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论坛在上海举行，本次论坛由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主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总站、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政府、上海市金融学会联合主办。
交通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刘珺出席论坛并在“新形势下的世界经济与金融展望”主题演讲环节中发表了看法，他认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之路一定是极其复杂、极其曲折的，需要面对全球复杂经济形势的同时，还要基于数据和事件进行系统性的辨析，注意重要变化的趋势性特征。
面临多重复杂因素
刘珺认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一定是一个复杂多维的进程。“全球经济从未如此复杂，内因外因的变化和相互作用从未如此超出预期”。
刘珺从四个方面阐述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复杂性：
其一，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重塑第四次产业革命，全要素生产力的技术要素成为生产力提升的重中之重，并且经济结构的复杂性和精确性要求前所未有。
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前，资本是所有工业革命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掌握资本就有话语权。下一步，科技的话语权会上升，而ESG中的很多诉求自然而然地就会得到体现，资本的作用就会下降。
刘珺称，工业经济和数字经济的精度差异不是一个数量差，而是一个维度差。他认为，数字经济为代表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即便不是对此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全然质变，一定也是“量变”与“质变”兼而有之，且质变趋于显著，经济也进入了全新范式。
其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百年未遇之大疫情”，“双百年”的历史纵深叠加现实的宽度，作用于经济的方向和力度，难以准确计算，且几乎无法进行前瞻预测。三级叠加以及三重压力，也就是需求的收缩、供给的冲击和预期的转弱，对经济运行简单计算至少是近20倍乘数效应的影响。这种经济运行超出矩阵式的复杂变化并非中国独有，也是全球经济必须共同要面对的现实存在。
其三，经济问题的动因并非经济，甚至经济现象的表征下也不是经济。约瑟夫·熊彼特说过：“没有什么事是纯粹经济的，其他维度永远存在，且往往更为重要。”瑞典的经济学家缪尔达尔说过：“没有纯粹的经济问题，只有问题。”
刘珺认为，将上述两者的表达反观现在的宏观经济发展会发现，除了当前形势下的全球减贫、能源和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安全、气候变化等常变量之外，美国对中国的脱钩断链、病毒变异中的新冠疫情、俄乌冲突、欧洲的政治右倾、美国内政极端化，这些中短变量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的严峻形势，经济问题与政治、社会、军事、外交、生态等领域的问题融合并相互作用，使得经济问题成为一个多重的问题系统和多维矛盾系统的一种显性表达。
其四，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生产力进行了全新的诠释，印证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但科技对劳动和生产力三要素的重构是一种突破性的变化，影响的是非线性和全周期的。
科技更多反映劳动者的智力维度而非体力维度，人是科技的创造者和实践者，科技对生产力的作用，贯穿于人自身、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这三者是生产力三要素，其作用的机制又增加了一个虚拟维度，也就是元宇宙。
面临多重重要变化
刘珺表示，基于数据和事件进行系统性的辨析，以下重要变化有一定的趋势性特征：
变化一，科技演进的定律被实践进一步调教，并与经典理论实现交互作用下的再抽象和再深化。
以“数据+算力+算法”为底座的数字经济，对经典的边际效用递减理论实现先证明再超越，证明的部分是基于原有的假设和单一的范畴，超越的部分是范式变迁和多重范畴的跨界交叉，摩尔定律边际效应的维度内递减和跨维度增进并行不悖。这就是典型的例证。
“大家一定要认识到科学的边界一旦被打破，颠覆性的成果出现的概率就会更大。”刘珺指出，随着人类探索未知的能力越来越强，将来金融行业会面临跨界打击，原有的核心竞争力将荡然无存。
变化二，数字经济对GDP增速有所下拉，基于量的经济增长自然减速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基于工业经济的技术体系和发展逻辑几乎被用到了极致。新的经济与线下的生产消费不再是流程的两端，互联经济、共享经济、零工经济等以及随之而来的去中介化，都在生产、消费的链条变短和效率提升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生产要素以更快的速度、更有效率地进行链接，以及生产、消费中不必要的环节减少甚至去除，使GDP增长的程序节点在变少，对传统意义的增速有一定的下拉作用。新的支柱产业在产生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之前，传统意义的增长有自然减速的内在必然性。
现代经济跟过去的传统工业经济不一样，生产消费在过去是线性，而现在是矩阵式，甚至是一个多维组合的方式。发达经济体在经济领域取得的进步和形成的经验能让后来者迅速学习。后来者在新技术的产业化、规模化和社会性上，更充分体现出维度差和效用差的后发优势，先发优势和后发优势的双螺旋上升，实现了以更快速度、更广泛、更大深度提升人类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单纯的GDP增速或许可能不再是我们唯一追求的目标”。
变化三，产业政策走向前台，政府看得见的手频繁动作。有纵向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也有横向环境发展的产业政策，这两种也被认为是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日本经济腾飞的重要动力。发达经济体作为产业政策的鼻祖，在运用上更加轻车熟路，比如，欧盟8000亿欧元的“新冠复苏基金”，帮助欧盟成员国应对疫情的冲击。美国在2022年推出了《降低通货膨胀法案》，还推出了《芯片与科学法案》，着眼于确保美国在半导体产业链以及相关领域的绝对领导地位。
“大国合作和全球协调是人间正道，因为科技的下一步发展越来越复杂，靠一己之力支撑科技发展的这种概率会越来越小。”刘珺表示。
变化四，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货币现象，但是本轮的通货膨胀本质上并非是货币问题。大家都了解弗里德曼的那句话，说“通货膨胀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货币现象”，但是这次大家观察，通胀本身似乎远非货币现象能够解释，经济活动本身还包括了公共卫生事件、地缘政治冲突、意识形态决裂等一系列经济动因。
传统的应对通胀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在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左右互搏下已然效果大减，逆周期货币政策的作用力被逆全球化的反作用力，一定程度上对冲了。
通货膨胀高起和经济增长转弱的两难困局，在非经济因素离场前肯定不会显著改变，更不会彻底解决，而势必要回到全球分工的轨道上。从紧致耦合的供应链效率视角，向兼顾韧性和自我修复能力的新供应链体系跃迁，有增长的经济是解决其他矛盾和冲突的前提，而不应该是代价。
“经济增长是第一性，其他的问题是第二性，最大的风险是经济不增长、不发展。如果解决了大的矛盾，其他的次要矛盾才可能顺势被化解掉。”刘珺表示。
变化五，科技的作用已经超越了技术的域限，成为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驱动力。科技创新作用已经超越技术边界，并通过系统化、集成化的方式，塑造近乎一切产业和人类活动。主要新能源与传统能源在成本效益上逐渐可比，极大降低了能源绿色转型的不经济。
“如果新能源的价格降到跟传统能源可比，我相信这种转型就变成顺势而为了，否则就是逆水行舟。”刘珺表示。
变化六，制造业重塑，使得生产力的瓶颈不再显著，需求成为繁荣的前提性变量。
刘珺认为，产能不足已经让位于产能过剩，即使是供给侧结构性的问题，技术和产业的解决方案均能在一定时间内具备实际操作的条件。数字经济的智能化、工业互联网、5G和3D打印等新技术更是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
数字化的驱动下使生产效率不断挑战原有的记录，而需求作为相对慢的变量，其作用越来越显著。需求不仅是牵引供给，而且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定义供给。但需求要基于收入的缓慢增长以及预期的持续稳定，如果缺乏这两个要素，需求很难被拉动。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之路一定是极其复杂、极其曲折的，但我还是坚信全球化的大方向并没有被逆转。”刘珺表示。他认为，全球化1.0是以增长为目标，以效率为特征的生产过程，全球化2.0一定会在生产和分配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中实现新的帕累托改进。
责任编辑：陈偲 毕丹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