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低层次的“进厂难”还是高层次的“用工荒”，都是“人岗不匹配”结构性矛盾的外化表现。背后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制造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快的大势所趋。
文：中外管理传媒 任慧媛
责任编辑：胸怀天下
人社部近日发布的2022年第四季度全国“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中，有41个属于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这似乎并不意外，因为年年招工年年难，制造业“用工荒”已经成为人们印象里的一个常态。
然而，近期招工季所呈现出来的另一面却与之大相径庭。
“不要来昆山、不要来苏州。现在不缺人，缺工作。”某社交平台上，准备或已经“提桶跑路”的打工者在以短视频的方式向外劝退。
自2月下旬以来，多条类似的消息在短视频平台上不断出现——比如，成都一家工厂300个岗位遭上千人哄抢；深圳某自行车厂工价由每小时23元降到了19元，且长白班仅10人缺口，却有300多人应聘；河南的一位中介被数十人围住，而中介手中只有1个岗位名额；就连富士康这样的用工大企业也在2月底宣布停招临时工。
这些现象，无不在向人们传递着一个声音：“用工饱和”“一岗难求”。但这一次比以往常见的大学生就业难更甚的是，之前被“各种看不上”的简单工种的“饭碗”也没那么容易端了。
一边是制造业“用工荒”，一边是打工人“进厂难”，看似是“又招又拒”前后矛盾，但透过两个表象，会发现它们包含着同一个本质。
尴尬的“三明治”夹层
招聘录取比例极低、工价下跌、各地停止招工……这虽然不能代表全国制造业的招工现状，但至少可以管窥到背后的种种原因乃至趋势。
受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各国的外贸需求纷纷减少，从2019年开始，我国出口贸易就开始出现下滑。2022年10月-12月，出口贸易更是出现了“三连跌”。有心人或许会注意到，国内各个大型贸易港口开始出现许多堆积的集装箱，这其实也是外需急剧收缩的一个表象。
与此同时，欧美发达国家为了应对产业“空心化”，展现出了强烈的产业链本土化意愿。美国的进口数据明显收缩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启动了制造业回流的计划。日本也在资助日本制造商将生产线撤出中国的“改革供应链”项目。
还有产业链结构的重新布局。电子厂、玩具车、服装厂等企业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经营成本会直接影响其选址。就目前来说，东南亚、南亚等地的建厂成本要比中国更低，所以国内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生产重心向国外转移。
要知道，目前苹果公司的大部分手表是在越南出厂。而富士康、立讯这些苹果生产链企业，也紧随其后在越南设厂，代工更多的iPad。同时，苹果还宣称要把印度作为重要的生产点，产能从现在的5%提高到25%。而富士康已经开始在印度投资建厂。如今苹果公司又重组国际业务管理层，印度首次成为苹果的自主销售区，这意味着印度市场的重要性正在日益提升。制造业产业链的转移动向由此可见一斑。
一头是外贸需求降低和欧美国家制造业产业的回流，一头是以印度、越南为代表的后发国家制造业成本优势逐步显现，中国制造业传统的低成本优势正在被蚕食。可以说，中国制造业受到了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的两头挤压，在全球产业结构中处于尴尬的“三明治”中间夹层位置。
如此背景下，中国劳工就业出现“反常”也就不难理解了。
“机器人更听话”
制造业之所以陷入用人“怪圈”，其中也饱含着诸多“被逼无奈”。最近几年，大量的年轻人宁愿送外卖、做快递员和网约车司机，也不愿意进厂“打螺丝”。
部分年轻人在高考的时候内心就已经开始排斥工科专业，原因竟然是不想下工厂。包括专门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在选择专业时，常常拈轻怕重，选择美容美发、烹饪等专业的人要明显多于学起来难度更大的机械工程专业。此前有消息称，“制造企业月薪1.4万元都招不到机械专业学生”。
网络上还流传着一条招工“鄙视链”，房产中介好过销售前台，销售前台好过农民工，农民工好过工厂工人，工厂工人处在了“鄙视链”的最低端。大量毕业生选择从事金融、法律、中介等服务行业，或者投身到互联网就业大军中，但“绝不进厂”。
如此，中国制造依靠低人力成本、海量劳动力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要想继续引领全球制造，就必须找到新的出路，而用机器换人就是其中一条路。
孔令军是国内轿车领域精锻齿轮产销量最大的供应商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他向中外管理坦言：“随着人口红利下降，企业转型升级加快，面对不容易解决的用工缺口，只好将重复性的劳动交给机器人代劳。原来一条产线需要16个工人，现在需要1-2个工人。而且机器人更‘听话’，大大缓解了一线操作工人‘用工荒’的问题。”
tcl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达了类似观点：“现在的智能制造产线，智能化、自动化越来越普及，用的工人也越来越少，一条产线只要两个人就可以。”
其实，有越来越多的工厂都进行了产业和系统升级迭代，提高了生产效率，对于基础操作工人的需求自然就会减少，之前一个车间数百人的人力密集型的低水平工业制造已经越来越少。
要知道，中国已经连续九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消费国。高工机器人产业研究所（GGII）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市场工业机器人销量达30.3万台，世界一半以上的机器人都卖到了中国，同比增长15.96%。
有人可能会说，30多万台也不算多，可机器人是不休息的，基本上可以“一个顶三个”，也就是一年能替代100万名工人，何况机器人的销量每年还保持10%以上的增长。
很显然，机器人被大规模使用后，对技能要求不高、以往工厂主力的操作岗位首先就会大量减少，且这种变革基本上无法避免。
缺的并不是人，是人才
有目共睹，中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处在了实现重大突破的历史关口，原来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传统制造业，已经或主动或被动地向技术驱动的高端制造业转型升级。随之而来的是企业对于人才需求的转变。
操作工减少，并不意味着对工人的需求减少，相反门槛会更加高。因为机器人能提高生产效率，改善质量的可靠性，为企业实现降本增效，但它终究只是机器，缺乏创造力和想象力，并不能独立进行复杂的决策，所以其取代人的功能是有限的。于是，这便催生了新的岗位，如：智能设备监控、工业机器人操作、安全检测和工业软件编程等。
孔令军谈到，高强度或枯燥重复的工作被机器人接手了，太平洋精锻目前的用工缺口变成了既懂操作又懂产线编程的高层次人才，即智能时代的产业工人，但问题是现在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又大多与企业需求脱节。
公开数据显示，中国技能人才总量超过2亿人，高技能人才已超过6000万人。但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还不到30%，与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强国能达到70%至80%相比，差距还比较大。中国技能人才的“求人倍率”（劳动力市场在一个统计周期内有效需求人数与有效求职人数之比）长期在1.5以上，高技能人才达到2以上（求人倍率小于1代表供大于求，大于1代表供小于求）。
所以，无论是低层次的“进厂难”还是高层次的“用工荒”，都是“人岗不匹配”结构性矛盾的外化表现。背后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制造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快的大势所趋。
但伴随着先进制造业遍地开花，求职打工者可以清醒地看到，单一的劳动体力输出很难再有竞争力，技能型工作却存在非常大的结构性缺口。而对于技能型工人的培训，又并非制造型企业一己之力所能完成。国家为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的一系列举措已经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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