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今日资本的徐新将用户过亿的大公司称为“超级平台”，但她没想到，巨无霸们只用5年就进化成“灭霸”了。
科技互联网巨头是这个时代的流量分发人、资源供给人、渠道守门人和需求承接人，间接决定着数字经济的赢家和输家。
首先，规模支撑了影响力，去年9月脸书、亚马逊、谷歌、苹果接受反垄断调查时，四巨头的总市值高达5万亿美元，占据标普100指数价值的三分之一。
2019年全球独角兽436家，其中美国204家，中国107家，大部分直接或间接控制在巨头手中，穹顶之下，没有独立的产品，只有内化的生态。
PC时代，搜索引擎用流量拉动生意；手机时代，IOS和Android制定规则，确立玩法；社交时代，脸书和推特决定了我们看到什么内容；直播和短视频时代，娱乐至上填满了最后的碎片时间。
从足记到脸萌，从分答到无秘，没有背景的产品创新注定只是流星，强如小米也不得不关闭米聊，大如阿里也不得不放弃虾米音乐。
几乎所有关键技术能力都被巨头视为禁脔，从5G到AI，从云计算到大数据，从区块链到物联网，孤立的、体系外的创新已经很难带来革命性变化。
2017年的《经济学人》杂志注意到这一现象，将巨头控场的领域称为“创新杀戮区”，大树之下，寸草不生，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超级平台把规模当壁垒，把产品当工具，把技术当武器，早就是常规操作，但更让人绝望的是数字基础设施的私有化。
万物皆可连接≠万物皆可基础设施。
在原教旨的互联网逻辑中，基础设施是集成了终端、平台、系统、应用的底层技术架构，普惠的前提是开放共享，但往往说说而已，现实中“口惠而实不至”。
乐观派觉得，新旧流量交替是创新的永动机，必然有利于后来者，Snapchat和Instagram确实从脸书剥离了年轻用户，直播、短视频也虹吸了图文的流量。
但在数字基础设施高度集中的领域，情况不同，从BAT到TMD的分分合合就是明证。
微信十年一直做加法，把一款即时通讯工具变成11亿人每天使用的生活必需品，产品做到这个体量，顶住用户时长就成了本能，不做场景扩张，简直暴殄天物。
张小龙说，“如果上天知道了你的计划，那么这个计划多半不会成功”，但微信的进化恰恰是可预期的，两个关键词分别是连接和简单。
“连接”在产品层面可以理解为社交分发。
微信的熟人关系链一直是流量和用户策源地，严控外链相当于封闭了基础设施的能力外溢，所带来的影响显而易见。
2013年AT大战翻开序章，阿里封禁微信的“淘宝客”，后者回手反杀淘宝商品链接，阿里强推“来往”失利，没能做出自己的拼多多，2015年春节还被微信支付上演“奇袭珍珠港”，最后只能用“钉钉”突破职场关系链。
2014年快的和滴滴的打车之战，微信严管诱导分享，间接决定了这场世纪大战的走向。
2016年微商大战，2017年知识付费，2018年头腾大战，抖音、今日头条、西瓜视频等APP曾经受到不同程度屏蔽，有别于字节跳动——微信自身强大的生态系统和基础设施，让腾讯顶住了各种黑天鹅冲击，每次都能站上风口。
另一个关键词“简单“可以理解为入口整合，化繁为简，化简为繁，本就是一体的两面。
从2017年的小程序开始，微信集成了大部分你想象得到的生活场景，但“少即是多”理念并不能消减对用户时长的饥渴，打着极简旗号亮相的小程序，其实是子产品在共享基础设施之后的相互赋能，“用完即走”着眼于“走了再来”。
视频号以关系链为核心的个性化表达，似乎找到了“秀场化表达”之外的新阵地，但愿景远不止此，“微信之夜”演讲中，剧透了太多的新玩艺儿，用张小龙的话说，“微信在挑战一个产品要加多少功能还不是垃圾产品。”
超级平台越强大也就越臃肿，越容易本能的泛化自身边界。
此前亿邦动力网有消息说，在微信上长按淘宝、抖音、京东的二维码商品图片，会默认跳转到拼多多的小程序。
微信官方回复只是灰度测试“聊天素材支持小程序打开”，这件小事也证明，巨头的任何一个不经意动作都可能引发现实中的蝴蝶效应，虽然中国用户很喜欢这种“替我作主”的保姆式服务，但在方便、效率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更重要：
巨头控场是否实现了经济性的最优解？
这方面一直有两条截然不同的演进路径。
以苹果IOS为例，建立了严格到严苛的管控体系，垄断了体系内的应用分发，好处是保障了生态安全，缺点是限制了开发者的创新能力。
Android正相反，建立起一套开放共享的系统，短时间启动了生态活力，但开发者过度索取权限，损害用户利益的情况时有发生。
归根结底，超级平台包办一切本就是利弊互见的，所有方便都有代价。
巨头的产品和服务从私有化基础设施汲取营养，商业方法论的本质是通过减少用户选择，提升平台自身的效率，用户价值只是副产品。
不要对利益与价值观的搏奕期望过高，IOS握有超级权限，必然迫使开发者和用户支付溢价；脸书拒绝接入与自有产品冲突的第三方API；中国电商二选一等等。
某种程度上，超级平台的超能力，就是把子产品泛化为基础设施的能力，视频号也是受益者之一，微信的庞大体量一边稀释了冷启动风险，一边推高了业外产品的准入门槛，间接帮助视频号低成本进入并主宰短内容视频化领域。
但站在旁观者视角，这种本位主义似乎又是无可指摘的，毕竟“我的地盘我作主”，巨头行为究竟是“跨界”还是“越界”，与其说是商业课题，不如说是伦理考量。
从“探照灯”到“守门人”
新闻学的祖师爷沃尔特·李普曼曾经把媒体比做“探照灯“，聚光灯打到哪里，人们的视线就锁定在哪里。
但他同时也说过，“我们不能根据一束束灯光所提示的环境来行动”，强调独立观察、公共监督的作用。
后来库尔特·卢因发展了这个理论，提出“守门人“概念，他注意到群体信息传播过程中，其扩散的深度和广度取决于个别关键节点，这些节点被称为“守门人”。
互联网时代，超级平台就扮演了“守门人”角色。
大公司都习惯做加法，通过无限延伸产品线，封闭用户时长，强如微信，也难以坚守张小龙“用完即走“的初衷，所谓优质内容主导用户流动只是理想状态。
现实中的超级平台正呈现出两个发展趋势。
1、不仅平台本身，连子产品都在基础设施化。
孤立的单一产品无论如何强大，也不可能成为数字基础设施，但集成在超级平台上的子产品矩阵可以突破这个象限，聚合出强大的群体效应。
视频号成为基础设施，一方面宣示了微信短内容视频化的决心，另一方面也决定了视频号必然担负起“守门人”的责任，成为孵化小平台的母体和工具。
对巨头来说，小而分散的子产品是变为基础设施还是成长为下一个超级平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排除外部竞品寄生于母体又威胁母体的可能。
2、数字基础设施面临全新的生态定义。
按黑石估算，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大概有13万亿美元的规模，但如何开放共享，承托起数字经济的未来，是个远比传统基建复杂的课题。
过去几年美国大力推进基础设施私有化，纽约迎来25年后首座新地铁站-哈德森站，社会投资分离所有权和使用权，这在传统基建是可操作的。
但数字经济巨头普遍缺乏这种驱动力。
超级平台有流量，有规则制定权，基础设施封闭了核心能力，庞大客群裹挟了话语权，就能把不合理行为包装成合理的“生意成本”，用户没有选择，脸书CEO桑德伯格就承认，“如果以月度时长计算，我们控制着美国95%的社交媒体。”
去年11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第11条就特别关注了这个问题，要求综合考虑平台规模、资金投入、技术壁垒、用户多栖性、数据获取成本、用户习惯等等，遏止对正常竞争的负面影响。
去年12月欧盟出台《数字市场法》，首次明确了巨头作为“守门人”的义务。
包括必须允许第三方与自己的服务进行交互操作；必须为投放广告的公司提供数据工具以及独立验证；应当允许平台上的企业用户与其他客户签订合同；应该为企业用户提供访问平台数据的权限等等。
禁止性条款则包括：不得阻止用户卸载预装软件或应用程序；不得使用从企业用户获得的数据与第三方竞争；不得限制企业用户使用平台之外的服务。
但这部措词强硬的新法着眼点还是引导超级平台公开、公平、公正的运用影响力，所以市场反映温和，发布当天美股收盘时，脸书、谷歌和亚马逊分别上涨了0.5%、0.44%和0.26%，并未出现想象中的跌跌不休。
这说明开放数字基础设施，不仅是大势所趋，而且巨头本身也是受益者。
我们这个时代，有爆款、有流量、有客群、有技术的都是巨头，但不抱畛域之见，不存门户之私，愿意把选择权还给用户的，才是真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