹果推动组织转型的关键推手。新CPO工作重心应在这里。如果她不能协同库克、推动公司在这一层面变化，哪怕她只是作为一个过渡性符号，也将是一个失败的CPO。
这是苹果最具挑战的一面。但也是苹果焕新、跃迁的关键。
多年前，我说，苹果的掘墓人会是它自己。因为多年来，它就是自身最大的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