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根
这是一个属于信息的时代。当前，信息已成为衡量经济发展和科学进步简单而直接的指标，人们能够说的出来的对人类产生巨大影响的发展创造，一大半都和信息有关，比如电话、计算机、互联网、移动通信等等。
然而，不同于农耕时代的谷物或者工业时代的钢铁，信息看得见摸不着，却又深刻影响和决定着人们的生活。很多闹剧在网络上发生，搅动一场又一场赛博风暴。谣言借助网络疯狂传播，事实变成一个又一个的反转，信息的分发又史无前例地便利了人们的生活，实现了古人“天涯若比邻”的美好幻想。
白与黑的信息硬生生地拼接成了一个反映现实世界又不同于现实世界的“拟态环境”。正因如此，人们才要对信息有所了解。人们生活在信息时代，才更应该知道信息是什么，信息是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以及如何利用信息进行决策。
从自觉信息到自发信息
作为一个科学概念，信息最早出现于通信领域。1948年，美国贝尔电话实验室的香农首先给信息下了一个定义：信息是可以减少或消除不确定性的内容。
香农认为，信息具有使不确定性减少的能力，信息量就是不确定性减少的程度。而信息的意义就在于，使用它能够消除一个藏在黑盒子里的未知世界的不确定性，从而达到了解它的目的。用这种方式认识世界，是信息时代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实际上，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能量和信息就是衡量人们这个世界文明程度的硬性标准。一种文明能够开发和利用的能量越多，文明水平就越高；同样，一种文明能够创造、使用和传输的信息越多，其文明水平就越高。
中国古代文明能够在长达上千年的时间里在世界上维持较高的水平，和便宜的纸张、普及的印刷术有很大关系。进入19世纪之后，电的使用催生出了近代的信息产业。现在，人们能够说得出来的对人类影响最大的那些发明创造，一大半都和信息有关，比如电话、计算机、移动通信、卫星技术、互联网等。
可以说，信息是带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火车头。其中，香农作为信息时代划时代的人物代表，以其1948年提出的信息论为标志，信息的发展则被分为了之前的自发阶段和之后的自觉阶段。
在香农之前，虽然社会已经出现了电报、电话、无线电、录音录像等近现代信息技术，有了莫尔斯编码、早期密码学、载波通信布尔代数等和信息相关的理论，但是人们对信息科技的规律缺乏本质了解，以至于人们面对信息的涌现时无法把握和筛选正确的信息。
人们面对涌现的大量信息，只能从经验出发的、自发的、不成系统地解决关于信息的问题。它们的效果非常依赖于执行者的能力，也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工，比如加密者和解密者的个人业务水平，以及情报分析人员的甄别能力。这样的做法虽然能救一时之急，但是缺乏普适性的解决办法。
此外，由于缺乏对信息规律的了解，很多成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并且要以大量的失败为代价。比如，特斯拉在无线通信上的失败，巴贝奇在计算机上的失败，都是因为缺乏理论指导所致。至于在信息保密等方面的失败，则更是家常便饭。因此，那个时候，信息处理专家所关注的是如何进一步改进信息处理的具体方法，而通信专家则致力于改进具体的通信系统。
香农则不同，他致力于寻找信息处理和通信的数学基础，并且几乎以一己之力解决了信息处理、密码学和通信最基本的理论问题。1948年，香农长达数十页的论文“通信的数学理论”成为信息论正式诞生的里程碑。在他的通信数学模型中，清楚地提出信息的度量问题，得出了著名的计算信息熵H的公式。
香农在进行信息的定量计算的时候，明确地把信息量定义为随机不定性程度的减少。这就表明了他对信息的理解——信息是用来减少随机不定性的东西。或香农逆定义——信息是确定性的增加。自此，香农用一个被称为“熵”的概念和三个非常简洁的定律，完成了信息科学本质的描述。
同时，香农将通信的基础置于噪声通道之上，这样就彻底解决了通信的理论问题。特别是他对信道容量和带宽意义的描述，让“拓展带宽”这个概念成为这个时代的新思维，并且被广泛地应用于各行各业。在香农之后，从信息的维度来看，整个世界为之一变。
信息不确定的时代？
虽然香农的信息论原本是通信的理论，但是它无疑给人们对于信息的认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香农对于不确定性的描述，以及将整个世界置于不确定性之上来考虑的思维，是信息时代最根本的世界观。人们利用信息的目的，也就是要消除那些不确定性。
然而，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香农解决了信息的传输问题，也给信息处理奠定了理论基础，使得人们在那个时代能够获得行之有效的方法来消除不确定性。但是，在信息技术已经高度发达的今天，面对已经几经筛选依然呈指数级增长的信息量，人们又该如何利用信息消除信息的不确定性？
显然，在信息自发阶段，人们交往环境的有限性，同时制约了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人们所获得直接信息，即第一手信息，人际交往信息等基本上就满足了人们的信息需要。而随着信息技术的革命，人们交往的范围越来越广，由以前的村落扩大到整个世界。自此，人们的信息需求膨胀成几何数增长。
随着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传统获取信息的渠道已经不能让人们完全认知和把握环境。在今天复杂的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人们对信息需求与日膨胀，但同时，人们发现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人们不可能与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事物都保持经验的接触。
因此，人们为了克服自身局限性而去认知、把握环境，就只能借助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大众媒介，包括互联网为主的信息媒介系统来对信息采集、加工和传播。然而，由于真正的环境总起来说太大、太复杂，变化得太快，难于直接去了解它。因此，人们必须先把它设想为一个较简单的模式，才能掌握它。
但显然，人们构建的伪环境是主观的、有偏见的、是必然被删减的世界心理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的伪环境都是虚构的。即人们似乎通过技术获得了大量的信息，看到了整个真实世界，然而现实中这是根本不可能的。现代社会如此复杂，人们不可能也不需要掌握全部信息。
人们接受到的信息一是来源于自己的五感切身去感受，二是来源于二次信息，即是媒介和技术传达给人们的信息，这也意味着经过技术处理和加工的信息必然不会是完全真实的。这就是李普曼在其《公众舆论》中提出的“拟态环境”，即人们的想法主要来自大众传媒给人们拟造的虚拟环境，人们根据从拟态环境中获得的信息去理解现实世界，其本意就是指以观念形态存在的环境。
今天，拟态环境像一堵无形的墙横亘在人们与客观环境之间。拟态环境既不断趋近于满足人们的信息欲，又扩大了交往环境的范围。它所提示的信息无所不包，且有向自在世界扩张的趋势，信息的不确定性似乎又回到了香农所提出的信息论的那个时代。
门外世界与脑中景象
李普曼在提出“拟态环境”的著作《公众舆论》的开头就讲了一个饶有趣味的故事：
1914年，在大洋的某个岛屿上住着一些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岛上不通电报，只有一艘英国邮轮每六十天会在岛上停留一次，带来最新的消息。到了九月，此时邮轮尚未到来，岛上的居民仍在谈论不久前报纸上报道的关于即将审判凯劳克斯夫人枪击加斯顿·卡尔默特的事。
九月的中旬的一天，邮轮终于到来。于是所有岛民都抱着急切的心情涌向码头，想听听船长说出审判的结果。这时，他们才了解到：英国和法国结为协约国共同与德国作战，而这已持续了六个星期之久。在这六个奇怪的星期里，岛民们仍像朋友般生活，却不知他们早已成为彼此的敌人。
而引言的标题是——门外世界与脑中景象。在这个故事中，岛民的“拟态环境”是三国相安无事，大家和平共处。人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根据他们过往的经历，以及得到的信息构建而来。他们认为自己的“拟态环境”就是真实世界，现在，同样的“拟态环境”也存在人们的生活当中，那就是互联网。
并且，不同于过去的信息技术，互联网的发言具有随意性。我国的网民规模十分巨大，涵盖各个年龄段、各个社会阶级。目前，全国网民已突破十亿大关。
并且，互联网时代下各大传统媒体、新兴媒体、自媒体、甚至普通大众都在报道新闻，都会对事件进行解读，角度不同，产生的影响也就不同。加之发言的随意性，网络信息呈现出复杂性，海量性等特点。
在互联网信息的随意性、复杂性、海量性下，个人对信息的过滤，筛选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然而，个人对信息的筛选效率十分有限，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又与日俱增。基于这样的背景，白与黑的信息硬生生地拼接成了一个反映现实世界又不同于现实世界的“拟态环境”。
一方面，在互联网的私人化下，人们可以主动或被动接受信息，无论主动还是被动，人们在网络上接受的信息都具有强烈的私人性，这最终为拟态环境赋予私人属性，每个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网络拟态环境。
另一方面，网络社交具有强互动性，人们在不断受他人影响的同时，也在不断影响他人。人们在用私人拟态环境影响好友时，也在不断被好友的私人拟态环境所影响。这种互动螺旋式地加深了二者拟态环境的私人化。最终，具有共同兴趣、共同价值观和立场的个体会形成自己的“圈子”。
于是，人们在自己的社交圈呈现出他人愿意看到的部分，为了博取别人的眼球，努力做出一些他人所喜欢的东西。人们受用于拟态环境，在拟态环境中活得怡然自乐，有时甚至无法认清自己。就这样，一个后真相的时代在信息的疯狂增长中终于到来。
在信息革命的下半场，随着观点至上、情绪至上，真相显得不那么重要。社交媒体上，事实与谎言越来越难以区分，人们只关注愿意关注的、相信愿意相信的，一旦情绪占了上风，信息的真实性就会被忽视。在后真相时代，最为常见的就是网络舆论的反转。
理性的力量
拟态环境的形成和存在，是无奈的，却又是必要的。无奈之处在于真实的环境实在过于庞大和复杂，而且转瞬即逝；加之这个社会永远是由少数人掌握并控制着真实环境中的“信息真相”。人们没有能力对如此多元、丰富的外部世界做深刻的理解，也很少能获取到不带任何目的的信息。
所以，只要这个社会没有小到可以实现百分之百的自给自足且其中每一个人对发生过的每一件事都了如指掌，那么拟态环境终究会存在。必要之处在于不论真实环境多么复杂，我们终究要采取行动。事实上，很多时候行动比理解更重要也更有价值。
大到这个世界，小到一件具体的事，拟态环境始终存在。人的所有行为都是针对这个拟态环境做出的，但这些行为却是在实实在在的真实环境中生效的，不论是具体的行动，还是虚拟的思想。也就是说，拟态环境和真实环境始终都有差距，想要缩小这个差距将取决于人们自己的认知和能力。
认知是持续迭代的，受被设置的拟态环境、圈子以及时间和注意力分配的影响。从被设置的拟态环境来看，当前的互联网拟态环境由于多元媒介平台相互融合和受众参与互动，呈现出庞大的动态系统，其内部的多样、无序又增强了影响力和影响范围，牵引着受众的行为。
在利益驱使下，拟态环境下日益趋向商业化，过度的商业化会造成社会主流价值的扭曲。比如，媒体对娱乐明星的过度包装，导致青少年盲目崇拜明星。因此，人们在网络中发言也应该如同在现实中发言一般，思考自己的言语是否恰当。同时，当人们面对一个议题的时候，不要受叙述者的情绪干扰，尽量做出理性的思考。
圈子则决定了人们的信息宽度和深度，且会对信息加工并输出圈子内的观点，进一步影响人们对事情的看法。人们熟悉的方式可以由拟态环境的圈子塑造，即人们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去选择相应的信息，同样也会运用自己熟悉的方式去接纳社会。
在收集那些用来形成观点的信息时，人们分配多少时间和注意力，也直接决定了人们能获取到多少信息以及获取到什么信息。当前，“碎片化阅读”日益消解人们纸质系统阅读习惯。拟态环境用信息影响着人们对世界观念和看法，而其媒介对现实世界不全面的信息展示导致人们认知水平日益下降。
正如本·巴格迪坎所说：“我们的现实状况并不在一次卓越的展示中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它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主要由大众传播媒介展示的通常并不显眼的世界图景片段中积累起来的。”人们每天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微博、微信上，没有逻辑系统的繁杂海量的信息占据着人们的视线，造成深度思考的时间下降，严重影响人们的认知水平。
从香农的“信息是可以减少或消除不确定性的内容”到今天信息指数级增长再次带来的不确定，我们似乎无法逃脱拟态环境的必然趋势，但理性的力量能帮我们更加接近真实环境。我们应该相信，理性的自知、有意愿的行动和有勇气的接受，能让我们在后真相的时代做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