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 Combinator的创始人、可能是硅谷最富盛名的风险投资人Paul Graham说他在2016年曾经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试图理解现在的美国发生了什么，而他把整个分析过程，都写在了一篇文章里。
在他看来，1980年是美国的一个分水岭，以它为中轴，1947年到1979年的旧美国和1980年至今的新美国，存在着两种大相径庭的经济运行模式，而在此之间的切换，则造成了两代美国人的不同际遇。
他把这篇文章起名为「分裂」——有点福山的意思——我摘了一些重点贴过来你们看看，是的，巨长无比，但它很难用少量的字数来进行总结，也没有必要总结，不喜勿入：
年纪变老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在一生中亲眼看见改变的发生。
最大的变化就是分裂，不止是政治，我们在文化上的共同点也越来越少，有创造力的阶层都涌向屈指可数的几个幸福城市，抛弃了其他城市，而经济不平等的不断增长，意味着贫富差距也在不断增大。
我想提出一个假说：这些趋势是同一现象的不同例证。而且，造成的原因并不是某些力量在把我们分开，而是曾驱使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力量在消逝。
对于那些为这些趋势而担忧的人们来说，更糟糕的是，那些促使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力量是由当时的情况一次性融合而成的特异现象，是不可能被重复的——实际上，我们也不想重复。
这股力量，就是战争（尤其是二战）和大公司的崛起。
二战的影响涉及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
经济方面，收入差距减小了，和所有的现代化武装力量一样，美国的军队在经济方面是社会主义的分配模式，从按能力分发酬劳转变为按需要分发酬劳，但这种拉平效应并不是只限于在军队内部，因为整个美国的经济都被征召了。
在1942到1945年间，所有人的工资都是由国家战争劳工委员会制定的。与军队一样，他们默认为拉平式。这种国家标准化工资特别普遍，以至于战后多年仍能看到它所产生的影响。
企业家也不允许发战争财，罗斯福总统说，不允许「任何一个战争百万富翁」出现。用以确保的方式就是，企业所有相比战前所增加的利润需要按85%的税率缴税。而公司缴税后所剩下的个人收入，会再适用于93%的边际税率。
社会方面，战争也促使了差异的减少。超过1600万不同身份背景的男性女性都被聚集在一起，基本上过着同样的生活。出生于20年代早期的男性服役率接近80%。经常在压力下为了同一目标而奋斗，这让他们的关系更加紧密。
对于美国，严格来说，二战只持续不到4年，但它的影响更加深远。战争加大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在二战的时候到达顶峰。像其他联盟国一样，美国联邦政府很难快速地放弃它已经得到的权力。
实际上，这场战争并没有在1945年结束，只不过敌人变成了苏联。在税率、联邦权力、国防支出、兵役制度和民族主义等方面，相较于战前的和平时代，战后的那几十年更像是战争年代，而且社会影响也在延续。一个西弗吉尼亚的年轻人在入伍之后，不会在战争结束后回到他家乡的农场，有其他的东西在等着他。
如果说20世纪最大政治事件是全面战争，那么最大的经济事件就是新型公司的崛起。这也将倾向于加强社会方面和经济方面的聚合力。
20世纪是大型全国性企业的世纪。通用电气公司、通用食品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等等。金融、通讯、运输和制造的发展，促使了一种新型公司的产生，这种公司以规模为最高发展目标。
它延续于由J.P.摩根所引领的合并时代，几千个原本由创始人运营的公司合并成了几百个由职业经理人运营的巨头公司， 约翰·洛克菲勒曾说：「合并时代将由此延续，个人主义一去不复返了。」
几乎整个20世纪，始于19世纪末的合并浪潮仍在延续。迈克尔·林德在二战末写道：「主要的经济区域不是由政府背景的联合企业所组织，就是被一些寡头企业所垄断。」
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个新世界的意思就是到处都是一样的选择，但是种类很少。我小时候大多数商品只有2-3种选择，但由于这些商品都是针对中端市场的，所以相互之间也没有什么差别。
这种现象在电视领域更具有代表性。当时市场上有三种选择NBC、CBS和ABC，再加上针对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者的公共电视台。这三个电视网络所提供的电视节目几乎无法区分。实际上，其核心承受着三重压力。如果一个节目尝试了一些大胆的题材，就会被保守市场当地的分公司叫停。再加上电视比较贵，全家人会一起看同样的节目，所以它必须适合每个人。
不仅仅每个人得到同样的东西，而且他们是在同一时间得到。我们现在很难想象，每个晚上有上千万的家庭一起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同样的节目，与此同时，他们的邻居也是这样。就像类似于现在超级碗的观看盛况，当时每晚都在发生。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曾经是同步的。
从某个方面来说，上世纪中叶的电视文化也有它的好处。它所传递的世界观就和儿童读物中的一样，有可能就像儿童读物的作用一样，它也促使人们的行为更加友善。但和童书一样，电视节目也有误导性，这种误导对成人来说很危险。罗伯特·麦克尼尔在他的自传中谈到看见来自越南的恐怖画面，他当时想，我们可不能让正吃晚饭的家庭看这些。
我知道大众文化的传播性很强，因为我曾试图从中摆脱，而且它基本上找不到替代品。我在13岁的时候意识到，更多是从内心感受而不是外在引导，我们电视上被灌输的思想都是扯淡，从此我不再看电视了。
但并不仅仅是电视。我周围的一切都好像是扯淡。政客们都说着同样的东西，消费品牌用夸大其词的不同商标生产着几乎一样的产品，轻型木架构的房子披着「殖民风格」的外皮，汽车被装饰着几年就会脱落的金属装饰，还有「红蛇果」只不过是红色的普通苹果。这些东西现在回想起来，都很扯淡。
但当我去寻找替代品来填补空虚，几乎一无所获。那时还没有互联网。唯一可寻找的地方就是我们当地商场里的连锁书店。
我在那找到了一本「大西洋月刊」，我很想说它成为了我通往更广阔世界的大门，但实际上我觉得它无聊又很难理解。就像小孩第一次尝威士忌并假装很喜欢一样，我特别小心地像书一样珍藏着那本杂志。我确信它还在我家的某个地方。虽然它证明了这个世界上的某处除了「红蛇果」还有其他的东西，但在我上大学之前我都没有找到。
被不仅仅是消费者被大公司们塑造的很相似，他们作为雇主做法也一样。在公司内，有巨大的压力迫使人们都按照统一的模型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IBM因此臭名昭著，但他们也只不过是比其他大公司们极端一点而已。而且各个公司间的言行模板区别不大。以上意味着这个世界里的每个人都被预期看起来或多或少是一样的。而且不仅是那些在巨头公司世界里的人，还有每个想进入这个世界的人。
国家级企业的崛起不仅仅在文化上挤压我们，在经济上也是一样，而且作用在两端。
比如工会的繁荣。20世纪中期，公司与工会达成了协议，他们将会为劳工支付高于市价的薪水。一部分是因为工会本身就是垄断者，另一部分是因为，这些公司作为寡头的一部分，他们知道他们可以稳定地把这些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因为他们的竞争者也会同样这么做。
在通过支付工会溢价拉高底层收入水平的同时，20世纪的大公司们也在通过削减管理层的薪水拉低头部收入水平。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1967年写道：「很少有公司会最大化管理层的收入。」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只是个假象。管理层大多数的实际收入从来不会体现在他们的所得税申报表上，因为这部分收入都是以额外津贴的形式发放的。所得税税率越高，就越迫使公司为职员在税外支付。
20世纪中期大公司们为他们职员提供的最宝贵的东西之一就是工作保障，但这可不会体现在纳税申报和收入统计中。所以这类企业雇佣的性质就容易造成关于经济不平等的错误的较低数据。但就算把额外津贴纳入计算范围，大公司们付给他们最好的职员的薪水也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的。其实根本就没有市场，当时的社会预期就是要么你整个职业生涯只服务于一家公司，要么你至少应该为同一家公司服务几十年。
由于基本没有可能获得市场报价，你的工作也就没有流动性。但这种流动性的匮乏也促使你不会去寻求市场报价。如果公司承诺雇佣你一直到退休，并会在退休后给你发放养老金，你就不会设法今年就得到你应得的报酬。你需要照顾公司，以便于公司未来可以照顾你。尤其是当你已经和同样的一群人一起工作了几十年。如果你试图从公司榨取更高的报酬，你同也在榨取这个未来会照顾他们的公司。再加上如果你不把公司利益放在第一位的话，你就无法升职，你就无法完成阶层跃升，毕竟在公司中升职是你上升的唯一路径。
对于在军队中有过几年成长经历的人来说，这种状况并不奇特。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大公司的管理层就是他们高军衔的长官。他们比士兵的薪水要高得多，在高级餐厅吃饭公司报销，坐着公司的私人飞机飞来飞去。他们中的大多数也许根本没有想过他们是否得到了符合市场水平的报酬。
获得符合市场报酬的最终方案就是为你自己工作，也就是创业，这对于现在任何有抱负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但在20世纪中期，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理念。
并不是因为创建自己的公司显得野心过大，而是因为那样会显得太没有抱负，甚至到20世纪70年代，我已经是个成年人来，被灌输的雄心壮志的计划仍是在权威机构努力学习，然后入职其他权威机构，沿着公司的等级制度一路奋斗，你所属机构的声誉就是你的声誉。
当然也有人创业，但受教育的人们很少这样做，因为那个年代我们现在所谓的「创业」这个一项从小开始然后极速增长的生意的概念就不存在，在那个大公司们的年代，创业就像一直在不停地碎步四处奔跑，尽力不被大象踩到。相比之下，做一个骑着大象的管理层会显得更有地位。
而且，20世纪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从1900年占人口比例2%上升至2000年的25%。在世纪中期，我们被两股力量所贯穿，由于退役军人法案的实施，220万的二战退伍军人进入了大学。把大学作为那些雄心壮志的年轻人的规范路径的结果就是，打造了一个人们普遍愿意为亨利·福特工作而不是成为亨利·福特的世界。
这个如化学元素表那样循规蹈矩的稳固世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分崩离析的呢？
其起点位于市场的全球化以及信息技术革命兴起的坐标上面，随着消费渠道的逐日扩宽，市场越来越适合小公司生，而规模也逐渐从财富变成了负担。最后同样重要的是，联邦政府开始意识到，他们曾经赞许的J.P.摩根式的世界并不是最本质最终的世界。
J.P.摩根对于水平产业中轴的重要性，相当于亨利·福特之于垂直企业。他什么事都想要亲力亲为。他在1971年和1928年建立的胭脂河工厂基本上是一侧采出铁矿石，另一侧产出汽车。有10万人在这工作。当时看来，这就是未来。
但这并不是如今汽车公司的运作模式。现在大多数的设计和制造都是在供应链中完成的，汽车公司基本上只是负责组装和出售。汽车公司之所以这样运作是因为这样效率更高。供应链中的每个公司都专注于他们最擅长的项目。同时他们也必须做好本职工作，不然就会被另一家供应商所替代。
为什么亨利·福特没有意识到合作公司网络要比单一巨头公司工作效率高？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供应商网络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进化。在1917年，对于福特来说想达到预期规模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什么都自己来干。第二个原因就是如果你想用合作公司网络来解决问题，那么你就需要计算机的协助，它可以更好地帮助你协调他们的工作。计算机可以减少交易成本，这本是科思所认为的公司存在的目的。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革。
在20世纪早期，大公司就意味着高效率。而到了20世纪晚期，大公司成了低效率的代名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大公司们本身失去了活力。同时也因为我们的标准提高了。
不仅仅是工业内部在发生变化，工业本身也在变革。这使得很多新东西的制造变为可能，而有时现存的公司并不是做得最好的。
微型计算机产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市场由类似苹果这样的新兴公司引领。当市场增长的足够大的时候，IBM认为这个产业值得关注。当时IBM完全统治了计算机产业。在他们的设想中，既然市场已经成熟，他们只需要介入然后赚取利润就可以了。当时的大多数人会认同他们这种想法。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说明了这个世界已经变得复杂得多。IBM的确介入了微型计算机产业。尽管很成功，但并没有击垮苹果。
重点是，IBM自己最终被来自软件业的供应商击垮，看起来压根就不是同一个产业的。IBM的最大错误就是接受了DOS的非独占许可。当时看来，这是一个肯定安全的举措。既然其他的计算机制造商在销量上从来没有超越过，那么让他们也能提供DOS又如何呢？这个错误估计的结果就是，廉价PC的爆发。现在微软拥有了PC行业标准和客户。微型计算机产业最终变成了苹果和微软两大巨头的对峙。
基本上是苹果撞翻了IBM，然后微软偷走了它的钱包。相似的事件不会发生在以前的大公司们身上，但在未来会越来越频繁地发生。
在计算机产业，变革大多数是自发的。而在其他产业，必须先把法律障碍移除。世纪中期的许多寡头都是联邦政府指定的政策受益者（战时就是大量的订单），其他竞争者被排除在外。在我们看来，这样做不太稳妥，但当时的政府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既然两党制在政治上可以确保足够的竞争，那么在经济上也一样适用。
逐渐的，政府开始意识到，反竞争政策弊大于利，于是在卡特政府时期开始着手撤销此政策。描述这个过程的词汇错误而狭义地使用了「放宽管制」，实际上发生的是「消除垄断」。各个产业都接连经历了这个过程，消费者感觉最明显的两个行业就是航空业和长途电话服务业，它们在放宽管制后费用大幅度地减少。
这也导致了80年代恶意收购浪潮的兴起，任何一个没有从它的资产中获取足够回报的上市公司，都会面临管理层被更有能力者取代的风险。通常新的管理层会把公司分割成几个独立的部分，以获取更高的价值。
国民经济的1.0版本由几个大的团体组成，这些团体由少数的管理者、政客、监管者和劳工领袖暗中控制。而到了2.0版本就更加公开透明了：更多不同规模的公司生产种类更丰富的产品，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幻莫测。但这里也存在很多的暗箱操作，但更多的被留给市场去调节。这样更进一步加快了分裂的节奏。
在描述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的时候，使用「版本」这样词汇容易造成误解，但并没有从词汇上看起来那么深。那几十年里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最后看到的就是质的变化了。1958年标普500强企业的平均创建时间是61年，这一数字到了2012年变成了18年。
计算机作为一个前提条件有多重要呢？这可能需要整整一本书来解答。但很明显的是，计算机的普及是创业公司兴起的必要条件。我猜金融中的大部分变革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但它是否也是全球化或者杠杆收购浪潮的前提条件呢？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很有可能。分裂由计算机所驱动就像工业革命由蒸汽机所驱动一样。无论计算机是否是前提条件，它无疑起到了加速的作用。
公司的新流动性改变了职员和雇主的关系。既然有可能被辞退，为什么还要走公司晋升的独木桥呢？雄心壮志的人们开始考虑不止从事同一种工作，而是从事不同公司中的一系列工作。公司间的流动性（甚至潜在的流动性）带来了薪水上更多的竞争。再加上由于公司规模变小，更容易衡量每个职员对公司效益的贡献。这两个变化驱使着薪水更加符合市场价格。由于人们的生产力水平差异很大，按照市场价格支付薪水意味着工资开始分裂。
所以在80年代出现「雅痞」这个词绝非偶然。这个词现在不太常用了，因为它所描述的现象现在已经司空见惯了，但当时它是新奇事物的代名词。「雅痞」就是挣了很多钱的年轻专业人员。对于今天很多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说，这根本不值一提。难道年轻的专业人员就不能有高收入？但直到八十年代，在一开始拿比较低的薪水是成为专业人员的必经之路。苦尽甘来。「雅痞」们的新奇之处就在于他们要求拿到与现在工作相匹配的薪水。
初代「雅痞」们并不为创业公司工作，那是后来的事情，他们也不为大公司工作。他们一般是法律、金融和咨询方面的专家。他们很快成为了同龄人的偶像。当这些人看着「嬉皮士」们开着崭新的宝马325i时，他们也想有一辆。
职业生涯早期的低薪水，只有在每个人都是这种情况的前提下才不会被反对。但只要有雇主开了先例，其他人就必须也这么做，否则他们将得不到优秀的人才。这个进程一旦开始，便会蔓延到整个经济体，因为在事业初期，人们很容易地转变，不仅仅是雇主，行业也是一样。
然而并非所有的年轻专业人员都能从中受益。你必须要产出与高薪相匹配的成果。这样看来，「雅痞」们所从事的都是比较容易衡量个人贡献的行业，这并不是一个巧合。
更普遍的是，那个听起来很复古的概念又回来了，因为它太久没有被人提及了，那就是：发财。在过去有很多途径可以实现这一点。有的人通过创造财富来发财，有的人通过零和博弈来发财。但只要发财这件事成为可能，那些有抱负的人都需要考虑要不要这么做。在1990年如果一个物理学家选择物理而不是华尔街，那他就是在做出个人牺牲，但如果在1960年这么做的物理学家就不是处于这个原因了。
这个概念甚至蔓延回了大公司。大公司的CEO们比以前赚的更多了，我想这大多是出于声望的原因。在60年代，公司CEO们的声望极高。他们是城市经济游戏的唯一赢家。但如果从美元的实际价值来看他们如果还和那时候赚的一样少，那么比起那些职业运动员和收入几百万的创业公司和对冲基金的青年才俊来说，他们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他们可不想这种情况发生，于是他们现在的薪水要比过去高得多，竭尽所能的赚更多的钱。
与此同时，在规模经济的另一端，相似的分裂也在发生。
由于大公司寡头的垄断力日渐式微，他们渐渐无法把费用转嫁给消费者，因此他们也不愿意支付劳工薪水的溢价了。随着国家级巨头在几个大领域分裂为很多规模各异的公司——有些已经进军海外了——工会也更难实现他们的垄断。于是工人的工资也开始向市场价格靠拢变得更低，就算工会尽到他们的职责，这也是不可避免的。自动化的实现又减少了对一些工种的需求。
正如世纪中期的行为规范导致了社会和经济的聚合，它的破裂也引导了社会和经济的分裂。人们穿着打扮和行为举止开始变得个性化。
那些后来被称作「创意阶层」的人们移动得更加频繁。那些对宗教不太感兴趣的人开始出现在教堂以减轻压力，同时那些热爱宗教的人们选择的形式也开始变得更加丰富。本来喜欢吃肉糕的人，开始喜欢上了吃豆腐或者灌饼。本来喜欢开福特轿车的人，开始喜欢上了小型进口车或者SUV。那些上私立学校或者想上私立学校的年轻人中开始流行起「学院风」，而那些想要看起来显得叛逆的年轻人故意打扮的看起来邋里邋遢。人们通过上百种的方式分裂开来。
几乎四十年过去了，这种分化趋势仍在延续。这是好是坏？我不知道，这可能是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不过肯定不是完全不好。我们为我们喜欢的分化形式觉得感激，只为我们不喜欢的分化形式感到担忧。但作为一个赶上那个中世纪因循守旧时代的末班车的人，我可以告诉你那可不是一个乌托邦时代。
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并不是来说明分化到底是好是坏，而只是为了解释它的缘由。全面战争和20世纪寡头垄断的时代已经过去，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呢？或者更具体地说，我们所见证的分裂过程有没有可能被逆转？
倘若如此，那也将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你无法复制二十世纪中期的那种聚合方式。如果只是为了提高凝聚力而再发起战争，那一定是疯了。就算你明白对于整个经济史来说，20世纪只是一个模糊的1.0版本，你也无法将它重演。
人们近来最担忧的分化形式就是经济不平等，如果你想消除它你就要对抗十分强大的趋势引导者——科技，一个自石器时代就在产生影响的要素。
科技是杠杆，它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而且这个杠杆不仅在变长，它的增长速度也越来越快。
这就意味着，人们创造财富的数量差异不仅在变大，而且在加速变大。20世纪中期所盛行的异常现象掩盖了这个潜在趋势。当时有抱负的人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加入大型机构，这让他们与其他人一起并肩前行。在军队这就是事实，在大公司喻义也是如此。即使大公司愿意支付与价值等比的薪水，他们也没有办法实施。但这种限制已经解除。70年代起它就开始瓦解，我们也再次看到了工作中的潜在趋势。
当然并不是每个现在富有的人都是通过创造财富实现的。但大多数是，鲍默效应意味着他们的同辈也同样受到影响。
通过创造财富来致富，经济不平等的增加是一个默认的趋势。即使你消除了所有其他的致富方式。你可以补贴底层、重税头部，但除非税率能高到让人们放弃创造财富，你要对抗的可是生产力差距的不断增长，你没有一点胜算。
这种分裂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日内存在，然后再次回归均值，历史就是如同钟摆一样来回晃动。当洛克菲勒说个人主义一去不复返时，之后的一百年他都是正确的。不过现在个人主义又回来了，看样子这次会存在的更久。
我所担忧的是，如果我们不认清这个事实，我们会自找麻烦。
如果我们把20世纪的凝聚消失归咎于某些政策的改变，那么我们就会错误的认为也许可以通过一些反向的调整（通过某种方式去除不好的部分）就可以重新实现团结。于是，我们就会浪费时间来试图消除分裂。
事实上，我们不如好好想想如何减轻它所带来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