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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转型中国
泰伯网 刘小贤 | 文
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中，总能找到瘟疫存在过的痕迹。
在罗马，最知名的景点之一是圣天使堡，为了对抗肆虐欧洲的黑死病，教皇在堡顶放置大天使像，大天使将剑入鞒，象征着上帝收起了怒气，不再降罚于人世。
罗马圣天使堡（Castel Sant’Angelo）上的天使长雕像
在中国，虽然2010年小汤山非典医院已被拆除，但已然成为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当今武汉，“火神山”、“雷神山”两座疫时医院即将拔地而起。火神山名称来源于楚人是火神祝融的后代，同时人的肺部五行属金，火克金正驱瘟神。雷神山则是取雷神惩罚罪恶之意。
这就是瘟疫。它不光是疾病，它还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政治，更是一种权利。
飘荡欧洲上空500年之久的幽灵
1347年一年，一位名叫博卡奇奥的意大利佛罗伦萨人在记录中写道：一些人开始染上怪病。最初症状是腹股沟或腋下的淋巴有肿块，染病后，几乎所有的患者都会在3天内死去。由于死者皮肤会出现青黑色的斑块，因此当时也被称为黑死病。
黑死病患者的淋巴肿块
病起有源。现在公认的说法，黑死病（即腺鼠疫）被认为是蒙古帝国军队西征欧洲带来的。当时一艘从克里米亚（属蒙古金帐汗国）途径黑海前往墨西拿（意大利）的船只，为西欧带来了他们毫不了解的被感染的黑鼠和跳蚤。
黑死病由克里米亚途经黑海传播至墨西拿
作为地中海贸易线路的中心，意大利成为了黑死病侵入欧洲的第一块土地。然后是威尼斯，紧接着是法国、西班牙和英格兰……当时的欧洲卫生极差，大街上四溢着脏水和粪便，到处都是垃圾和杂物——俨然是老鼠的天堂。
在这样的环境下，加上这一波黑死病高达30%的死亡率，短短四年内，死亡人数达欧亚大陆人口的一半。
紧接着，黑死病如同幽灵一样游荡在整个欧洲上方整整五百年，从莫斯科到伦敦，毒力忽小忽大。这期间几乎每代人都难逃厄运，直到18世纪中期才逐渐消退。
这场黑死病，深刻地改变了欧洲人口结构、宗教和文化。所造成的恐怖只有两次世界大战才可与之比拟。
来自动物的“危险礼物”
黑死病前的欧洲日益发展，经济发达，居民朝着城市流动，人口日益增多。
这也印证了一点：瘟疫喜欢那些人口聚集程度高的地区。
然而这也不禁产生一个疑问，在人口没有足够密集时，这些疾病在哪？
对于黑死病而言，这些疾病潜藏在中亚大陆的老鼠之中。越来越多的细菌分子研究也说明，在这些细菌、病毒在人类社会中传播前，它们早就在群居动物之中流行开来，只不过，它们一直在“等待”着一个机会进入人类社会。
例如，麻疹病毒和牛瘟病毒有着非常相近的亲缘关系。这种牛瘟病毒很容易从牛转移到人体内，随后进行了某种更适合人际传播的演变，从而变成麻疹病毒。虽然这一系列变化并不轻易发生——但鉴于人类和牛长达9000年的亲密关系，这种转变的发生几乎是一种必然。
类似的，肺结核、天花也都是牛给人类的“致命礼物”，流感、百日咳则是来自猪和狗。而包括鸡鸭在内的禽类，则为人类带来了恶性疟疾。
也因此，越是在跟人类关系亲密的动物中流行的疾病，越是有可能影响人类。而对于野生动物而言，虽然它们身上携带的未知病毒可能绝大多数对人类毫无影响，但是由于它们身上携带的病毒种类繁多且人类未知，有些病毒就会“不幸”（当然从病毒的角度而言是幸运的）进入人类社会，迅速完成动物到人类的传播，同时进化出人际传播能力，并对人类社会造成巨大危害。
本次武汉冠肺发源地就是一处野生动物交易场所
兔热病、埃博拉、艾滋病……都是野生动物送给人类的“危险礼物”。
被挑战的古代医学
黑死病进入欧洲前，统治整个西方世界的医学理论是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公元前370）的“体液论”。
体液论认为，人体内有四种液体，分别掌控着冷、热、干、湿的属性。它们贯穿于整个人生，在体内自然形成，对健康和疾病起很大的作用。它们在体内不断地消耗，又不断地产生，保持着一定的平衡状态。一旦平衡受损，人就会生病。
虽然这样的理论现在听上去并不科学。但要知道，在这之前，人们把疾病视作上帝的惩罚，只能用祷告来实现救赎。而从希波克拉底开始，人们不再将生病归因为神明，而是归因为客观世界的因果。这在哲学层面上，带动了现代医学的发展。正是因此，一代又一代的医学生才会念着希波克拉底誓言走上行医之路。
然而，“体液论”在黑死病期间受到了巨大的地位挑战。虽然现在人们明确了黑死病来源于老鼠。但当时的医生们尚且没有能力发现黑死病和老鼠、跳蚤之间的关系。
大流行初期，主流医学界还是沿着“体液论”理论进行分析和治疗。然而，“体液论”很难全面地解释鼠疫，例如大量的人群怎么可能在几乎完全相同的时间内经历同样的体液不平衡呢？
但体液论的追随者仍然找到一种解释。由于导致体液失衡的因素中包括环境的变化，他们就将这种环境上的变化归咎为“瘴气”。由于土壤或附近沼泽以及湿地中腐烂的有机物引发的致命发酵，导致某一地区的空气“腐败”。当大量易感人群吸入或通过皮肤毛孔吸收这种毒物时，人们就会生病。
因此，一直到18世纪之前，医生们还在用体液论来处理黑死病。他们帮助患者排出所谓的有毒的体液。而且由于患者本身就会呕吐、拉肚或者出汗，因此他们也更加坚信自己的行为只是进一步帮助患者排出有毒体液。
因此，放血疗法在当时大行其道。同样被用于治疗的还有开具一些泻药以及催吐药，或者给患者穿上厚重的衣服以促进排汗。同时，有的医生还会挑破肿大的淋巴结，直接排出毒素。白兰地和鸦片也被用于治疗。
不出意料，这种治疗方式并不能起到治疗作用，不仅如此，参与治疗的医生、神父和旁观者也大批死亡。
防疫与权利演变
然而在充满偏见的隔离外，城市管理者们也确实在一次又一次的黑死病中摸索出了真正有组织的公共卫生应对方法。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这些方法不断被完善，直到人类首次战胜传染病。
城市管理者首先意识到，在瘟疫流行期间，卫生治理需要动用权限极高的权利。因此，各地成立了卫生治安官（有些类似于区域长官）或是卫生委员会（也有的叫卫生局）。
这些机构平时也许并不是权力机构，但在瘟疫来袭时，这些机构通常拥有包括立法权在内的极为特殊的权利。甚至在一些地方，在这些机构附近会架起绞刑台——以此提醒市民这些机构甚至有权处死市民。
另一个措施是限制人口流动。采取检疫隔离的办法，限时鼠疫流行区的人们到非流行区。包括派大量的士兵把守城门，甚至会强行向冲击防线的人群射击。
还有对病人的隔离，在欧洲会建立“检疫站”，用以将病人与外界隔离。在笛福的小说中也有描述，病人和家人只能在自己家中，禁止外出。门外会有士兵把守。这些措施都不如“群体检疫”极端，病人周围社区的每一个人都要在家待40天，外面有守卫防止人员外出。
威尼斯的poveglia防疫站
同时，疫时卫生机构还有权控制市场供应，以确保物资的充足。
虽然，这其中的一些措施虽然与现代疾控措施相近，但是有本质差别。例如欧洲中世纪的检疫站，与其说是防疫站，不如说是患者迎接死亡的“集中营”。因为患者在这里不会接受任何的治疗，等待他们的只有死神的来临。区别于此，现代防疫措施虽然也会对疫区和患者隔离，但同时会对其投入更集中的医疗资源，以达到对疾病的治愈。
而在家中隔离，借由现代科技技术的发展，远程诊断和建议治疗也存在可能性。正如美国在2003年SARS期间描述的那样：多伦多的很多市民被隔离在家，闲来无事，去读平时没空看的笛福的《瘟疫年纪事》 。
因此，总的来说，欧洲中世纪的防疫雏形虽然行之有效，但是也是冷血、残酷且容易引发恐慌的。
甚至在恐慌之下，严苛的防疫制度反而更有利于疫情的蔓延。这些措施引发各种反弹，包括暴力反抗、骚乱以及社会形势的紧张。以及在疫情前期大量人员的出逃，都会对疫情的控制起到相反作用。
傲慢与偏见
不管是贫民还是神父，不管是医生还是商人，都无法在鼠疫中幸免于难。
《十日谈》的作者薄伽丘这样描述1348年的佛罗伦萨：
“让我们忘掉那些纷纷逃离的公民吧，邻里之间再也不互相关心，父母和亲属之间也不互相拜访，他们彻底被各方遗弃了，这种苦难刺穿了人们的心。如此骇人的恐惧啊！手足之间相互抛弃，叔叔抛弃侄子，姐妹抛弃兄弟，妻子抛弃丈夫。最可怕、最难以置信的，父母双亲遗弃了他们的孩子，就好像那孩子从来不属于他们。至于为什么，显而易见，难以数计的男人和女人患病，除了极个别人，朋友不能给他们救济，还得忍受仆人的贪婪。”
《十日谈》中描述的欧洲惨象
然而在宗教中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瘟疫是上帝向有罪之人发起的惩罚。因此，所谓的“有罪之人”就进入了人们攻击的视野。
首先是妓女。很多地方围捕、驱逐她们，同时查封妓院。其次是异教徒和宗教反对派、犹太人和吉普赛人，这些都极大地攻击了外来人口。罪大恶极的还有女巫和麻风病人。
同时，穷人和富人也被视为受上帝青睐的不同而被区别对待。当时，整个欧洲城镇人都不与外地人来往，同时围捕并且流放城里的“不良分子”。甚至在一些地方，对这些人开展屠杀。石刑，私刑，或者是绑在柱子上烧死。因此，很多种族清洗也是以瘟疫防治的名义进行。
在近代卫生防疫中，这样的偏见仍然存在。一些国家、地区甚至个人，除了被客观的强制隔离，在文化上还要因疾病被社会加以偏见。
为了防止这样的负面影响，在一些国家，法律要求对公民的信息加以保护。然而在流行病肆虐之时，不加任何拖延地公开信息又是必需的。为了应对这样的矛盾，现在国际上主流的做法是，要公开那些重要的与公共出行卫生相关的信息需要公开（例如感染者乘坐的车次），但应该尽量保护相关人的身份，尤其是避免包含任何唯一可识别的特征（例如姓名，身份证号，指纹或电话号码）。否则不仅会带来经济损害，例如失业，保险或住房损失，而且会造成社会和心理损害。
例如，在当下正在我国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日本在公布信息时不会公布确诊患者的国籍，而是写“居住在武汉市的旅客”，同时对此的解释是“国籍与疫情二次扩散无关，我们要尊重患者，因此不公布国籍”。北京在公布确诊患者时，也选择了“外地来京”这样的措辞。
偃旗息鼓
上面描述的欧洲可怖景象，从1374后的五百年中，几乎每一代都要重复一次，甚至每个世纪都要有一次横跨欧洲的大流行。然而共同点是，瘟疫在爆发地肆虐数月后，疫情就会缓解，然后离开。正如那句诗——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
也许澳大利亚的另一种病毒会带来启发。
9世纪，有人将欧洲兔进入澳大利亚。这个无意的举动，导致欧洲兔在澳大利亚泛滥成灾。为了解决澳洲大陆的兔灾，人们在1950年将一种黏液病毒引入澳大利亚。
第一年，这种病毒在被感染的兔子中造成了让澳大利亚农民满意的死亡率（99.8%）。然而，第二年被感染兔子的死亡率就下降到了90%，最后下降到25%。可以说，利用病毒杀死整个大陆泛滥的兔子的愿望彻底落空了。
为什么最凶猛的病毒也会失效？
从一个无法完全被科学论证的角度出发——即从病毒自身角度出发看待它的利益。如果病毒以很快的速度杀死它的全部宿主，那么它也会很快灭绝，这并不符合它的生存策略。
因此病毒通常也会改变策略，尽可能少杀死一些兔子；如果一定要杀死，那么就让它在死之前尽量活得久一些。它的策略是降低自身毒性，以让更多的宿主活下来。
这样的情况在梅毒上也同样适用。在1495年它刚刚被记载时，脓疮遍布患者全身，脸上的肉会一片片脱落，患者不到几个月就会死亡。然而到了1546年，梅毒的症状就已经跟今天相差无几了，病情发展缓慢，而且通常是生殖器的症状更严重，这是为了确保病毒能更方便地传播。
而黑死病虽然毒性忽大忽小，但也呈现出周期性的消失。从原因分析，也许是由于所有易感群体都已经死亡，但从病毒自身的生存策略来看，它只是在等候宿主繁衍，以等待下一次爆发。
不知道病毒的这种生存策略对人类而言究竟是好是坏。好的一方面显而易见——也许不出几个月，瘟疫自然而然地就会消失。但坏的一方面就是，也许正当人类兴高采烈地宣布战役胜利之时，它只是潜伏在世界上某种野生动物体内，也许是在等待着某一次变异，也许是在等待宿主社会的放松警惕。到那时，它又会再次出现，为祸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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