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8年后，年近九旬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赵德馨，终于等来了中国知网的道歉和70余万元赔款。从2013年起，赵教授就侵害其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起诉中国知网，并全部胜诉。
但道歉远非事件的终点。
两年多前，翟天临一句“知网是什么东西”，让知网这一国内最大知识数据库上了热搜。但凡写过论文的人都清楚，知网号称“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是在国家大力支持下建成的“CNKI数字图书馆”，信息量规模一度高居世界之首。
下论文、找文献，上知网准没错。要追踪学术前沿、了解最新学术动态，知网也少不了，这是它的行业地位和贡献。但作为一家商业数据库，知网的生意更是风生水起。2020年，知网主营业务收入近11.7亿元，毛利率达53.9%，这个百分比，高于最赚钱的苹果公司。
只要合理合规，这样的盈利能力外人无可置喙。但知网的运作和盈利模式，一直遭到很多质疑。以赵教授诉知网侵权案为例，知网将其100多篇文章收录至数据库，并通过电脑、手机等端口传播获利，而作者本人不仅没有稿费，下载自己的作品还要付费。
这也透露了知网多年来的盈利套路：一边收录著作权人作品，一边在未明确获得作者本人授权的背景下，在网络上传播获利，作者却得不到任何报酬。
其实，赵教授并非孤例。天眼查的法律诉讼显示，知网所属公司共涉及1500多条诉讼，其中因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和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纠纷超过1100条。
有人会问，中国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人享有包括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传播等方式使用作品并获得报酬的权利，知网就这么明目张胆地知法犯法？
知网说，自己的数据库通常跟学校或期刊合作，不与作者直接对接。言外之意是，作者在向期刊投稿时，就应看到投稿须知中的“稿件将编入知网数据库”等表述，如果没看见，那也赖不着知网。
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法院支持。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过往判例显示，期刊的投稿须知或有关协议并不等同于有效授权依据。换言之，知网以这种协议为由，传播别人的作品却不给稿酬，实际上是仗着市场规模和垄断地位搞“店大欺客”。
说穿了，知网的高利润是因为“进货”便宜“售价”高，以中间商的身份赚得盆满钵满。
在“进货”环节，因为知网的行业垄断地位，一般学术期刊很难承担不被知网收录的后果（那意味着自身影响力大减），知网得以用低廉的价格收录期刊文献。而在“售货”环节，知网针对的是个人用户，论文收费标准为0.5元/页，下载一篇20页的论文，要付10元，硕博论文则在15-25元/本不等。一边是压低价格一锤子买卖，一边是反复收费，难怪利润很高。
不光个人，一些高校及机构用户也在吐槽知网“涨价离谱”。2016年，有高校图书馆发表声明称，2000年以来，知网对该校的报价每年涨幅都在10%以上，从2010年起，年均涨幅居然接近19%。
但涨价背后，期刊、论文作者等知识生产者却很难从知网分一杯羹。全国两会上，曾有政协委员批评知网：“技术让知识越来越便宜，而垄断让价格越来越昂贵。”
平心而论，知网能有今天的市场地位，说明其收录文献的思路、方向、广度和更新速度受到学术界认可，知网也由此成为中文学术界不可或缺的数据库。不过，在获得市场主导地位后，知网一定程度上“异化”了。
例如，有学术界人士称，知网不仅垄断了学术论文资源，更借机垄断了学术评价资源。在近年高校与学术机构的量化指标中，知网论文发表、引用、下载、影响力等数据成了重要评价标准，这让知网更加有恃无恐。
按理说，作者稿件被学术期刊录用出版，期刊杂志社再将文章授权给知网，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学术期刊、知网平台都是利益相关方。但显然，由于缺乏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作为平台的知网赚了大头，内容生产者却成了近乎免费的打工者。
也有人质疑，一些由政府或公益基金资助的科研项目，凭啥在知网上成了赚钱工具？学术知识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该如何平衡？
类似的争议不光存在于中国。比如2018年，欧洲研究委员会联合10余个欧洲国家的主要研究机构发起“S计划”，呼吁由政府或公益基金资助的科研项目，其研究成果可以由纳税人免费获取。
去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提交了一份议案，建议把知网一般的论文浏览和下载功能纳入国家购买服务，在国内供用户免费使用，论文查重、论文引用检索、大数据服务等可继续收费。倪委员还建议，知网应对青少年学生群体开设绿色通道，让学生免费获取专业文献，这对促进教育公平、激发学生创造力有重要意义。
说到底，学术研究是公共性知识生产，知识平台当以社会效益为先，最终目标是降低知识获取成本、丰富知识获取渠道，而不是利用市场主导或垄断地位获利。
就这个意义来说，知网只停留于个案的道歉，显然不够，如果以往的运作模式不改革，用户就侵权发起的诉讼恐怕不会停歇。
文/点苍居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