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飞船还是航天飞机——解决重大分歧的中国办法_

我国的载人航天，是使用航天飞机，还是宇宙飞船？这个重大问题的决策过程。

当时，“机派”和“船派”理由都很充足，双方激烈争论，领导也难以定夺。最终，我国的载人航天飞行使用的是宇宙飞船——神舟系列。那么，这个重大分歧是怎么解决的呢？“船派”是怎么取得胜利的呢？

回顾这个过程，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决策过程，充分显示了解决重大分歧的中国式办法，其中包含了很多现实智慧，相信对大家很有启发。

今天就来说说这个过程。

1970年代，我国曾经研究过载人航天，有了初步方案，名为曙光号飞船。虽然有了初步方案，但当时经济、技术、工业制造等多方面的能力差距较大，难以深入推进。中央批示：先把地球上的事情搞好，地球外的事往后放放。

中国载人航天的真正启动，是在1985年。当时美国提出“星球大战计划”，我国必须有所准备，为此，有关部门召开了中国首届空间站研讨会。时隔10多年以后，再次提出了发展载人航天的问题。

美国星球大战计划海报

研讨会只是务虚，什么也没决定，但会后相关消息传出来，引发了全国上下对是否要发展载人航天的激烈争论。支持派的意见不用说了。反对派的意见是：国家还很穷，应该把有限的钱用在刀刃上，尽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一番激烈争论以后，虽然社会上众说纷纭，但航天方面的专家达成了共识：载人航天应该启动，不必继续争论了。

虽然航天专家们有了共识，但毕竟社会上争论激烈。因此，中央作出指示，先进行概念性、技术可行性研究论证。充分论证以后，再做决断。也就是先小规模干起来，小步快跑，但不必大力宣传，保持低调。

如此，研究论证了两年，到1987年，要确定是航天飞机还是宇宙飞船了。这个事不定下来，后面的路没法走。为此，在航天技术专家委员会下面，设立了一个专家组，负责研究这个问题。组长是航天专家钱振业。钱振业个人的观点是用宇宙飞船，也就是“船派”。

航天飞机图源：pixabay

专家组成立以后，内部争论激烈，意见难以统一。既然如此，那就征求更多人的意见吧。于是，开始在全国范围征求意见。一石激起千层浪，航天飞机还是宇宙飞船？这个问题激起了众多技术专家的强烈兴趣。航天工业部、航空工业部（后来合并为航空航天工业部）、国防科工委、中国科学院、总参谋部等60多家单位、2000多名专家参与讨论。大家提出一大堆方案，讨论非常热烈。

讨论了一年，意见还是不统一，“机派”“船派”针锋相对，越吵越热闹。为了尽快把这事定下来，专家组出面，邀请全国几十名德高望重的资深专家专门开个会。会上也是一直吵，吵了七天七夜，还是定不下来。

眼看着吵不出个结果来，会议决定，综合各项指标，来了打分决胜负。分数算出来一看，“机派”84分，“船派”83.69分。“机派”虽然占了上风，但优势只有小小的0.31分，还是相持不下。

没办法，组长钱振业只好宣布，暂时先不定下来，继续再讨论一年。

“机派”的主要意见是：航天飞机技术先进，可以一步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而且，航天飞机可以反复使用，经济上更划算。宇宙飞船已经有20多年了，属于落后技术，将来一定会被淘汰。既然这样，应该一开始采用先进的航天飞机。

“船派”的主要意见是：航天飞机固然先进，但技术难度很大，研发把握不大，耗时太久。宇宙飞船虽然技术比较老旧，但也因此技术比较成熟，把握性很大，可以更快更好地实现载人航天。

反复研究以后，钱振业领导的专家组决定，采用宇宙飞船方案，先把人送上天去，以后再发展更复杂更高级的航天飞机。

专家组把他们的决定上报航天技术专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共有七名委员。王永志为代表的三人是“机派”，其余四人是“船派”。接到专家组的报告以后，委员会开会表决，“船派”4比3领先。不过，“船派”中也有人摇摆不定。严格来说，投票结果介于4比3和3比4之间，等于是打个平手，还是定不下来。看来，投票并不能解决问题。

专家们意见一直不统一，负责干活儿的航空航天部可坐不住了。他们派出两名副部长，专门拜访了王永志。他们知道，只要说服了王永志，专家意见就能基本统一了。在会面中，两位副部长说：中央等着听取汇报，这事不能再拖了。航天飞机虽好，但研发至少需要20年，时间太长。他们倾向于更容易、所需时间更短的宇宙飞船。

王永志虽然是“机派”，但听了二位副部长的一席话，也理解了问题的重点所在。虽然各种不舍，但王永志毅然决定，转而支持宇宙飞船方案。就这样，专家委员会总算做出了决定。

这里顺便说一句，王永志本来是“机派”，但为了顾全大局，放弃自己的主张，转而支持“船派”，为拍板决策立了大功，后来，就任命他为载人航天工程的首席设计师——顾全大局，是很重要的素质。

1988年8月，航空航天工业部上报中央，建议采用宇宙飞船方案。中央的表态是：好，年底最终确定方案。

可是，好事多磨，到了1988年年底，方案并没确定下来。

原来，得知中央即将确定飞船方案以后，众多“机派”科学家心急如焚，用写信、打报告甚至找机会当面“进谏”的办法，敦促中央改用航天飞机。他们坚持认为，宇宙飞船的技术太落后，没前途，不如一步到位，直接发展高大上的航天飞机。

面对纷至沓来的科学家意见，1989年8月，国家航天领导小组犹豫了，打算给中央写个报告，建议改用航天飞机。报告写好以后，他们专门去征询钱学森的意见。在这个关键时刻，钱学森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报告上写了10个字：应将飞船方案也报中央。

显然，钱学森倾向飞船方案。他认为，航天飞机和宇宙飞船两个方案，本身的优劣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国家经济、技术的实力能承受哪一个。基于这个理由，宇宙飞船显然更稳妥，更适合作为第一步。

对钱学森的意见，中央很重视。1991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当面听取航空航天部的汇报。此后，又经过一番讨论和研究，到1992年1月，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尤其是参考钱学森的意见，中央决定，中国的载人航天，从载人飞船起步。“船派”最终胜出。

同时，中央指示，进一步详细论证载人飞船的相关问题。又经过半年的论证，1992年6月，最终的可行性报告完成。1992年9月21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常委们一致认可载人飞船方案，领导们表态：“就是动用国库，把黄金拿出来卖了，也要搞”。

中国载人航天的“921工程”正式上马。至此，历经7年的“机派”“船派”大争论有了最终结果。

2003年10月15日，中国首位宇航员杨利伟乘坐“神舟”宇宙飞船成功进入太空。中国实现了载人航天。

回顾“机派”“船派”激烈争论以及最终决策的过程，可以发现中国式解决分歧的几个特色，或者说高招。

第一，在解决分歧时，有足够的耐心。分歧越大，耐心越多。

因为有耐心，所以不靠投票或某个政治、学术权威一锤定音。那样做，固然“合乎程序”，但失败一方一定口服心不服。这样，就破坏了团队的合作。被否定的一方，气哼哼的，在工作中会有意无意地“制造障碍”“破坏”。

人有一种心理，总想要证明自己是对的。因此，如果他的意见被否定了，然后项目失败了，他作为团队一员，虽然利益受损，但心理上却得到了满足：“不听我的，现在砸锅了吧。活该！看你们下次听不听我的！”

结果就是，团队中有一帮人暗地里希望工作失败。可以想象，即使没有那种公然的阻碍和破坏，但气哼哼的人，在工作中很难倾尽全力。这可不是好事。

所以，解决分歧，尤其是重大分歧，不要轻易用投票或权威等“强势”压人。那样，虽然表面上解决了问题，但实际上却分裂了团队，得不偿失。

中国式的解决办法，是用足够的耐心，足够长的时间，让大家反思考虑方方面面。在足够长的时间里，被否定的一方，也能渐渐接受最终结果。即使不是愉快的接受，至少能心平气和地接受。而且，足够长的时间，能让各方在决策后的新格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机派”的人，在宇宙飞船建造中也有重要的职责。这样，失败一方就不至于满盘皆输，而是输了面子得到里子。这个结果，很多人就可以接受了。

第二，虽然不生硬地用投票和权威压人，但在长时间的磋商和决策过程中，也适当使用投票、权威的力量，不直接因此做出决策，但会因此影响人。

在整个七年决策过程中，不止一次使用投票。虽然投了票，但并没根据投票结果直接决定。不过，投票并不因此白费。投票的作用在于，让分歧明确化，大家都知道自己这一方不是压倒性多数，问题很复杂，不是简单的黑白分明。这样就不会把问题简单化、阴谋化。

权威的作用，在钱学森那里表现得最为典型。钱老的学术权威无可置疑，大家很尊重和重视他的意见。虽然如此，也不用他的意见直接压人。如果用他的意见直接压人，被压的人多半不服气——钱学森就一定对么？！但不直接压人，意见相反的人反而会认真考虑。给你时间想来想去，很可能就想通了。毕竟，“大人物”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实际上，钱学森自己，也不是直截了当地表达意见，而是婉转地表达了倾向于“船派”的意见，为的就是避免“用权威压人”的感觉。

第三，在公开的争论、投票等等以外，更重视小范围面对面的沟通，也就是“开小会”。人性的规律是：越是开大会，越是当着众人，立场越僵硬，越难以做出妥协和让步。甚至，即使已经认识到自己观点的不足，但众目睽睽之下，也不愿当众认错或者让步，而是坚持到底。

但是，如果是在小范围的面对面沟通中，人们反而会更加理智，更愿意倾听其他意见，也更有可能做出让步和妥协。王永志原来是“机派”，但航空航天部两位副部长登门拜访，一番面对面的谈话，让王永志更充分地考虑了“船派”意见，转而接受了“船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