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手艺、创意、心气
中国经济从被疫情拖到谷底，正在向上回升。
这种回升，有自然回补的因素，有政策发力的作用，更是因为有无数人，为了生计，千方百计。
上周写《谁在支撑韧性中国的底座？》，采访过广东韶关的一位餐饮行业创业者。那天我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每天工作几小时”，他回答：“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上班在做单，下班也想着怎么做，还要学。除了吃饭、睡觉，都在工作，连做梦都在想工作的事。”
瞬间觉得，自己面临的压力简直算不上压力。
这个叫阿立的小伙子今年29岁。前几天他微信我，说在疫情状态下，相比大型餐饮的倒闭，刚需型的小餐饮反而发展得更好更迅速。首先是得益于小餐饮抗风险能力强，其次是目前中国人基本上都实现了“奶茶自由小吃自由”，并渐渐变成了刚需，所以在一些疫情不太严重的地区，很多小餐饮都如雨后春笋般开店。
阿立团队开过茶餐厅、咖啡店和烘焙房。他们的最新尝试是：看看一间月租1500元、只有8个很挤桌位的社区泰国菜小餐饮店，到底可以有多少种玩法。“目前测试了一周，日营业额从100多元增长到2800元多，感触最深的是大家都在说经济下行，谨慎消费，但在衣食住行的一些刚需上是无法不消费的。这同时改变了我们对未来开店的店型的一些想法，未来大部分都应该以‘小船好调头’的形式去做。”
“船小好掉头”，这和现在流行的创业观——去中心化、分布式、DAO（去中心化自治组织）、MVP（最小可行性产品）很吻合。创业不是无所不包、一蹴而就，而首先要专注于为某一小群的客户提供足够价值，看自己的新产品是否解决了一个其他产品尚未解决的问题，是否有客户愿意付费。如果最小可行性产品成立，再转向最小适销产品（MMP），真正上路。
精益创业的经典著作《四步创业法》说，验证各种观点是否正确的重要途径就是与真实的客户交流，咨询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然后解释你的产品如何帮助他们解决需求。“需要注意的是，客户访谈应该着眼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是向受访者推销产品。”
精益创业的一个经典案例，是美国云存储服务提供商Dropbox（多宝箱）的创始人安德鲁·休斯顿。2007年他意识到在不同的设备之间传输和保存个人文件很麻烦，平时可以用U盘，但出个远门或忘带U盘，就无法查看个人文件。于是想到开发一个云盘。他没有在第一时间写代码、开发产品，而是用纸片做了一个视频来讲解，这其实就是最小可行性产品。视频播放后，大家很欢迎，不少人对这个尚未面世的产品表达了付费意愿。看到反馈，他才做出了真正可用的Dropbox。
疫情封控几个月，情绪不可能不受影响，没想到阿立的几句话让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世事难料，风雨无常，人生不能把所有希望都押在一家店上。只要自己有手艺，有创意，有顾客喜欢，这家店开不下去，那就再去开新店，做新菜。比手艺、创意更重要的还是心气（《心气不能丢》）。
2、给古老的东方注入新的能量
最近新东方旗下的东方甄选火了，我向俞敏洪表示祝贺，他回复：“走到哪里算哪里。”
东方甄选刚启动时，我说他代表了可贵的企业家精神。他回复：“哪敢，就是做点应该做的。”
他自己的公众号文章说，做东方甄选很难说是一个战略，事情做成了就是战略，做不成再大的战略也没用，“东方甄选最多就是在摸索一条出路”。
有人说改革开放是“两论”起家，即猫论（“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和摸论（“摸着石头过河”）。强调的都是实践论而不是先验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出路都是在市场和实践中探索出来的。
实践出真知。东方甄选之所以大火，偶然中还是有一定必然。
首先，如俞敏洪所说，要坚持做为社会带来好处的事，做对的事；
其次，做的方式要有独特的价值。新东方老师的讲述方式，特别是董宇辉的激情随性演绎，就提供了这样的价值；
最后，还要有点运气。按俞敏洪对团队的要求，是“急事慢做，不急不慢把这个平台做大”，没想到6月10日早上有个网友看了董宇辉的直播，随手截屏了一段近两分钟的视频，转发到朋友圈，一下子形成病毒式传播，当晚进入直播间的网友是平时的N倍。现在进东方甄选直播间的人已经超过了老俞自己的抖音直播间。
坚持用有价值的方式做对社会有价值的事情。这是新东方人的精神之一。
前不久一个周六下午，老俞在暴雨来临前走进奥森公园，内心有一种声音在召唤，想去暴雨中狂奔一次。他写道：“在暴雨中，我在无人的路上奔走，任由如注的大雨浇灌我的身体，滋润我的内心。我一边奔跑，一边大笑，一边大笑，又一边大哭。直到暴雨戛然而止，而我也复归于平静。人生也许就是这样，只有经历了风雨的洗礼，才有资格说我不在乎。”
风雨洗礼，我不在乎。这是新东方人的精神之二。
我的老乡、高途（前身是“跟谁学”）创始人陈向东，也是新东方人，在新东方干过15年，曾担任过新东方执行总裁。2014年离职创办了“跟谁学”。高途市值最高时有380多亿美元，去年7月“双减”，不能再做K12教培，只能裁员，剥离K12，市值现在剩下不到5亿美元，超过98%的市值都不见了。公司账上的现金比市值还多。
如果你有100万财富，突然只剩下不到2万，能不能受得住？
陈向东没有倒下，而是迅速带领团队转向大学生和成人教育、素质教育、职业教育等，尽管收入大减，但最近两个季度都实现了盈利，活了下来。他说，糟糕的日子也是黄金一样的运气，“每一个糟糕的日子都是在锻炼你，都是在帮你挑选人才，纯净文化，历练你的战略方向和战略定力，这很美妙”。
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陈向东还反思了当年的在线教育营销大战。“当你看到路牌、灯箱、电视、户外、电梯全都是教育广告的时候，那肯定是错了。”他还说：“8年前刚创业的时候，要人没人要钱没钱，商业模式不确定。现在账上有30多亿现金，有很多优秀人才，有明确的商业模式，大量资本逃离教育行业，不再瞎搅局，现在是静下心来做教育的黄金时刻。”
可能有些人觉得陈向东有点阿Q精神，即在任何情况下都觉得自己是“胜利者”。但他的定力并非无中生有，他的积极也不是镜花水月。他看到的是，“14亿中国人对教育的需求永远存在”，一个为教育而生的组织永远都有发展机会。
以积极的心态，做确定的事情。这是新东方人的精神之三。
这两天我看到，母婴类社区平台“宝宝树”创始人王怀南又创业了。这位曾任麦肯锡、宝洁、雅虎、谷歌在中国的高管，“谷歌”中文名称的创作者，现在正用DTC（直接面对消费者）方式，为中老年人群设计研发新消费品。他们的第一个产品是适合中老年足部变化的舒适鞋。作为董事长的他自己亲自卖鞋，为的是亲自研究用户行为。
王怀南再创业的具体方向，是2019年“宝宝树”上市不久，他父亲得了癌症，在陪伴父亲的过程中，他觉得没有什么值得给老人买的东西，比如冬天没有一双在外面走得舒服保暖的鞋。这是被忽视但数量巨大的一群人。他想到了“银发赛道”。
创业是一种不会停滞的精神气质。在接受《每日人物》采访时，王怀南说，我不愿意退休，不愿意去做投资，“我发现我是一个喜欢躬身入局的人，是一个喜欢在乱中寻找方向的人，是一个喜欢在创业中找到感觉的人。”
就像当年雷军抓住了智能手机时代开启时的理工男发烧友赛道，希望王怀南能用互联网积累的经验和打法，为中国银发族提供让他们舒服和惊喜的好产品。
老俞今年60岁，陈向东今年51岁，王怀南今年55岁，在改革开放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代人，也在给古老的东方赋予新的能量。想唱就唱，要唱的响亮。想创就创，只要真的想创。
3、新的黄金时刻在哪里？
陈向东说，现在是静下心来做教育的黄金时刻。
黄金时刻、黄金时代的说法，似乎已经久违了。
多年前，很多行业都说自己处在黄金时代，有一种遍地捡钱的生气与躁动。那时也确实红利滚滚，胆子越大越成功。而这几年，风云变幻风雨交加，好像除了做上游生产资料的，做海运的，做疫苗核酸的，做什么都难赚钱。新经济创始人们也越来越沉默不语。而至暗时刻、黑铁时代等词汇，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我从不回避问题，也尽可能反映问题，但我也看到，坚持生产性创新的企业，无论是龙头、基石、标杆，还是隐形冠军和专精特新，今天都在乘风破浪。
我去深圳迈瑞医疗调研过，在其2018年年报卷首致股东信中这样判断—— “如果说2018年之前的10年是国内药品产业发展的黄金十年，那么我们可以说2018年开启了国内医疗器械产业的黄金十年”。
迈瑞董事长李西廷说，如果说迈瑞的发展在上一个十年靠“性价比红利”，这一个十年靠领先行业的“工程师红利”和“品牌红利”，那么引领未来“黄金十年”的必定是“创新成长红利”。
最近秦朔朋友圈和多家知名创投机构联络，希望从微观投资层面探寻中国经济的新黄金时刻。在启明创投支持下，我们已经调研了医疗健康领域的六七家公司，都有一种如日方生的蓬勃感。有一家专注于高发癌症居家早筛的公司，诺辉健康，2015年创立，2021年在香港上市。他们的创始人之一说，迄今最有成就感的那一刻，是他们的产品“常卫清”获得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注册证，这是中国首个也是目前唯一的癌症早筛产品注册证。还有一家企业告诉我们，他们已经获得的政府资助达7000多万元。
像这样的“中国创造”，政策支持，风投和资本市场支持，产品充满潜力，他们所感到的就是黄金时刻。
上周我在一个在线会议上听博世（中国）总裁陈玉东说，供应链已经基本正常，复工复产形势不错，特别是员工不用再闭环生产，可以居家了。5月全国汽车销量为负增长，1-5月负10%左右。但由于牌照的增加，税收的减免，加上芯片限制情况的改善（5月芯片满足率低于50%，下半年估计恢复到70%，明年更好），如果不再有大的疫情，汽车业下半年会实现正增长。
博世中国市场的销售额有1300亿左右，有5万多员工，他们会继续扎根深耕。我有些好奇的是听到博世通过创投方式，已经投资了多家在电气化、自动化、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等领域以及产业链上下游的本土初创企业，例如镁伽机器人、华大北斗、主线科技、驭势科技、锱云科技、四维智联。
这6家企业，除了驭势科技，我统统没有听说过。于是花了点时间，逐一浏览了其官网，有一个初步的印象。
他们全都成立于2016-2018年；全是高科技创新企业；全都有专利技术；全都有风险资本支持；创始人清一色名校、海归、名企背景，如驭势科技创始人吴甘沙曾是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首席工程师，锱云科技创始人张澄宇曾是德国博世的供应链和车联网资深顾问；研发人员占比很高，如镁伽机器人占60%；不少企业还有院士一级加持，如孙家栋院士领衔的专家工作站落户华大北斗，李德毅院士是主线科技的首席科学家。
隐隐约约觉得，中国产业的高精尖时代正悄悄到来。
必须承认，由于收缩性政策的叠加，造成一些行业总感到前途不明。但在不少新赛道，灿烂的阳光下，新一代创业者正在很高的起点上策马扬鞭。如果环境继续友好化并保持稳定，用不了几年光景，中国企业家的战阵里，今天留下的那些空白，都将被填满。
4、“生财有大道”
中国经济需要一次新的激活，如本文所列，一些激活正在发生。
同一片天空下有着不同的空间。有的刮风下雨，有的生气盎然，有的绝处逢生。
从普通城市的餐饮创业者，到俞敏洪一代，到新的高精尖创业力量，在见证了这些之后，我也想到了一些宏观问题。一个经济体要实现长期繁荣，的确不易，但大道至简，道理也不复杂。
《大学》里说，“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我愿意这样解释，一个社会中有更多的创造价值、创造财富的人，这样的比例很高，而吃白饭、食利、无业晃荡、无端消耗的比例很低；从事生产的人总有一种紧迫感，勤快，不懒散，而在消费上则量入为出、不过度，这样的社会就会财富滚滚来。
在现代经济学看来，通过以市场为导向、以法治为保障的制度变革，实现更好的资源配置，激发创造的积极性；通过创新，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才是一个经济体人均收入不断增加，最根本也最可靠的路径。
如果举国上下，我们珍惜和保护那些创造的力量，就像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如果形成这样的普遍自觉，何愁没有出路，没有活力，没有创新？
国际比较也可以深化我们的认识。最近重读《战后日本经济史——从喧嚣到沉寂的70年》（野口悠纪雄著），有两点印象特别深刻。
一是作者提到，“到70年代为止，日本人基本上都是信奉‘劳动致富’这个原则的。日本经济得以增长，也是因为日本人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增加了社会可利用资源的总量。如果不劳而获的人越来越多，就说明社会正在走向错误的方向。80年代泡沫经济时期，就属于这种情况”。作者还指出，“实施金融缓和政策，促进日元贬值，就可以抬高股价，不辛勤劳动也能获得财富”，这种观点也是谬误。
二是作者通过反思日本1940年战时体制（即统制体制）的利弊提出，“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是多一点好，还是少一点好”，这个问题的答案因时代条件的不同而不同。特别是要受到技术的影响。1970年之前的技术有利于重厚长大型、垂直一体化的生产方式，国家干预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因此是适合这一时代的。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技术需要市场化发展。新兴产业是在市场竞争中产生的，而不是在政府的指导和保护下诞生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IT领域的新兴产业引领了美国经济发展，这些企业并非在政府的指导下诞生，而是经过市场的洗礼而产生的。因此1940年体制中的政府干预型经济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经济环境里失去了效力。
从这样的视角看，日本的失落，要从创业环境和创业精神方面找原因。
估计我在写下一篇“大视野”的时候，人还无法到外地调研。疫情导致上海机场5月国内飞机的起降仅245架次，同比下降98.58%，国内旅客吞吐量只有1.39万人次，同比下降99.64%。你可以设想这些数字背后的经济含义。所以我和每个上海市民一样期盼全面的正常化，和中国融为一体，和世界融为一体。
不开放，我们也无法彻底拒绝停滞。
梁启超说“无负今日”，法华经里说“日拱一卒，功不唐捐”。若上上下下都能有此态度，则追求繁荣拒绝衰退，追求进步拒绝停滞，就是可以期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