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智库建言丨善用人工智能推动高等教育学习、教学和治理变革

■赵峥 荣婷婷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如何直面改变、积极识变、主动应变，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关键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为我国借助人工智能推动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60%，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5亿，“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用户最多的国家开放课程平台。面向未来，大学需随势而动、应时而为，主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重塑高等教育格局，通过学习方式的进化、教学模式的革新以及治理结构的重构，增强高等教育综合实力，打造战略引领力量，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学习进化：从“知识积累”向“思维塑造”转变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曾指出，判断学业成功的标准不是获取特定知识，而是具备较高的批判性思维水平，能够对海量信息进行筛选、判断并作出自己的抉择。人工智能已经为大学学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学生可以更加便捷地获取既有知识和信息，从而提高学习效果。美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协会发布的《2024地平线报告：教与学版》首次增加了人工智能趋势，来自全球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百余位专家普遍对人工智能与学习的关系持乐观态度。报告研究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能够自主形成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多模态内容，帮助学生完成撰写演讲稿、总结复杂文本、制作PPT甚至撰写高质量专业论文等任务，从而减轻学习负担并激发创造力。然而，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为人服务的工具。在普通知识和技能更容易获取的时代，以批判性思维能力为代表的高阶思维能力变得更加重要。此外，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也带来了辨别错误信息的挑战，以及人际互动模式的改变，“人机对话”多于“人人交往”，可能导致学生情感孤立和社交能力下降。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核心使命。可以说，过去“知识就是力量”，现在“思维才是力量”。人工智能时代，大学需积极推动学习方式从“知识积累”向“思维塑造”转变，鼓励学生“审问、慎思、明辨”，打造创新人才的能力图谱、素质图谱，培育更多有思想、有创造力的人才。一是健全批判性思维培育机制。开设“AI素养与批判性思维”必修课程，通过案例分析、辩论工作坊等形式，提升学生识别可信来源、评估多元观点、查证同行评审、核实引用以及洞察逻辑错误的能力。二是增强高阶认知能力。创造游戏化学习、社交化学习、协同式学习、自主型学习、问题驱动式学习、项目探究型学习等新型学习应用场景，激发学生好奇心与求知欲，鼓励自我探索与同伴讨论，形成独立判断与原创性成果。三是加强社交能力培养。设计团队协作课程与线下社交活动，平衡人机互动与人际交往，避免学生因过度依赖技术而忽视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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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革新：从“被动适应”向“主动驾驭”转变

　　从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来看，大学教育经历了从精英化到大众化，再到普及化的转变。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推动了教育的跨越式发展。随着教育规模的扩张和技术迭代，大学教学领域的技术应用也经历了从经验模仿到计算机辅助，再到人工智能渗透与融合的演变。当前，以大模型为代表的新一代智能技术正在推动传统教学模式从孤立、专用向连接、共享、智能转变。其在教学设计、学习反馈和学业评估中的应用日益广泛，减少了机械性、重复性教学环节，优化了教学资源，提升了教学效率，展现出重塑教学方法和学生体验的巨大潜力。为了适应这些变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教师人工智能能力框架》从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人工智能伦理、人工智能基础与应用、人工智能与教学的融合、人工智能助力教师专业成长五个维度，明确了教师所需掌握的关键能力。欧美许多大学也开始采取策略改进教学模式，例如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通过AI分析学生的学习数据，为教师提供教学策略建议，帮助他们更好地设计课程和评估学生表现。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为教师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专门培训课程，支持教师进行教学数据的深度挖掘与综合分析。

　　在历史动态演进过程中，教师这一传统职业也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时代在“变”，而“不变”的是，适应能力强、能够主动掌握新技术的人往往比其他人更具优势。在人工智能时代，如果大学教师仅仅“被动适应”技术带来的教学设施、内容和方法的改变，不仅不利于提升教学效率和质量，还可能影响教师的情绪和心理健康。因此，大学需鼓励和支持教师“主动驾驭”人工智能技术，相信人工智能不会摧毁职业，但会改变职业，做好心智、态度和技能上的准备。一是赋能教师技术素养。通过嵌入式培训与实践反馈机制，帮助教师掌握AI工具的应用，主动适应“师—生—机”的深度交互，强化数字教学法的研究与实践，通过数据分析实现循证教学，根据学习者的行为和表现来调整和优化教学方式。二是重塑教学价值内核。通过搭建“人工智能+”平台，促进跨学科协作与同行交流，提升教学策略与方式的创造性，推动教学从“教课程”向“育思维”转变，从知识灌输走向探索引导。三是强化价值引领角色。强调人工智能技术对教师工作的“补充而非替代”理念，将教师定位为智能技术的推动者而非简单的使用者。鼓励和支持教师不仅要注重自身应用技术的示范性，更要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宗旨，加强对学生技术伦理的价值引领。

治理重构：从“技术赋能”向“治道变革”转变

　　“人工智能”的概念最早来源于大学。1956年，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计算机科学家约翰·麦卡锡、信息论创始人克劳德·香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等跨学科专家围绕“用机器模仿人类学习以及其他方面的智能”主题首次提出了人工智能的定义。半个多世纪以来，人工智能在推动大学使命实现、提升大学治理水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其广泛应用也带来了学术作弊和剽窃、个人隐私泄露、算法的系统性歧视与偏见、师生关系“异化”等诸多新的风险。同时，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还可能导致高等教育内容被部分替代，传统高等教育需求下降，大学面临资金削减和人员减少等困境。此外，目前大学科层制、等级化的组织形式虽然保障了学校运行的稳定性，但也缺乏对外部环境变迁的敏感性和自我突破的主动性，导致办学机制僵化、多方主体参与乏力和“象牙塔”里的“官僚主义”等问题仍然存在。

　　相对于应用领域的“技术赋能”，大学需要应对更加多元、复杂的风险和挑战。应重新审视自身的角色和使命，锚定建设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积极推动“治道变革”。一是做治理标准的引领者。充分利用大学的原始创新和应用场景交叉优势，在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合法、合规、合乎伦理地融入教育教学的同时，带头倡导“智能向善”，研发和推广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引领和带动人工智能治理标准建设。二是做协同治理的合作者。主动走出大学“围墙”，呼应数字经济、未来产业发展需要和社会发展期待，与企业、社会共同开发人工智能技术的产业与就业解决方案，推动教育理念、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及评价体系的全面更新，为公众提供多元化的教育机会。三是做内部治理的创新者。高度重视人工智能作为积极技术资源在推动大学自身改革方面的作用。在组织机制上，通过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整合，推动冗长的科层制转换为高效的分布式、网络化、扁平型组织结构。在常规事务治理机制上，推动大学治理的数据化、结构化、程序化，减少行政事务的冗员负担，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纠纷和矛盾。在决策治理机制上，构建多元参与、交互驱动的智能决策系统，推动资源分配、项目评审等由经验决策向“人机合作”决策转变，营造开放透明的学术生态，提升治理效能。

　　（作者单位：赵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荣婷婷，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