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我没有想到高交会能取得这么好的效果。高交会的规模越来越大，国际化味道越来越浓。很多企业老总都跟我说，自己是‘黄埔一期’‘黄埔二期’的，是从第一届高交会、第二届高交会渐渐走向世界的。”首届高交会组委会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李连和曾这样向媒体回忆。
深南大道上，车流永远像春天汛期般奔涌不息。市民中心一侧，立柱形、拥有巨大“漂浮平台”的深交所大楼格外引人注目。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当然也可能有很多人依然记得，这座大楼的原址曾经是高交会展馆所在地。
今天，11月15日，第二十五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展区）和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展区）两馆同时举行。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的单位参展参会，展览规模预计将达到50万平方米，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高交会。
那座已拆除的高交会展馆，正是高交会走向世界的原点。
故事，从荔枝开始
故事，先得从荔枝开始。
在深圳，“荔枝节”可能是一个暴露或者测试年龄的题目。很多人知道高交会，但未必知道它的前世跟荔枝节有关。从一个以岭南水果冠名的节日到中国科技第一展，这样一种身份切换也是关于深圳发展的一个巨大隐喻。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荔枝节是深圳一年一度的城市嘉年华。1998年前，在深圳上学的少年刘若鹏最盼望的一个节日就是荔枝节，因为节日里可以吃到美味的荔枝、龙眼和广东各式小吃——当荔枝节变身为高交会，在人山人海的展馆里，刘若鹏第一次听说了纳米这样的新名词。再后来，留学归来的他成为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院长。
当然，荔枝节并不是专卖荔枝的，而是以“荔枝”为主题，开展各种形式的经贸、文化联谊活动。从1988年到1997年短短10年，荔枝节累计为深圳协议利用外资7.4亿美元、内资22.6亿元，商品成交额人民币84.5亿元。
变化，来自于新旧世纪交替之际。
据时任深圳市市长李子彬回忆，1998年4月27日，深圳市的主要领导带队到大连学习考察，恰逢大连正在搞“国际服装节”。商贾云集的景象，让考察团油然想到，深圳的城市节日是什么？答案有点尴尬，发展了近20年的经济特区，一批高科技企业也已崭露头角，但其时，深圳能够拿得出手的只有一个荔枝节。
那么，能否在深圳办一个和经济特区地位相符的盛会？
就在大连考察的总结会上，深圳市主要领导提出，延续科技创新的改革之路，经济特区要办一个“科技节”，搭建自己的科技舞台。
当时，很多城市也开设了自己的“科技节”，属于科普类活动，特色效果不明显。返回深圳后，“科技节”被具化为“深圳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并决定1999年就要举办——那是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以“三来一补”式加工贸易模式承接香港制造业转移的深圳，在综合成本不断上升的压力下，正面临着第一次产业转型的抉择。另外，1990年代，知识经济和高科技的浪潮正在席卷全球，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开始崛起。就在首届高交会举办的前一年，中国科学院宣布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迎接知识经济新时代。于是，全国兴起一股知识经济的热潮。高交会的创办，可谓正逢其时。
不过，当时深圳缺少举办大型科技展览的经验，于是计划联合几个国家部委共同举办。
时任深圳市科技局局长、首届高交会组委会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李连和回忆，当时他们先到了科技部，部长朱丽兰说，找科技部当主办单位的省市很多，科技部的态度是只支持不主办。
“后来我向她汇报说，深圳高交会坚持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相结合、落幕与不落幕交易会相结合、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与高新技术产品展示和交易相结合等三大原则，而引入风险投资更是前无先例。”听李连和这么一说，高交会意在打造一个服务的大平台，能够引进项目、资本和人才，朱丽兰觉得很新鲜，当即表示愿意成为主办单位。
随着“三部一院”——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科技部、信息产业部、中国科学院的加盟，原计划的名称“深圳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前，改为了“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1999年1月底，外经贸部副部长张祥代表主办单位宣布首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10月5日在深圳举行。
只剩9个月时间了。但当时深圳连合适的场馆都没有。
除了场馆建设外，让李连和担心的还有人气问题。有没有观众？能不能引来高层次的参展商？推介会从北京开到香港，从国内开到国外，每天马不停蹄，忙得几乎连脱鞋子的时间都没有，最后李连和的双脚浮肿了，只好穿着拖鞋去见老外。
“那几年深圳经济发展的速度挺快，一些同志就自我感觉良好了，但真到了国外去请人的时候，才发现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深圳。”
可以说，深圳的海外知名度与影响力离不开高交会的杠杆效应。
▲荔枝节并不是专卖荔枝的，而是以“荔枝”为主题，开展各种形式的经贸、文化联谊活动。
▲《深圳特区报》关于深圳首届荔枝节开幕的报道。
高交会姓“高”
作为本届高交会的主场馆之一，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的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内，人头攒动，各种最新科技发明以及科技词汇在这里闪烁、聚集。你尽可以想象那样的场景。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于2019年落成，是一个超大型会展综合体，拥有多项世界之最，如全球最大的会展中心、全球建筑面积最大单体建筑、全球最大面积的金属屋面。超过1.7公里的中央廊道，由北向南，如一条游龙将展馆串起。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越过城市的屋顶，越过时间的帷幕，聚焦曾矗立在深南大道旁的那栋巨大的临时建筑。那里，容纳了从首届到第七届高交会的荣光。
时间拨回到1998年8月。
时任深圳市市长李子彬派市科技局局长李连和等到国展中心、联合广场、人才大厦实地考察，最后发现这些场所面积都不够大，不能适应国际性盛会的需求。思忖再三后李子彬咬咬牙说，“我们自己盖一个！”于是，深圳在当时一片荒凉的福田中心区划出54000平方米土地，建造高交会临时展馆。
当年10月，高交会组委会向国际社会发出设计招标邀请，要求设计有鲜明时代感，显示高科技特征，能成为标志性城市新景观的展馆。中国建筑科学院、日本C＋A建筑设计株式会社、中建（深圳）设计公司等海内外9家建筑设计单位递上了标书。
原高交会展览中心总经理况坤林回忆——他也是国内第一个以研究会展经济为毕业论文的经济学博士——“首先是来自日本公司的方案获得了一致好评，他们的设计科技含量最高，但是，要求采用悬索梁结构，当时国内没有施工单位能够生产和安装。当费尽周折终于找到可以承担的工程公司时，却因为无法保证工期而被迫忍痛割爱。”
中建（深圳）设计公司的方案最终中标。该方案利用软膜结构在风格上与中心区整体规划浑然结合，整个展馆由四个方形馆、一个弧形馆及门庭组成。在弧形馆、主展厅和门庭之间，软膜结构覆盖的屋顶还创造出一个半开放的、巨大的空间，既可作为室外展场，又是行人可以自由出入的内部空间，并有机地将各分展馆结合在一起。
建好后，它在外形上像一张巨大的风帆，充满未来感。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日本SRINET总裁黄新民先生说，这是我见过的中国最美的展馆。它的设计理念，它的色彩，它的设施，都是一流的。
况坤林回忆，“这是深圳最大的临时建筑，也是中心区十大建设项目最早动工的一个。”
建这么大一个展馆，只花了6个月时间。
其时最令李连和担忧的是，施工时遇上了三次台风，“最后一个台风来了，我们都傻了。如果现在吹坏的话，就没有时间了。全都傻了，别人刮台风往屋里走，我们刮台风往工地上走。我的头在工地上被撞破了几次，累得昏昏沉沉的，累坏了，打了吊瓶又往工地上跑，当时不觉得苦，就觉得这个山头要把它拿下来，跟战争年代没啥区别，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山头拿下来，就这一个想法。”
这里面还有几个插曲。
1999年1月，香港家具协会前来签家具展的合同，看到展馆还是一片荒草地，心里非常疑惑。没想到，短短6个月的时间，高交会场馆就拔地而起。
几乎在同样的时间，IBM、SONY相关高层到展馆参观，却同样发现馆场还是一片草地，而当年10月就要举办高交会。不少人因此失望离去。同年7月，IBM高层再次应邀前来参观，看着深南大道旁冒出来的崭新建筑，连声说：“这是个奇迹！这是个奇迹！”
1999年10月5日，第一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隆重开幕。李连和回忆，“当时大家觉得开幕式上来一个副总理就不得了，后来有人提议请朱镕基总理出席开幕式，没有想到总理一口答应。而当征询总理谁致辞时，更没想到的是，总理也包揽下来了”。
当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郑重宣布“为了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中国政府决定每年在深圳举办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时，深圳人为之感奋——这意味着高交会永久性在深圳举办，排除了在各个城市轮流或争夺的可能。
高交会一出世就卓尔不群，风华正茂。当年参展企业达2856家，参展项目4150个，到会投资商955家，美、英、德、法等数十个国家的代表团和微软、IBM、英特尔、西门子等数十家国际知名跨国公司，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数十家著名高校参加展示交易洽谈，数百家海内外新闻媒体的逾千名记者到会采访，成交额64.94亿美元。
美籍华人、著名生物学家牛满江；诺贝尔奖获得者、朗讯贝尔试验室创始人朱棣文博士等，均在首届高交会高新技术论坛上发表了演讲。
套用时下流行的一个句式，高交会出道即高峰——高交会果然姓“高”。
▲首届高交会开闭幕式现场。
▲首届高交会，市民体验高科技眼镜。
▲第二届高交会会场远眺。
巨型故事工厂
“因为当时QQ还没有起来，还没有融资，我们基本做大量的系统集成，包括帮别人做网页这样的一些小项目来养活QQ这个不断消耗我们服务器资源，但是不知道它的商业模式是什么，所以那段时间是最痛苦的。”马化腾曾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如此回忆腾讯经历的这段“至暗时刻”。
高交会改变了这一切。
1999年，首届高交会举行之际，正值腾讯成立一周年，也是腾讯发展举步维艰的时期。同年推出的QQ已经有了500万用户，远远超出了马化腾的预期，也导致公司服务器因大量下载不堪重负。腾讯的创始人团队“倾家荡产”、或是接了无数项目凑钱为QQ买服务器维持流量，但QQ如同一个巨型流量黑洞，只见投入，不见回报。
天无绝人之路，首届高交会为腾讯打开了一扇命运之门。高交会上，腾讯在租来的柜台展示其即时通讯工具OICQ。腾讯主要创始人之一陈一丹回忆说，“为了吸引观众，我们烧制了1000只企鹅陶瓷储钱罐当礼物派送，没想到小企鹅大受欢迎，于是便以5块钱、10块钱的价格出售，最后销售一空。”
这只能算是一个小“甜点”。更大的好消息是，马化腾拿着改了66个版本、20多页的商业计划书，跑遍首届高交会各展馆推销QQ和腾讯，最终引起了IDG和盈科数码的兴趣，拿到了腾讯公司发展史上最为关键的第一笔风险投资——IDG与盈科数码共同投资的220万美元。
凭着这笔来自高交会的风投，腾讯渡过了创业之初的难关，最终发展为全球领先的互联网生态型公司。
高交会是一个巨大的故事工厂。人们津津乐道的腾讯经典创业故事，只是这个巨型工厂生产的故事之一。
仍以首届高交会为例。1999年， “世界优盘之父” 邓国顺和合作伙伴成晓华研发出了全球第一款USB闪存盘，并将其名为“优盘”。与软驱和磁盘不同的是，U盘不需要驱动器，即插即用，小巧便于携带，存储容量大，还可多次反复读写。U盘的亮相，象征着移动储存新时代的来临。
但他们马上面临下一个难题——没有资金推广。他们先后找过国内几家知名大公司，但无人问津。就在他们准备放弃的时候，深圳将举办首届高交会的消息传来，他们决定去碰碰运气。
邓国顺回忆，“当时，参展报名已经接近尾声，而且没有人知道‘优盘’是个什么东西。我们几乎不抱任何希望。但高交会组委会留学生组负责人看到了我们的项目后，当即同意给我们提供免费展位，还安排了食宿，也是免费的。就是这个机遇为朗科走上开创闪存盘产业打开了大门。”
同样是1999年，以海外留学生身份回到深圳创业的张滨成立了本斯电器。为了在高交会上申请展位，张滨跑遍了组委会办公室及留学生办，最终寻到了一个不足5平方米的容身之处。“当时我们展出的产品只是一台柔巾机，那也是全球第一台全自动智能柔巾机。”就靠着这样一台小小的柔巾机，张滨在首届高交会上签订了5000万元的订货合同，挖到了第一桶金。
还是在那一年，创立仅3年的大族激光在4平方米的半个展位上展出了唯一一台激光打标机，结果一鸣惊人，当年现场交易额就达200多万元。如今，大族激光已拥有数千人的研发团队。
说起高交会效应，有人还会想起这样一个例子：东北一家工厂在首届高交会上相中了一项技术，双方一聊才发现，签约双方竟在同一个城市，相隔不过两条街。
西汉司马相如《上林赋》中将“荔枝”写作“离支”，割去枝丫之意。原来，古人已认识到，这种水果不能离开枝叶，假如连枝割下，保鲜期会加长。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果三·荔枝》〔释名〕中写道：“按白居易云：若离本枝，一日色变，三日味变。则离支之名，又或取此义也。”——深圳离不开高科技，高科技离不开高交会，犹如荔枝离不开枝叶。从这个角度看，高交会就是深圳的一棵挂满了累累硕果的“荔枝树”。
版权声明：
本专栏刊载的所有内容，版权或许可使用权均属晶报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复制或改动，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如需转载或使用，请联系晶报官方微信公号（jingbaosz）获得授权。
来源 │ 晶报APP
统筹：李岷
记者：李跃
制图：勾特
编辑：叶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