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根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狄更斯的箴言如今仍被大量引用着。
我们所处的时代，似乎一如从前，一方面是浪漫主义式的，现在必然优于过去，未来必然优于现在。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都是不断进步的。此外，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让我们的生活获得前所未有的便捷性。互联网在各个维度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小到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大到宇宙航天、普惠金融。
另一方面，是时代让我们变得更加迷茫，我们发觉沿袭的生活方式不再适合于当今的人类状况。技术的快速进步让我们走近了现代性的“伦理真空”地带，而应对挑战的新方式又尚未被发现以及发挥其作用。
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进步，让信息量、信息传播速度、信息处理速度以及应用信息程度等都以几何级数的方式增长。当我们理所当然走进了充满现代感的信息时代，我们期冀互联网能够带来更多的思考、讨论以及对知识的理解，但这一切却并没有发生。信息的流通似乎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开放和自由，而我们所面对的，却是信息时代下的另一堵围墙。
这个时代的好或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信息时代的知识污染
互联网时代的最大特征，就是信息的爆炸性增长。
首先，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无限信息的存在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其次，信息本身的边际效益递增规律（使用信息的人越多，使用信息的成本就越低，而信息的价值却越大）和信息网络扩张的梅特卡夫法则（网络的价值等于联结到网上的电脑数量（节点数）的平方）进一步促进了信息的快速增长；再加上互联网的开放性，使得每天都有从世界各地大量的、多种语言的信息上载到网络，由此造成了网上信息的爆炸性增长。
根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9》，仅我国网页就多达518万个之多。网上信息五花八门，凡是涉及人类生活的各方面的内容，都可以在网上轻易找到。网络上流传的“不要问在网上能找到什么，而是问找不到什么”更是充分说明了互联网上海量信息的盛景。
互联网时代下的无限信息，看似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降低了我们曾经对信息的匮乏感。但大众在沉迷信息的狂欢时，却很少有人察觉到信息无限下的知识污染。
首先，信息和知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信息论的创始人申农在1948年发表的《通信的数学理论》中，首次以信息公式的方式定义“信息是熵的减少”，这里的“熵”是不确定性的度量。简单来说，申农的定义实际上是指信息是“用来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而所谓知识，则是有组织的、系统化的信息。事实上，信息只有当它经过证明并经过实践检验为真时才是科学的知识。
互联网的信息无限性不可避免带来了虚假信息、冗余信息和垃圾信息。再进一步冲击知识时，就会发生知识的污染。
2012年5月，Google提出了知识图谱（KnowledgeGraph）的概念，其原意就在于通过搜索引擎的优化将知识构建成为体系。在知识图谱的构建过程中，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步骤：知识的提取，即将原本的知识提取成为机器识别的内容；知识的融合和推理，也就是将提取的信息进行匹配和推理；最后则是知识的表达，即将推理的结果用可视化的形式进行展示。
于是，在常识性的知识上，知识图谱依靠着官方的百科勘误可以做到抵御污染的能力。但是在事件以及小众的知识这些内容上却很容易造成“谣言”的扩散，知识的误读。由于互联网传播的便捷性和低成本，使得精确信息和模糊信息混杂，真实信息和虚假信息聚集，这就会直接导致错误的知识被大量地引用。
半个月前，北大在高考期间发布了一条祝福考生的微信推送，里面引用了一句诗“须知少年凌云志，曾许人间第一流”。结果，当网友去搜索这首诗时，却发现全诗的后两句是“哪晓岁月蹉跎过，依然名利无双收”。诗的后两句似乎暗讽了考北大的考生，这也随后被网友喷成“高端黑”。
然而，事情的真相是此诗的所谓后两句其实完全是后人编篡而来，但由于本诗的小众，网络上充斥的都是后人的改编，真正的原诗反而被埋没了。
这样的事情在生活中并不算少见，知识的污染似乎是互联网时代不可避免的问题。当被污染的知识通过互联网的放大而得到传播。而在一次被污染后，很可能出现的，是连续性的长期污染。
前所未有的“自由表达”
互联网时代的第二个特点，是我们前所未有的“自由”表达。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是现在这样，任何人几乎都可以在网络上发表观点，创作内容，展示自己，进行社交。从这个角度看，互联网时代无疑是一个相对公平的时代，而冲突的发生，却也偏偏来自于“公平”二字。
首先，由于互联网自身具有匿名、开放等特性，这就使得互联网较现实世界更容易出现虚假信息和谣言。并且，在低成本传播的助推下，虚假信息和谣言还会被不断放大。
网络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实现了“人人都能创造内容”。于是，原本单一的新闻点衍生出了众多信息源，随后再度爆发更新的兴趣点。信息自身意义的模糊性被无限放大，最终网民判断和甄别虚假信息的能力不断弱化。而对于一些缺乏缜密判断与思考的网民来说，他们就会无可避免地被异化。他们可能会随心所欲对信息进行人为模糊化引导，从而做出体现自身存在感并引发其他网友关注的行为。
在疫情期间，当我们毫不意外地接收到了更多有关于疫情的信息时，虚假信息也毫不意外地得到了发展。从Facebook到微博，人们分享的错误信息包罗万象。从引发疫情的原因到如何治疗疾病，从病毒起源论到双黄连抗病毒，真是无所不有。以至于在疫情大流行期间，各国不得不建立核查并打击虚假新闻的机制，世界卫生组织也有一个定期更新的戳破谎言的网页。
其次，互联网的无限开放性，也给了低俗性的话语一个表达的平台。近些年来，网络空间出现的污言秽语、人身攻击等现象我们也有目共睹，这不仅严重影响了网络公共环境，而且对人们的现实生活也造成了无形的干扰。一项调查显示，近八成社交网站用户认为自己在网络社交中变得粗鲁，一言不合就口出秽语，在网络社会与网友对话时，言谈远不如现实生活中那么礼貌。
最后，是网络环境下非理性的话语表达。事实上，最初网络上出现非理性言论多为面对国家安全与社会生活中的大事。有观点认为其肇始与发轲于“网络民族主义”，这是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借助网络表达后形成的一种现象。
例如1999年的“强烈抗议北约暴行BBS论坛”、2003年的“反对京沪高铁使用日本新干线技术”网上签名活动、2005年新浪发起的“全球华人大签名反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活动、2008年网民爆吧抵制家乐福等等。这种非理性行为还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并且有迹可循。
而随着网络发展，网络上的信息接连不断地充斥着人们的生活，网络使用者的注意力不断被分散，人们越来越缺乏理性思考。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在网络中可以肆意表达自己的看法、要求甚至愿望，于是就变得毫不遮掩，随意表达。这种非理性的表达充斥在网络的各处，在每个事件中都可以看到。
网络使用者关注事件的本意是希望得到事情的真相，但是在这个真假难辨、错综复杂的网络社会中，很多网络使用者都会受到各方信息的影响，就可能出现对事实真相的错误判断。在利益面前，人们在没有正常理性思考的情况下，极易出现极端的解决方式，诸如言语攻击甚至夸大其词等。
在个体非理性行为大肆发展的同时，网络群体的非理性行为也逐渐凸显。网络群体往往容易因为共同的利益而产生心理趋同，聚在一起以“审判者”的姿态来“伸张正义”，或者抱团与另一利益群体互相攻击。此外，网络上还出现了许多专门从事网络公关的公司，他们雇佣专门从事网络推送的工作人员，不断地在微博、贴吧里进行话题制造、名人炒作、引导舆论方向，向目前已有的权威体系宣战，这种行为又进一步促使网络上非理性的言论愈发具备群体分化的效果。
信息时代的围墙终于建立
最后，是互联网时代下的同温层效应加剧。“同温层”概念在1972年被美国心理学家艾尔芬·詹尼斯提出，其含义是：群体在决策过程中，由于成员倾向让自己的观点与群体一致，因而令整个群体缺乏不同的思考角度，不能进行客观分析。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让互联网产品的设计走向了信息流，定制推荐的孤岛化。一般来说，这种产品设计的概念分为两种：一种是主动选择式的，比如“即刻”的圈子体系，用户主动选择其喜欢的圈子，比如豆瓣的小组，微博的“屏蔽”等；另一种则是被动式的，比如今日头条和抖音根据用户喜欢内容的定制化推送。
其显而易见的好处是，通过这些方法，在一定的区域内，我们能够收获优质的讨论空间。越是小众的领域，这种讨论就愈发和谐，不会产生过多的冲突。
但这也隔绝了人们发现自己不喜欢事务的可能性，人们的信息获取被局限在自己感到舒适的圈层之中。他们所面对的人，所接触的内容，所发表的观点全都是自己所熟悉的以及自己所相信的。他们的音乐品味，视频爱好，政治观点都被一个个tag局限在固定的范围。他们不会，也不愿意去寻找和自己相左的内容。
用户沉迷于一次又一次的往下划，毋需讨论，只要沉迷就好。大众不在乎，大众需要围着一个东西转。自媒体平台不会承担媒体的责任，它承担的是平台的责任，即使他们已经有了实质上媒体的意义。如果内容发生了审查的问题，他们会第一时间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们不会对用户的心智负责，这似乎也不是他们的责任。
这当然并不是智能推送一个点所产生的问题，而是整体的结构性问题，但毫无疑问它加剧了同温层的产生。算法推荐诞生之后，人们更加容易发现和自己一样的人了。于是，互联网越来越泛娱乐化、同质化、肤浅化，信息时代下的围墙终于建立。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事实上，这个时代是好还是坏的答案没有意义，但这个问题本身却具有意义。
这种意义在于：我们能够以前所未有的便捷性接收到在以前的时代中不可能接收到的信息；我们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展示自己的生活，表达自己的生活；当新的信息分发模式形成，一个个孤岛逐渐出现时，我们能够对信息时代的现状有一个思考。
这个时代的好或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