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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如一夜疫情来，数字化生存之花开”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最初是由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在其 1996年出版的《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提出。按照他的解释，人类生存于一个虚拟的、数字化的活动空间，在那里人们应用数字技术（信息技术）从事信息传播、交流、学习、工作等活动，这便是数字化生存。就拿当下的热词“平台”来说，以前说“平台”，大多数人认为就是指订单、资金系统或流量，其实这是狭义的；现在的“平台”，则从研发、采购、供给到生产、物流、交付、销售、反馈等全包括，全流程都是数字化。因此财经作家吴晓波称2020年为“企业深度数字化元年”。在格鲁夫看来，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让所有企业的战略几乎都无法保持长新——“面临十倍速变化，要想管理企业简直难于上青天”。特别是2020年疫情的突然而至，让包括阿里健康、微医、春雨医生等诸多互联网医疗公司纷纷进入数字化：疫情期间紧急上线在线义诊。以微医为例，微医集团透露：截至2020年3月12日21点，微医互联网总医院抗冠免费义诊专区访问量逾12，494万，集结48，456名医生在线接诊，累计提供医疗咨询服务161万人次，“相当于一家大型三甲医院80天的问诊量！”微医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制造型药企也毫不示弱，在线复工、视频会议、云培训甚至O2O药房等纷纷涌现，“忽如一夜疫情来，数字化生存之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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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倒逼药企“数字化生存”以自救事实上，即便这波疫情缺席，随着国家监管的加强、政策的挤压，加之外资药企的入场，在前有猛虎、后有群狼的内忧外患情况下，也将倒逼中国药企不得不以“数字化生存”自救之。为什么？答案是国情使然。一方面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另一方面却看病难、看病贵——医疗资源高度集中。要想突破这个瓶颈，“数字化”可谓是一剂良药。对制造型药企来说，“数字化生存”会强化其三种能力：自动化生产能力、产业链数据业务化能力和运用“数据业务化”提升效益能力。举个例子，东北制药进行了信息化、数字化建设后，其97%的凭证业务都是通过智能会计平台自动生成的；45个法人组织的72个利润中心实现了一体化管理、统一核算、财务共享；营销资金占用降低4.6亿元……经济学里有两个概念，一是由扩充带来的增长，二是由经济内部效率的提升带来的增长。数字化建设可以提升企业的经济内部效率，相当于实现了节流。如果企业再抓好“扩充带来的增长”，那么就实现了开源，节流的同时又能开源，企业想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就不是什么难题。正如马云预测：未来成功的制造业，都是用好云计算和大数据的企业。企业要追求“一切数据业务化，一切业务数据化”。在这个逻辑框架内，自动化发展成熟后，就可以帮助制造型企业的产业链的业务实现数据化，进而打通原先互不兼容的ERP（企业资源计划）、MRP（物资需求计划）系统，直至打通各个供应商、代理商、销售商间的整个通道。这一关通关后，还可以更上一层楼——实现“数据业务化”。比如：通过开放型平台，打包出售包括工艺、材料和产能的有关参数，服务整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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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数字化，可看到一个用户身上的无数标签这次疫情，让包括微医互联网总医院在内的不少医药企业嗅到了商机，尝到了甜头——时至今日，在各写字楼甚至住宅楼内的楼宇显示屏上，天天轮番轰炸的医药、医疗广告就是明证。而这一切，均离不开“成功XX背后的XX”——数字化营销模式的闪亮登场。这种崭新的营销模式，让医药企业发现了一个“高效率+低成本”的与目标客户进行直连、直通和互动的渠道，不但大大降低了传统营销模式的投入成本，而且能达到较传统营销模式更为明显的推广效果。为什么？因为数字化营销更加精准。随着海量App及各种可穿戴设备的不断应用，加之移动医疗等新技术的出现，医药企业完全可用很低的成本获得临床海量的大数据，通过对患者进行大数据分析、精细“画像”后，药企完全可以对症下药、做到对患者个体治疗过程的精准干预和个性化服务。届时，商家就会发现，数字化可以看到一个用户身上的无数标签。不过“数字化生存”毕竟来自外国，因为早在本次疫情出现之前，大部分外资药企已开始尝试数字化生存。简言之，国内医药企业目前所谓的“数字化生存”，差不多都是别人玩剩下的。因此，在新的商业环境下，医药企业要想继续获得生存权，就要把使用数字化、信息化工具当成一种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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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生存场景只一个：数字化技术+管理重构“互联网+”“+互联网”、物联网、工业制造2.0、人工智能等，其实都是“万丈高楼平地起”——“数字化”才是万丈高楼起的基础。事实上，数字化生存的场景中还有图片、视频、语音等，未来可能还有很多东西可归于数字化之列。以线上问诊为例，如果仅有实体医患连线互动，肯定效率低下。
而引入视觉技术赋能的影像学AI进行辅助诊断效率就会提高很多。简言之，就是用AR、VR等技术辅助手段辅助诊疗。当然，这又牵涉到大数据处理和自然语言识别技术等。所幸的是，已有春雨医生等医疗公司先行先试了。毕竟，只要输入的数据足够多，AI的学习能力还是相当惊人的。不过，千人千方。同一疾病，平台上A处和B处的医生给出的应对方案可能就不一样，未来患者要想更好地获得“数字化生存”，还需平台有更多的数据积累、分类、分析、调整与完善。对很多制造型医药企业来说，它们的管理模式更多还是偏于“表单+流程+考核”，体现的是19世纪泰罗的科学分工等传统管理思想。随着“数字化”的持续普及，传统型企业和非传统型企业之间的界限将逐渐模糊化——所有企业的数字化生存场景只有一个：“数字化技术+管理重构”。届时，企业组织将更加扁平化，员工自治、自流程及自创新、自反馈、自分享的场景将司空见惯，阿米巴（经营模式）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商业哲学将完全把泰罗思想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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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最高目标，尽最大努力，做最坏打算“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后疫情时代，医药企业需加大数字化的投入力度与速度。原因有二：一是数字化能力可减少企业对物质资源的依赖，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等风险；二是数字化技术可让企业获得很多宝贵的数据，使其在未来的竞争力更强大。当然，医药企业要做到数字化生存，有几句话不可忽略，即：下最大决心，树最高目标，尽最大努力，做最坏打算；小步快跑，勇于试错；及时止损，持续积累经验，让数字化生存影响到公司的方方面面。因此，将来再讨论“数字化生存”话题，已不是有没有、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企业要在所处的领域里使用数字化工具多不多、好不好的情况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眼下，包括医药企业在内的很多产业，只实现了部分业务的数字化。中国需要的是逐步培养和传播适应数字化时代的产业、新的商业管理思想及组织发展观念。毕竟，数字化改变的不仅仅是人，还有企业管理、组织及供应链、产业甚至国家经济和全球格局。虽然数字化生存还长路漫漫，但正如吴晓波所说，“这些陌生感会让这个世界变得非常新鲜、性感，而正是这些新鲜、性感和勇气，能够支撑着我们走向未来，走得更加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