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泽：“社会主义又回到美国了？”和一位DSA成员聊完后，我发现没那么简单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阿泽】

纽约市长马姆达尼的胜选余波尚未散去，新的左翼候选人又在民主党初选中冒头。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一个长期被视为边缘的政治标签，突然频繁出现在各大媒体的政治新闻当中。

对于不少中国朋友而言，隔着太平洋看过去，可能很容易产生一种感觉：社会主义又回到美国了。

那么，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在美国的曼哈顿，有这样一位左翼青年，名叫王安临（Wang Anlin）。今年33岁的他出生、成长于美国，最近他刚从费城搬到纽约，进入法学院读研究生。

此外，他还有一个持续了多年的身份：DSA的组织成员。

DSA成员王安临（Wang Anlin）

是什么原因让他选择加入DSA？一个美籍华裔眼中的DSA是什么样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今天的美国，为什么有这么多年轻人选择社会主义？中期选举临近，DSA的前景又在哪里？

基于这些问题，笔者最近在线上和这位年轻的DSA组织成员聊了聊。

一个人的政治转弯

2017年，王安临还住在费城。那一年，他参与了当地一场民主党检察官候选人的竞选活动。对政治抱有浓厚兴趣的王安临，当时并不熟悉社会主义理论，据他自己介绍，当时他在思想上或许更接近自由主义。

可随着参与选举活动，王安临对民主党的失望逐渐加深。他回忆，自己当时注意到民主党内部存在腐败与歧视等问题。这个在美国两党政治中被视为相对偏左的政党，似乎也没有他原本想象得那么进步。如果连民主党都存在这些问题，那么改变美国政治现状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正是在这样的困惑中，他开始将目光投向当时正在发展壮大的DSA。

他开始留意DSA，参加活动，也接触到信奉社会民主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不同思想的人。后来，随着接触渐多，王安临才逐渐发现自己与其中一些主张相近。对他而言，成为社会主义者是一段从参与选举开始、不断重新认识政治的过程。

2020年，王安临以支持桑德斯的代表身份参与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当时还参与费城的司法改革和劳工组织工作。

当然，那一年也不只有政治理想。新冠疫情初期，他失去了在桑德斯竞选团队的工作，此后又一度为恢复中断的失业补助奔波数月。这段经历多少有些讽刺：一个致力于推动社会保障改革的年轻社会主义者，自己也不得不面对美国社会保障体系运转失灵的现实。

随后王安临提到学贷、医保、生活成本这些美国年轻人背负的“三座大山”，笔者才意识到，对这一代美国左翼青年而言，“社会主义”未必首先意味着一套完整的理论。它也可以从一张学费账单、一场失业，或者对民主党竞选承诺的失望开始。

美国社会主义的百年沉浮

王安临的经历以及DSA的今天，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国社会主义运动更为漫长的历史。今天，当社会主义重新成为一部分美国年轻人的政治选择时，人们或许会将其视为一种新现象。但事实上，美国并不缺少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甚至曾经有过远比今天更加声势浩大的左翼政治浪潮。

20世纪初，铁路工会出身的尤金·德布斯曾五度代表社会主义党竞选美国总统。1912年，他获得约90万张选票，占当年普选票的约6%。1920年，即便身陷囹圄，他仍坚持参选。

第一位狱中参选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尤金·德布斯

到了大萧条年代，随着经济危机加剧，工人运动再次席卷美国。1936年底，密歇根州弗林特的汽车工人占据通用汽车工厂，展开长达一个多月的静坐罢工，最终迫使资方承认工会。社会主义政党、共产党与工会虽然并非同一种政治力量，却共同构成了那个年代活跃的美国左翼政治图景。

然而，这段历史后来发生了转折。冷战的到来，以及麦卡锡主义所代表的反共浪潮，使社会主义在美国逐渐背负起沉重的政治污名。

用非常有名的一句话来描述当时的情况就是：“Better dead than red”，宁死也不要成为“红色分子”。

对于在冷战年代成长起来的美国人而言，社会主义往往不再意味着一种可以公开讨论的政治选择，而是与国家安全威胁、意识形态对抗联系在一起。即便1982年DSA成立时，也不过是一个只有数千名成员的小组织。

但几代人过去，美国社会又发生了变化。王安临认为，相较于父辈，年轻一代受到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已经有所减弱，而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压力却愈发突出。

2008年金融危机、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不断攀升的大学学费、医疗和生活成本，让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重新思考美国现有的经济制度。2016年，桑德斯以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的身份，将全民医保、大学教育和财富分配等议题带回全国政治讨论的中心，也让“社会主义”这个曾经被边缘化的词汇，重新获得了不少年轻人的关注。

王安临是这场变化的亲历者。2017年，他加入DSA时，这个组织刚刚开始新一轮扩张。九年之后，DSA的会员人数已突破12万，单从会员规模来看，甚至超过了1912年美国社会主义党的高峰。

但数字的增长，并不意味着今天的社会主义者已经拥有昔日美国工人运动那样广泛的社会动员能力。从历史上的大规模罢工，到今天依靠志愿者维持运转的地方分会，美国左翼政治的组织形式与社会基础早已发生深刻变化。

一个曾经深刻影响美国社会的政治传统，如今正尝试以另一种方式寻找自己的位置。而它究竟能走多远，或许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

“借来”的选票

“为什么是DSA，而不是民主党？”他的答案很简单。

因为民主党的政治人物不断承诺解决通货膨胀、医疗和教育成本，却未必拿得出让年轻人信服的方案。而当人们发现DSA支持的候选人至少愿意认真讨论这些问题时，便可能去搜索这个组织，再试着参加一次附近的活动。

麻烦在于，DSA希望改变美国的两党政治，却又很难绕开它。

“与其说是民主党利用我们，不如说我们在利用他们一点。”王安临这样形容双方的关系。DSA不是一个独立注册、能在全国统一以自己名义参选的政党。它支持的不少候选人先参加民主党初选，赢得提名后，再以民主党候选人身份走向正式选举。组织上追求独立，选票上却暂时“借道”，因此这种关系从一开始就带着矛盾。

美国左翼围绕这条路线争论了多年。有一种策略被称为“dirty break”，直译近似“肮脏的决裂”。就是先利用民主党选票通道积累干部、选民和组织能力，等条件成熟，再尝试建立独立政党。

但DSA内部也有人担心，使用民主党的竞选资源越久，就越难真正离开。这并不是小党简单“混入”大党的故事，双方究竟是暂时借路，还是逐渐融为一体，连左翼自己也没有一致答案。

2026年10月28日，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在布鲁克林日落公园就第三大道改造计划举行新闻发布会。该计划涉及街道空间与公共安全，是其市政治理工作的最新影像记录。

外媒图片

历史上并非没有类似的试验。20世纪初，明尼苏达州的农民与劳工政治力量曾尝试通过占优势的共和党初选推动自己的候选人，后来又建立独立的农工党，并在1930年代赢得州长职位。这说明美国两党制度的边缘并非从来没有裂缝，可问题在于，裂缝能否被组织成一条真正独立的道路。

王安临举出一些民主党建制派与左翼候选人发生冲突的例子。在他看来，建制派不只是与社会主义者理念不同，还会在竞选资源、候选人支持等问题上阻碍他们。但从另一边看，今年美国左翼候选人在民主党初选中的胜利，也证明了这套规则并非完全不能利用。所以，每赢得一个席位，DSA都可能更有影响力，也可能与民主党的体系绑得更紧。

“既然如此，DSA是否有准备独立的计划？”

王安临回答道，多数成员希望未来能够拥有自己的政党，但具体在什么时间、以什么形式实现，他也没有答案。所以接下来几年，许多社会主义者大概仍会继续参加民主党初选。

去年年底马姆达尼胜选、今年年初正式就任后，这个问题又往前走了一步。因为赢得选举，意味着开始治理一座真正的城市。

王安临谈到，社会主义者进入行政岗位后，不可能立刻创造自己理想中的政策环境，必须面对警务、预算、政治压力和不同群体的利益。他以纽约市警察局长的人事问题为例，解释马姆达尼为什么会遭遇来自组织内外的批评：作出妥协会让一些支持者失望，不妥协又可能使施政陷入僵局。

没有时间表的未来

“美国社会主义运动曾经拥有过比今天更广泛的工人动员，后来却多次衰落。而DSA即使这几年增长很快，在拥有数亿人口的美国仍然只是一个小组织。倘若它真的威胁到现有权力结构，又该如何应对更强烈的政治反制？”

对于这个问题，王安临表示，既有利益力量不会轻易交出权力，社会主义者必须准备面对长期阻力。

20世纪30年代，美国失业者及劳工权益倡导者走上街头，要求提供工作机会、保障合理工资，并建立失业保险制度。经济危机使就业保障与社会福利成为当时美国政治争论的重要议题，也为社会主义及其他左翼政治力量提供了动员空间。Posterazzi

最终，他还是把答案落回几件具体的事：一，扩大会员；二，建设地方分会；三，组织工人阶级——一个想改变美国的组织，首先得让足够多的美国人愿意加入。

“那你怎么定义DSA的成功？”笔者追问道。

王安临把未来分成三个阶段：短期，继续发展组织和参加选举；中期，寻找脱离民主党体系、建立独立政治力量的可能；长期，真正有能力回应工人阶级的日常需要，进而推动更深层的社会变化。

至于什么时候能走到最后一步，没有时间表。

社会主义运动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中国人对此更清楚。DSA近年来的发展，无疑让人们看到了美国左翼政治重新活跃的希望。但与DSA成员聊完后，笔者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场运动仍然面临着诸多现实困难：缺乏充足的资金支持，大量组织工作依赖志愿者，而这些志愿者大多还有自己的工作或学业；更重要的是，DSA内部汇集了从社会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等不同思想背景的成员，对于组织未来的发展方向，也远未形成完全一致的认识。

可以预见，随着美国经济与社会矛盾持续积累，越来越多对现实生活和传统政治建制感到失望的年轻人，可能会将目光投向DSA。但将不满转化为政治认同是一回事，将政治认同转化为持久的组织力量，则是另一回事。

历史上的左翼运动并不缺乏激情与理想，真正困难的，是如何让政治热情沉淀为长期稳定的组织能力。如何避免重蹈“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的覆辙，如何在思想多元与组织统一之间找到平衡，将是DSA领导层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令笔者感到庆幸的是，至少在王安临身上，能够看到一种相对务实的政治态度。他并不回避制度性阻力，也不急于为遥远的目标开出时间表，而是更愿意讨论眼下能够采取哪些行动、如何一步步积累力量。在笔者看来，这种务实尤为重要。

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即将到来。近来，不止一位关注美国政治的朋友向笔者提起，DSA或许是今年夏天以来美国政坛最受瞩目的话题之一。但热度最终能够转化为多大的政治影响力，仍有待选举和时间检验。

10月18日，马姆达尼刚刚度过35岁生日。今年33岁的王安临与他年龄相仿，属于同一代人，也都在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不过，与马姆达尼通过选举进入主流政治视野不同，王安临的经历更多扎根于基层组织和日常动员。他的经历和判断，为理解今天的美国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观察窗口，却显然无法代表DSA内部所有人的声音。

美国社会主义者究竟想要把自己的国家带向何方，他们又准备如何走过这条漫长而充满阻力的道路？要回答这些问题，恐怕还需要与更多不同年龄、不同背景、不同政治主张的DSA成员聊一聊。

毕竟，要理解一场正在发展的政治运动，仅仅听到一个人的答案，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