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似箭，大数据产业已走过十余载。
如今，人们在各种数字化场景中深刻感受到数据所蕴含的巨大价值，也深深为数据滥用、数据窃取、数据非法交易等各种乱象而担忧。似乎，数据安全与和数据流动、共享与使用已成一对天然的“矛盾”，并陷入不可解开的“死结”。
虽然各地陆续建立起多个数据交易所来规范数据交易，甚至业界视隐私计算等技术为解决“矛盾”的一副良药，但似乎治标不治本，真实效果难尽如人意。“根本原因在于，上述手段属于数据资源化的利用，而没有真正解决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中国系统周崇毅如是说。
那么，数据要素市场化的难点在哪里？业界逐渐形成共识：除了技术之外，数据要素化必须在理论基础、制度研究、市场模式有所突破与创新。
毫无疑问，中国系统是当下探索数据安全与数据要素化的排头兵，经过近年来的探索与实践，率先从制度理论、技术架构、市场模式等多个维度取得突破，推出了数据安全与数据要素化工程方案，真正为数据要素化探索出一条价值落地之路。
数据要素化创新刻不容缓
当下，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数据使用场景、数据消费人群今非昔比，使得数据的流动与利用需求日趋旺盛。
因此，推动数据的确权、流通、消费和分配等环节步入正轨，加速数据要素市场化创新已是刻不容缓。今年六月，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强调促进数据高效流通使用、赋能实体经济，统筹推进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
中国系统国丽认为，数据要素市场化主要面临三大挑战：数据确权难、定价难和计量难。
目前地方上的交易所依然采用撮合式的交易方式，交易标的物无法科学合理进行计量与定价，交易中的收益权、所有权并不清晰，实质上并未解决数据确权、定价等难题；同样，仅靠数据+技术+应用固然在某些业务场景规避了数据安全问题，一定程度推动数据的流动与使用，却同样并未解决数据规模化流通的难题。
“要素化意味着全社会的流通，因此流通标的物的产权必须清楚，否则无法流通。另外，数据交易很难定价，很多交易都想拿着原始数据资源交易，这本身就不符合要素化的逻辑。”周崇毅表示道。
在周崇毅看来，解决数据要素化需要制度、技术和市场三管齐下，这其中制度性又最为关键，“从过去四大生产要素的发展历程看，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一定不能仅仅依靠技术来驱动，而是需要通过制度来定义市场，再由市场去选择技术路线。”
为此，中国电子联合清华大学多个学院联合攻关，围绕数据安全和数据要素化，从制度、法律、技术、经济、安全和应用等方面开展系统性、跨学科研究，并探索出制度+技术+市场的工程路径，定义了数据金库和数据元件，推出数据安全与数据要素化工程系统系列产品，让数据要素的流通、市场化配置真正走向落地。
数据要素市场化的破解之道
何为数据金库，即由主管部门监管，统一标准、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数据基础设施，用于核心数据、重要数据、敏感数据和数据元件的存储计算和互联互通。显然，数据金库是从数据安全的角度来满足政府、组织、大型企业等用户的需求。
而数据元件则是数据要素市场化的关键突破点。所谓数据元件，是通过对数据脱敏处理后，根据需要由若干相关字段形成的数据集或由数据的关联字段通过建模形成的数据特征，数据元件是数据资源、数据应用的“中间态”，拥有安全属性和价值属性，解开了数据安全与数据流通的这对“死结”。
事实上，数据元件的设计思路有迹可循。像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均不是直接进行资源的流转与交易。例如，土地需要经过征收之后转换为土地地块的使用权才能进行流转。因此，数据元件本质上对数据资源与数据应用进行解耦，以“中间态”的形式来解决数据要素市场化的各种难题。
“数据元件是可析权、可计量、可定价且风险可控的数据初级产品，让数据交易市场有了一个交易的标的物，也是一个计价的基本单元，从而解决确权、计量和定价等一系列问题。”国丽介绍道。
但光有数据元件还远远不够，就像土地、技术这些生产要素有一整套机制来维持流转与交易一样，数据元件也需要在技术、制度上为数据元件的流转与交易提供保障。数据要素加工交易中心是大规模、全流程、智能化的数据元件生产交易流水线，可实现数据要素的安全流通。
国丽介绍，数据要素加工交易中心主要包括数据要素操作系统、数据要素支撑系统和数据要素业务平台。例如，业界首个数据要素操作系统，其为数据要素生态产业链的能力基座，为整体数据要素生态提供任务调度优化、数据资源支撑和计算进程管理等核心能力支持，实现流程、任务、进程、资源、接口的统一标准化管理。
做数据要素市场化的先行者
如果说基础理论制度的突破为数据要素市场构建起完善的政策环境，那么数据要素市场的长远发展则离不开业务场景与技术的长期实践与探索。
事实上，随着中国数字经济的繁荣，数据要素市场近年来夜取得了持续增长。国家工信安全中心测算数据显示，预计到2025年，我国数据要素市场规模将突破1749亿元，整体上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这其中，政府机构将会是极其重要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参与群体，政府机构的数据要素化突破对于整个数字经济长远发展极具意义。
一方面，政府机构拥有丰富的数据、场景和数据消费者，对于数据要素市场化有着强烈的需求，数据要素市场化不仅能够盘活政府机构海量数据，更可以为民生保障、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与科技创新注入更多活力。
另一方面，在政策法规的驱动下，数据要素化是各级政府机构的一门必修课。例如，国务院在今年十月发布的《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指南》就指出，在2023年底前，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需要初步形成；到2025年，政务数据资源需实现有序流通、高效配置，数据安全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
为此，中国系统近年来率先与武汉、德阳、大理、江门等城市开展数据安全与数据要素化工程试点，通过不同地域、不同规模、不同经济水平的城市进行针对性试点，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例如，在四川德阳，试点阶段完成入库140张表、2.5亿条数据，开发了248个元件，支撑了10个数据产品应用。
“在德阳，中国系统不仅仅提供了数据安全与数据要素化的方案，更是从数据要素生态的角度，为市场的创新注入活力，引入了多家数据资源提供商、数据元件开发商、数据产品开发商等。”周崇毅介绍道，“在当下一些试点中，中国系统所扮演的角色是设计者和运营者。后续，中国系统还会与更多城市、行业用户进行试点合作。”
当被问道，数据要素“制度、技术和市场”三位一体方法论是否会被其他公司借鉴或模仿时，周崇毅最后表示道：“数据要素是一个新的市场，从市场化长期发展的角度看，理论制度、技术产品、应用场景都会不断迭代与优化。现阶段，在行业用户和场景中的验证是最为关键。如果有其他公司做了类似的制度方法论，恰恰是对中国系统创新的认可，对于整个数据要素市场化制度环境的营造也会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