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曙:中国人口红利并未没落,正向巨大的数据红利转变

刘晓曙:中国人口红利并未没落,正向巨大的数据红利转变
2021年05月14日 07:22 观察者网
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刘晓曙在青岛全球创投风投大会做主题演讲

【整理/观察者网 邢晓楠】

刘晓曙:

最近有一个关于人口的讨论话题很热门。4月14日,央行一篇工作论文提到,人口红利即将消失,老龄化、少子化危机渐行渐进。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到底多重要?2010年,中国GDP比上年增长大约10%,增速持续下滑。我们认为,2010年是中国经济增长分水岭。

2010年,中国GDP相当于美国1941年,相当于日本1968、1969年水平,也相当于台湾地区1987年水平。

三个数字背后有什么含义?和中国2010年人均GDP相当的时间里面,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的拐点。美国是1942年结束高速增长,日本1969年结束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1990年再次转向低速增长时期,台湾是1987年结束高速增长。我们给它起一个名字,可以叫神奇临界点,通过进一步思考,发现它有一个必然性在里面。

美国劳动力人口在1941年达到一个峰值。日本的劳动力人口两个峰值,一个是1970年,另外一个是1990年。中国劳动力人口峰值在2010年。

这背后都不是偶然,劳动力因素决定了中国的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增长,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我们放眼全球来看,次贷危机以后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缓慢,中间也有其他的原因,但2008年以后劳动力增速急剧下滑是一个最根本原因。

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哪些方面体现?我们从几个视角出发:

一是生产与消费视角。从生产角度来看,劳动力人口减少会提高劳动力成本,减少投资回报率,降低企业投资意愿。同时劳动力人口直接减少劳动力要素投入,降低经济潜在增长率。从消费角度看,劳动年龄人口是购房购车的主力人群,劳动力人口减少会减少住房汽车等上下游产业链消费。

二是储蓄和投资视角。国内总储蓄率与劳动力占比高度相关,2010年劳动力占比呈现下降,储蓄率也随之下降。2010年以后,投资率也下行。

过去讲投资难以支持中国的经济增长,其实你现在想投资,投资率也上不去。人口对经济增长影响体现在经济进步方面,斯坦福大学教授查尔斯·琼斯有一篇论文说,如果想法驱动经济增长,而人又是想法来源,长期人口趋势对人类命运至关重要。人口减少,产生的想法就会减少,这样的循环可能会导致一个空荡荡的地球,生活水平随人口减少而停滞不前。 

传统经济学理论当中,生产函数是技术、劳动力和资本的函数。在这些要素里面,劳动力处于一个最基础的位置。劳动力人口减少,不仅会直接影响劳动力供给与消费需求,还会深刻影响资本投资率以及技术进步。

人类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人口不增长的经济增长,这也是大家对未来经济增长充满焦虑的原因。最近大家可以发现,朋友圈里面有很多关于人口减少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进行大讨论的文章。

我们的出路在哪里?

一个俄罗斯的经济学家曾经指出,我们经济运行中存在一个长波周期。每隔四十到五十年,我们的经济会出现一次大的经济危机,随后也会产生一个新的经济复苏和经济繁荣。

驱动新一轮经济复苏、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是一系列颠覆性技术,或者叫破坏性创新。

可以看到2010年以来,全球经济处在第六个长波周期,背后驱动因素包括我们所熟知的一些数字基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等。我们注意到,即便出现一些颠覆性技术,那也是不够的。前面已经分析了,技术会随着人的增长而增长,这一种技术创新也是会萎缩的,还是难以无法跳出人口增速下降带来经济增长的困境。

所以我们需要新的生产函数、新的要素出现。现在我们经常提到一个要素就是数据,数据出现在一个新的生产函数里面,这一个要素数据作为一个新生产要素出现并引发新的经济形态形成,这一个新的经济形态就是我们讲的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是一种全新的数字经济,不是工业经济的延续。在农业经济里面,它的关键性生产要素是土地和劳动力。工业经济里面核心生产要素除土地、劳动力之外,还有资本和技术。我们现在讲到数字经济里面,增加了一个新的生产要素就是数据。

数字经济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在基础设施、产业结构、治理结构方面会表现出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显著不同的一些特点,这里面不展开讲。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给我们经济会带来哪些变化?主要是三大方面:

第一个是数据具有非竞争性和零边际成本。和传统的生产要素相比,数据具有使用排他性最小、可复制、可共享、无限增长和供给的禀性,打破传统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制约。

数据非竞争性带来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最大。传统的经济活动边际成本总有一个限度,不可能趋近于零,规模效应因此受到限制。数据的零边际成本,使得相关经济活动的潜力要大得多,资本利润率和资本投资回报率因此更高。数据的非竞争性或零边际成本的另一个效果是低创新成本,很多年轻人加入了这一个数字经济里面并且进行创新,吸引了更多的新市场参与者。后果是有利于打破社会阶层的固化,有利于促进社会流动性的提升。

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带来的另外一个变化是它拓展了人类社会生存活动空间。数据自古就有,但在成为新经济活动的关键生产要素里面,它给人类社会带来新的发展空间就是数字空间。以前讲网络世界是物理世界的虚拟映象,现在网络世界不再仅仅是物理世界的一个虚拟映象,而是真正进化成人类社会的新天地,成为人类新的生存空间。比如阿里巴巴就是如此。

数字经济是面向数字空间和物理空间的一个新型二维结构新经济形态。

在农业时代,人们主要聚集在乡村,工业时代大家除了在乡村之外更多聚集在城市。在数字时代,人们除了在城市和乡村聚集之外,开始在数字空间聚集。

人类社会的聚集规模达到一个新高度,数字空间中人与人之间联系更简洁,更便利,通过物联网、互联网,各式各样的连接,使得人与人、人和物、物和物之间可以轻易获得一些联系。海量互联互通连接衍生了新的需求,为企业成长开辟了新的空间。

可以说,数字空间拓展人类社会活动空间,延伸人类需求空间,衍生出新文化,新价值取向,新的消费习惯和新的消费模式。通过新的信息通讯技术,数字化手段可以在二维结构中运用大量新的消费需求。数字基础设施成为新的基础设施,创造更丰富的市场条件。

在工业经济时代,经济活动架构在铁公机(铁路、 公路和机场) 为代表的物理基础设施之上。随着数据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基础设施概念变得更加广泛。包括宽带、无线网络等信息基础设施,也包括对传统物理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比如说数字化交通系统,安装传感器的自来水管等等。

新基础设施的意义很重大,比如说通过网络和平台设施,消费者与厂商可以直接通过海量数据做出合理的选择。供需双方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得到解决,可以通过传统物理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使得整个生产过程迅速准确,实现降本增效,提高企业的利润空间。

数据驱动的经济增长,我再举两个案例。

一个是美国,从2009年到2018年期间,美国的数字经济平均增速达到5.9%,远高于同期美国GDP平均2.5%的一个增速。可以说次贷危机以后,数据驱动经济成为美国经济增长重要贡献力量。

对于中国,2010年以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2016年开始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在GDP占比持续攀升,在去年,2020年出现一个“双39”现象,总量达到39万亿,占比也达到39%这么一个水平。

数据驱动这一经济的增速非常高。特别是去年受疫情影响,我们的经济支撑主要靠数字经济部分,非数字经济部分增速去年是负的。支撑去年经济增长的主要来自于数字经济部分,它的增速接近10%。数字经济对GDP的增长贡献也非常显著,以占GDP不到40%的一个占比,贡献了经济增长的60%以上。

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发生变化,变化的背后当然有数据生产要素的出现。更重要的是,我们过去依赖人口红利,现在这个红利正在逐渐消失,我们在转向一个数据红利。我们未来经济增长靠数据红利。

工程师红利只是对人口红利一个微调,数据红利才是中国真正新的巨大红利。中国人口红利,因过去庞大人口基数对隐私不敏感转化为数据红利,预计2030年中国人均数据流量较2019年增长10倍。预计2030年我国的物联网链接数将较2019年增长十倍,远超海外水平。

中国及其他世界主要经济体正在经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正在形成,并不断完善。

中国在过去具有巨大的人口红利,今天这种红利尽管日渐消失,但它并没有没落,正在向巨大的数据红利转变。下一个十年,下一个五十年,下一个一百年,这一种显著数据红利将让中国经济增长展现一个新的爆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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