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根
9月17日，鲍毓明案终于水落石出。
最高检、公安部联合督导组通报：经全面深入调查，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鲍毓明的行为构成性侵犯罪。但他在明知韩某某系未成年人的情况下，仍以“收养”为名与之交往并发生性关系，严重违背伦理道德，应受社会谴责。
根据通报，鲍毓明虽有与韩某某发生不伦之恋的龌龊主观动机，但强奸罪的构罪客观条件并不存在。究其原因，韩某某篡改出生年月，将实际出生日期1997年10月改为2001年8月。因此，其在与鲍毓明认识时已成年，并不属于法律特殊保护的未成年人。
于是，5个月前引爆舆论的“上市公司高管性侵养女”一案，在意料之外的反转下于昨天再次引发热议。
巧合的是，相似的反转在不久前才刚发生。8月初，女方梁颖在网上发文称“遭到罗冠军强奸”。在事件持续发酵的过程中，真相也不断浮现出来，最终以女方承认“罗冠军并未强奸”收尾。
9月18日，当事人罗冠军在个人微博上发布立案通知书。通知书显示，有关分局经审查认为其没有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于是，13亿流量成了一地鸡毛。
然而，不论是鲍毓明事件还是梁颖事件，都并不是舆论反转的孤例事件，舆论的反转让身处舆论场的每一个受众都深觉疲惫。后真相时代下，我们又该如何面对不定的真相和重建损耗的信任？
舆论裹挟下，走向背离的真相
显然，舆论反转事件的迭起不是单方面的因素，它与传播技术更替、信息传播主体和群体传播情感都有着紧密联系。
从传播技术的更替来看，互联网技术作为一种具有颠覆性和变革性的力量，冲击着传统媒体，成就了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这也使全社会的信息资源分配模式得以重塑和再造。
事实上，舆论的真实与否源于时距的存在，也正是由于时距的存在，人们才能够对已发生的事实进行叙述，才得以产生报道的价值。
在后真相时代下，互联网技术使传统媒体面临着时效性与真实性的矛盾：一方面，过去线性的传播被无数节点组成的网状传播所取代，传统媒体调查事件进行取证的时间和成本由此大大增加；另一方面，速度已经成为网络自媒体同传统媒体抢夺大量受众的突出优势，传统媒体的延时发声使其将话语权让位于自媒体。
而在传统媒体查证之后发声时，虚假事实造成的情绪泛滥已经占据了整个网络，造成的损失也已经无法挽回。
此外，传统媒体通常担任着传播至关重要的把关人的角色。传统媒体作为把关人对信息把关，是在事件报道前对信息实施甄选的关键环节，这对事实真相的呈现具有重要意义。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传统媒体式微而自媒体崛起，传统媒体把关人的位置逐渐边缘化，把关人的重要性也被不断弱化，新闻事实常常在反转中被挖掘。
从信息传播主体来看，社交媒体平台崛起使传播主体迅速扩大，自媒体、公众个体都获取到了几乎零成本的信息传播与意见表达权。在商业驱动与情感宣泄的双层推动下，各媒介主体争相在第一时间传播自己所掌控认定的新闻事实，代入有意或无意的情感偏向，设置观点议题，在动态传播过程中附加传递与扩散，从而成为依附在新闻真相上的层层外衣。
人工智能的算法推荐加剧了这一现象的泛滥。各类未经甄别的碎片化信息被推送至用户手中，接收者很难从中筛选出纯粹的新闻事实。并且，用户会以情感为导向对新闻信息进行二次传播。
于是，网络媒体的社交功能、智能化发展、大数据技术和移动网媒的互动性增强，场景化趋势及其对个体的赋权极大地增强了信息传播个体化、碎片化和情绪化的趋势。互联网时代下，影响人们的不再只是信息的内容本身，而是一个个丰富立体的、全面的场景使得人们的感受与行动发生变化。
当然，在技术赋能和传播主体扩大的情况下，还有一个因素在整个传播过程中起核心作用，那就是受众。事实上，受众对于信息的接受程度是决定传播目标是否实现的主要因素。在舆情反转事件中，受众的态度是舆情的风向标和决定舆情走向的重要力量。
然而，在后真相时代，以往各个社群间的信赖在互联网的虚拟社会中正在渐渐被一种激进的、偏执的社交网络状态所取代。过去的公共知识分子通过传统媒体宣传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主张，现今社会中下层则通过互联网媒体形成公共空间。
一方面，互联网技术被情感色彩浓厚的后真相主义所利用；另一方面，互联网技术又助长了各个群体的割裂，参与了后真相时代的形塑。这使得受众往往处于一种非理性的失序状态，追求情绪的释放而不顾真相如何。同时，借助互联网技术赋权，受众也可以在巨大的信息流中准确定位及抽取特定的内容。受众在各自的偏好和选择下，无意中促进了持有相似观点的人群聚集。
此外，在网络事件发展过程中，网民的种种表现行为既反映了一定的社会诉求，同时也是对心理情绪的宣泄与自我的释放。而有关弱势群体的社会事件，人们则会不由自主偏向弱势，这将导致公正客观让位于同情，也使得社会中不少有心之人利用网友的这一心理达到自己的目的。
梁颖事件的一开始，正是女方利用了舆论的力量，通过不实信息的发布，塑造了弱者的形象，使网友一股脑的将愤怒灌注到罗冠军身上。失去判断力的网友开始人肉搜索罗冠军的个人信息、工作单位等。当然，罗冠军的家人也不能幸免，遭受了长时间的网络暴力。
于是，在传播技术更替、信息传播主体和群体传播情感的合力下，真相被舆论裹挟，最终走向背离。
舆论反转下社会信任的动摇
舆情反转频发带来的消极影响显而易见：其进一步加剧了网络舆情的失控情况，公众对于全媒体平台公信力的质疑和对媒介权威性的重度消解由此加剧，这也让身处舆论场的每一个受众都深觉疲惫。长远看来，这损害的将是整个意识领域的价值风向。
舆情反转频发带来的最重要也最深刻的后果，就是将导致更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事实上，在舆情反转事件的初期，情况不明时，总是大量网友的注意力总是被轻易吸引，进而形成舆论的力量。
然而，真相总是会随着舆情的反转逐渐水落石出。当受众意识到自己被舆论误导后，之后在面对同样的事件时将会吸取教训，缄口不言。因此，这是对受众注意力资源的巨大耗费，也将导致社会信任的动摇。
当社会信任基石由于反转事件而逐渐动摇时，社会就容易陷入信任危机。公众对报道的事件选择猜疑，对弱势群体不再信任，许多矛盾都将显现出来，这也将会给每个人的生活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最后，即使真相在历经反转后水落石出，但对于重建社会信任来说为时已晚。因为受众对遭受的欺骗心有余悸，重建社会信任将更加艰难。
从加剧网络舆情的失控来看，随着后真相时代的来临，引爆网络舆论的热点新闻中虚假信息不断增多，它们混杂于海量的网络信息之中，公众在短时间内很难去核实它们的真实性。
与此同时，网络舆情背后的价值观念愈发具有多样性，反智主义、民粹主义、虚无主义等思潮在互联网这个大环境中交错共生。但是，每种价值观念背后都代表着不同社体的利益，这也可以说是多元利益的冲撞与交战。
虚拟世界与现实生活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线上与线下活动愈发交织重叠，事实与假相更加难以甄别，导致了网络舆论场越来越大同时也越来越复杂。发生于社交网络的后真相群体性迷失事件，搭载上互联网平台快速地爆炸式传播，往往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多数情况下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形成较为激烈的网络舆情。
又因为其本身就是网络群体互动的负面后果，其对于网络舆论的影响也将偏向负面。首先，是会导致舆论表达失范，催生或者传播扩散网络谣言，诱导以及干扰舆论；其次，可能会催生网络暴力行为，例如带有攻击性的言论、网络谩骂与欺凌、人肉搜索等行为。更有甚者可能会发展到现实社会生活，引起群体性事件；最后，则是对主流舆论极度不利。
对于媒介权威性而言，显然，舆情反转的困境也会对媒体的公信力产生不良的影响。首先，反转现象的频繁出现压缩或占据了主流价值观的传播资源。由于反转信息拥有超强的抓眼球能力与鼓动效应，当其弥漫于网络并和部分主流价值观交错在一起时，反而更容易具有传播优势，也更容易占据受众的注意力，从而阻碍主流价值观的扩散传播，吞噬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力。
此外，反转现象大多时候呈现出情感优先而事实滞后的特征，这显然与主流价值观的本质是相悖的。频繁的反转也必然会减损网民探寻事实真相、追逐真理的热情，进而对主流价值观的价值底蕴甚至其本身产生质疑和否决。
时下，鲍毓明案和梁颖案都已告一段落，舆论也走向平息。但尘埃落定时，也带给了我们更多反思。在两次事件的舆论生态形成过程中，媒体错误的舆论导向、报道失范行为和公众的非理性跟随都是舆论反转经历“后真相”的原因。
当然，鉴于事件真相本身复杂的多面性特征，社会事件真相报道的实现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使得媒体平台在对事实的报道上不可避免的带有局限性。因而，一定程度上的舆情反转实质上是无法避免的，也被视为可控范围内的“纠错机制”。
但对事实真相的追求过程并不能成为舆情反转常态化和导致舆情失控反复的借口，更不能由此演变成“后真相时代”对事件真实性的搁置与漠视。
这需要全媒体语境下的各媒体平台坚守“真实底线”，国家政府层面则应完善传播环节与舆情监管体系，及时介入加速形成的舆情演化过程，包括引导更多的受众树立理性的精神，诉诸真相而非情绪，营造一种理性之上的社会氛围。真正修补舆情反转常态化造成的公众信任危机，合力构建自由、健康、积极的舆论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