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这些平台企业创造了多少财富与就业机会，给现代生活带去了巨大的便捷，在李国华看来，其始终需要遵规守法。“对于平台经济来说，加强反垄断监管，带来的绝不是行业的‘冬天’，恰恰是更好更健康发展的新起点。”
记者│王仲昀
2020年12月21日，43岁的外卖骑手韩某伟在北京送餐时意外猝死。起初饿了么平台表示出于人道主义，只能赔偿2000元；后在舆论关注下，平台将赔偿金提高到60万元。
2021年1月11日，48岁的外卖骑手刘某在泰州“自焚讨薪”。原因是他此前被克扣工资5000元，且多次讨要未果。在被施救后，刘某从地上爬起，表示自己连命都不要了，无所谓，“我要我的血汗钱”。
自焚讨薪的外卖骑手，图源：网络
岁末年初，接连两起外卖平台负面新闻，再次引发公众关注。2021年上海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市浦东新区副区长李国华递交了一份关于加强平台企业监管的提案。
在这份最新提案中，李国华提到：“我们对本市中小商户、消费者、外卖从业人员及行业协会展开了调研，发现不仅疫情期间存在平台企业利用垄断地位的情况，长期以来各类主体均不同程度受到损害。平台企业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市场弱势群体利益，亟待引起高度重视、加大规范力度。”
李国华委员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履职以来，李国华始终关注着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早在2018年，他与其他14位委员联名提出《关于加强外送平台监管的建议》。在那之后，外卖配送有了安全搭扣，贴上了封条，食品的卫生安全有了更好保障。
如今，外卖的卫生等问题已不如前些年普遍，但随着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企业获取了更多利益的同时，不仅有些“顽疾”依旧存在，还涌现了一批新难题。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过程中，李国华也分别从骑手、商家与消费者的角度，谈到了他对已有问题的看法。
“亏钱”的商家
采访中，李国华提到提案的调研过程中外卖平台商家跟他说过一句话，“不上平台揽不到客，上平台赚不到钱”。
如何理解这句话？《新民周刊》近日采访到一位某外卖平台上的咖啡店老板万静（化名）。万静在上海徐汇区经营着一家咖啡店。店面不大，又开在白领聚集的商务楼附近，所以平日里比较依靠外卖。
万静与记者分享了其在平台上入驻一年来的各种发现。首先作为商家，必须服从平台的算法，哪怕自己“有苦说不出”。从2020年开始，在舆论影响下，平台逐步调整骑手配送时间严格要求的业态。如果骑手觉得配送距离远，或者商家出餐慢，都可以在平台上“报备”，这样平台就会给骑手更加充裕的配送时间。一旦商家频繁被“报备”出餐慢，平台算法就会将其排到店铺排行榜的后面，转而将出餐快的提到前列。
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采访中，万静发来一张截图，显示当天她总共做了50单外卖，而因为出餐慢被“报备”11单。作为一家高峰时每天能达到200单的商家，50单意味着当天店里没有太多生意。“你知道的，50单对我们来说很轻松，我们不可能出餐超时。”而“报备”一旦超过三小时，商家就再也无法通过申诉撤销，只能接受排名下降。
那为什么骑手要频繁“报备”呢？万静表示她也不清楚，可能骑手临时有事，或者只是想不那么紧张。但不管怎样，结果都是商家默默接受被“报备”。
比起排名下降，更无奈的是商家有时不得不送亏钱外卖。对万静来说，最让她头疼的就是各种补贴。补贴在消费者眼里是福利，而这些钱如今基本都由商家承担。
2020年下半年某天夜里11点，万静的咖啡店被平台拉进了超级会员红包补贴活动，当时已经睡觉的她浑然不知。等到第二天到店里做咖啡，她才发现：原来当天做的那些一单只有一杯咖啡的外卖，全部在给自己亏钱。一杯咖啡利润3到5元不等，而当天平台的活动让商家给每一单补贴6元。这样一来，如果外卖只有一杯咖啡，那万静就在亏钱。最关键的是，活动是完全没有经过她本人同意。
当然，商家们通过平台，总体上能赚钱。但现在一切规则都得由平台制定，像她这样的中小型商家完全没有议价空间，这种感觉让万静感到非常不好。
另一“吸血”之处，在于平台抽成。如今外界对于平台抽成的说法，通常认为是商家利润的20%。实际上万静表示，远没有这么简单。“平台有个东西叫保底抽成。以我店里的情况来说，保底抽成5.5元，只有在客户实际付款达到27.5元时，二者的比例才符合20%。如果有人只点一杯咖啡，他又用了各种补贴，结果只付15元，5.5/15,这抽成的比例就达到了36%。你还认为只有20%吗？”
对于这些现象，万静自己从商家角度出发，用一句话进行了概括：“外卖平台用商家的钱作为补贴，培养越来越多消费者点外卖的习惯，最终越来越多的钱进到平台的口袋。”
“裸奔”的骑手
最新的饿了么外卖骑手猝死和自焚讨薪，引起了人们对于骑手人身安全与社会保障这两方面的集中讨论。
相关报告显示，目前注册外卖骑手人数已达600万。而学界的一项最新调查发现，受访外卖骑手六成以上没有社保。有社保的骑手多为兼职，是原单位交的社保，或是骑手自行缴纳。
送餐途中猝死的外卖骑手 图源：网络
为何骑手们大多没有社保？这也和雇佣形式有关。目前外卖骑手大多与第三方机构签订“合作协议”，而非劳动合同。协议不属于劳动关系范畴，也就不存在上社保这回事。
图源：一手Video
为什么要说让骑手“裸奔”，实则是一种平台“吸血”的做法？这主要通过三方面体现：首先，如果不用给骑手购买社保，从长远角度来看，无疑给企业省下一笔巨大开销。
其次，根据此前骑手韩某伟猝死的相关报道显示，平台每天收取骑手3元服务费，而其中只有1.06元是保险费用，剩下的1.94元便进入平台口袋。考虑到现在数百万的骑手规模，这笔每人每日1.94元的服务费，平台每年即可从中获得数亿元。
最后，随着时间推移，等到现在这批数量众多的青壮年骑手慢慢变老，或是意外受伤，进到医院之后，由于他们自己没有社保，那么还得让政府与公众为之“兜底”。
对此，李国华在提案中指出，外卖小哥的社保缺失，不仅导致这一庞大人群在街头“裸奔”，更对我国社保基金可持续发展有重大影响。
被“杀熟”的消费者
目前看来，以外卖平台为例，在这一新经济形态中，消费者似乎处于相对“强势”地位：享受着外卖的便捷性，并且时不时有平台的各种补贴。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就在2020年12月14日，自媒体“漂移神父”发布文章——《我被美团会员割韭菜》。“漂移神父”表示，在开通美团外卖会员之后，一家常点的驴肉火烧店，配送费从平时的2元变为了6元。人们发现，在“大数据杀熟”已被反复提及多年后，它依旧没有消失。
图源：“漂移神父”微信公众号
花钱买会员的人，却成了平台“杀熟”的对象。对此，李国华提到，那些平台在圈占市场份额初期付出的所谓“补贴”和“福利”，最终都会从消费者身上回收。所有人都在小心翼翼地顺应平台算法，而只有平台本身，悄无声息地扩大着市场份额，不断赚取利润。
对于这些平台行为，为何目前尚未形成有效监管？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邱婕教授认为，我国虽然在相关领域已有法律，但对于新兴经济形态，在执法过程中常常存在滞后性。“饿了么骑手自焚讨薪，让很多人感慨，类似悲剧只有在多年前的农民工讨薪时看到过。而事实上，近年来随着相关法律完善，已经几乎看不到农民工讨薪难的新闻。”
因此在邱婕看来，法理上骑手讨薪和过去农民工讨薪性质相同，而前者作为当下的新问题出现，很大程度源于执法的滞后性。作为新生事物，互联网经济的治理规则，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新课题。近些年，出于呵护新产业、新业态的考虑，我国对平台企业监管一直十分审慎。
但无论这些平台企业创造了多少财富与就业机会，给现代生活带去了巨大的便捷，在李国华看来，其始终需要遵规守法。“我国已制订了《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对于平台经济来说，加强反垄断监管，带来的绝不是行业的‘冬天’，恰恰是更好更健康发展的新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