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京华时报》，真的死了！”元旦假期的最后一天，一篇文章被传到了《京华时报》前员工们组建的微信群里，连《京华时报》的前员工们自己都很纳闷？“我们”不是早就“死了”吗？
该篇文章的由头，是有人发现“京华时报网”停止更新，随后，文章纪念了那个曾经在北京都市报圈里风起云涌的《京华时报》。
但《京华时报》的故人们却发现，文章中所说的“京华时报网”并不是《京华时报》的官网。“我们的官网是‘京华网’，这个‘京华时报网’到底是从哪里出来的，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群里也没有人知道。”一位前《京华时报》记者说。
但不管这个网站从何而来，又从何而去，这篇文章又将已经停刊4年的《京华时报》拉回到今天人们的记忆中，也将人们的目光聚焦在那个曾经在北京媒体圈里绚烂一时的“京华烟云”。
没有人敢否认，《京华时报》曾是北京都市报翘楚的事实。
在都市报辉煌的十多年前，北京市民有“早看京华，晚看法晚”的说法，作为一家早报，京华时报曾经是北京都市报发行量第一的报纸，最高时占有北京早报市场的70%份额。
人民网新闻研究网曾经在2017年1月3日，也就是《京华时报》停刊后的第三天，发表了一篇名为“京华时报沉浮录”的文章，纪念了这张创办了15年的报纸的出生和衰亡。
2001年5月28日，《京华时报》诞生了，它由人民日报主管主办，北大青鸟注资，这算是响应了当时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提出的允许社会资金进入报纸经营领域的想法，人民日报和北大青鸟的强强联手，一个月的时间《京华时报》的销售量就达到了30万。
“当时我们的很多记者都是刚毕业的年轻人，那个时代能拿到一两万的月薪以及三四万的年终奖，在整个中国的媒体圈来说，都是非常令人羡慕的。”一位从创刊那年就在《京华时报》的记者说。
他还记得那个时候的位于百灵大厦的京华时报社内，不时的也会爆发出同事的争吵声，但其中鲜少有掺杂个人恩怨，都是为了新闻业务的探讨，为了选题、采访和稿件。“当年很有活力，没有人有私心，这种感觉差不多在2011年左右就没有了。”
在2011年5月25日《京华时报》创刊十周年研讨会上，社长、总编辑吴海民提出了打造“百年京华”的口号。
可是，口号犹言在耳，没过多久《京华时报》就面临一次巨大的变革。“京华时报沉浮录”中记载：2011年8月31日，时任京华时报社社长的吴海民和广告客户洽谈业务时毫无征兆地突然晕厥，送到医院后在病床上接到人民日报总社电话，紧急召他回总社，有重要事情传达。
因为他一直在医院接受治疗，直到第二天才来到总社，但等待他的是一纸决定：京华时报社由人民日报社划归北京市委宣传部主管主办。
也就在这一刻，吴海民决定告别自己一手创办的《京华时报》。
许多的京华人都认为，这次变革是京华时报由盛转衰的开始。
2016年12月31日，《京华时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一篇“致读者”的言论，标题为“我们只是转身，我们不会离去”。言论的开头这样写道：明天，《京华时报》将不再用白纸黑字为您记录昨天……
从2017年1月1日开始，《京华时报》休刊，京华网、京华圈APP、官方微博、微信以及《京华时报》旗下微信公号组成的新媒体矩阵，继续推送新闻资讯。
尽管这篇言论中将《京华时报》的休刊定义为“转型新媒体”，但其实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京华时报》实际上已经“死了”。
“其实2017年夏天的时候就已经传出了类似的风声，报社内部人心惶惶，大家的关注点也不在新闻上了。”一位前《京华时报》的编辑说，“我印象里好像是到9、10月份，那应该是报纸的征订季开始了，但迟迟没有动作。
很快，在报社里就公示了分流意向的调查，日报集团、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及市委宣传部有关的很多部门都贴出了转岗聘用的条件和需求，供大家选择。”
但当时很多报社员工对转岗方案不满，认为他们没有完全知情，而且转岗通知内容写得也很含糊，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在哪里。
为此，《京华时报》的员工还向有关领导进行了反映，这在当时京城媒体圈里也算是一次不大不小的“维权”行动。“我们当时一直要求社长站出来回答我们想要知道的问题，但却并没有，后续工作都是由市里面来做的。”
休刊的那一天做完最后一块版，《京华时报》告别了历史的舞台，当时还在报社的记者编辑和各岗位员工们，用各部门仅剩的部门经费吃了一顿“散伙饭”。
“散伙”之后，大部分员工选择了离开，拿到了以工作社龄N为基数的补偿。一部分员工转岗到了市委宣传部有关单位提供的岗位上，还有很少的一部分人选择留守新媒体，为《京华时报》的转型继续奋斗。
但其实，所有人心里都明白，这个“奋斗”是徒劳的。
2017年的时候，一位尚在京华新媒体留守的记者跟北京媒体的同行说：没有了报纸，也就没有了根基，走到哪里都没有人认可，人家也不知道，京华新媒体早晚也是个死。
留下坚守的老京华人仍在苦苦挣扎，但事实上选择转岗的员工日子也不好过。
尽管他们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从纸媒到电视台或者广播电台，根本就是夸了行业，而即便是去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的员工，也感觉有志难伸。“这种转岗工作谁都明白，人家不可能把好的口线给你，你只能作为边缘人物，而没有口线的话，日报晚报又主要是做时政新闻，鲜少有jd报道，政法和社会新闻也不多，根本没有用武之地。”
与此同时，选择“拿钱走人”的采编记者，有一部分人去投了同城媒体，比如曾经的竞争对手《新京报》和《法制晚报》，这部分人基本上都还抱有新闻理想，愿意为新闻而工作。
但很可惜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在2019年《法制晚报》的休刊中，又将2017年的那次经历重来了一次，不同是，《京华时报》直到休刊也没有拖欠过员工任何一个月的工资，这还是让《京华时报》的员工比较欣慰。
时光荏苒。谁也没有想到，四年后的2021年的新年，有人会把《京华时报》休刊的事情旧事重提。
但据京华前员工们说，《京华时报》的官网及新媒体矩阵早在2017年夏天就解散了运营人员。“当时没有什么征兆，突然把所有新媒体运营人员召集到一起开了个会，宣布解散。开会后留有一个月的过渡期，经过这一个月后，新媒体矩阵也就不复存在了。微博后来也变成了长安街知事。”一位曾经的《京华时报》知名记者说。
京华网和京华圈APP停止更新后，《京华时报》的新媒体转型宣告彻底死亡。这里面最令人遗憾的是“前街一号”。“前街一号”是《京华时报》新媒体平台里唯一成功的产品，因京华时报报社位于左家庄前街1号百灵大厦而得名，该公号定位为独家报道和新闻背后故事，自2016年下半年开始更新，有过多篇爆款文章。
但新媒体运营人员解散后，“前街一号”也走到了尽头。该公号至今仍是属于个人注册，最后一篇更新是2019年10月8日，很显然后来的这些隔三差五的更新，应该是京华员工的个人行为。
而该公号的主要创办者前京华时报调查记者肖岳，如今也已经前往互联网公司任职。
“前街一号可以说是肖岳主创的，效果很好也具备了独立运营的能力，最后停更，其实无论对于肖岳个人还是京华时报来说，都是个损失。”肖岳此前的同事说。
在《京华时报》的十五年时间里，最出名的报道无外乎与农夫山泉的“大战”。2013年4月以来，《京华时报》在27天时间里创造了“一家媒体监督一个企业”的记录，持续28天，连续67个版面，76篇报道，称农夫山泉“标准不如自来水”。
后来，北京市质监局介入调查，农夫山泉桶装水因标准问题停产。随后，农夫山泉表示将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京华时报》赔偿名誉权损失，并向有关主管部门举报《京华时报》。
《京华时报》最先刊发报道《农夫山泉被指标准不如自来水》，是通过记者调查发现，农夫山泉执行的产品标准是由农夫山泉作为唯一一家企业参与制定的浙江省地方标准，该地方标准在某些指标上比国家标准要宽松，而有关专家则指出，任何企业生产的瓶装饮用水都必须按照《生活饮用水标准》为底线，农夫山泉执行的地方标准在很多关键指标上不如自来水。
农夫山泉在后来的回应中，对于《京华时报》报道的关键点被指避重就轻，只是强调其部分指标高于国家标准，且声称如果指标提高就成造水企业都会死掉。
最后，农夫山泉把《京华时报》告上法庭，而《京华时报》又反诉了农夫山泉。一则监督报道最后变成了口水仗，结果就是农夫山泉撤诉了之。“现在想起来，其实这个事情很简单，就是一个造水企业到底是按照国标还是地标来做的问题，但对方始终咬定自己没有问题，然后抓住一些细枝末节去较劲。但报道总体上来说，还是推动了民众和国家对饮用水标准重视，也是有着积极作用的。”京华时报前员工回忆此事说。
值得一提的是，科技新媒体蓝鲸于2014年4月10日在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京华时报》曾报道农夫山泉事件的记者李斌于4月9日被警方带走，与李斌接触过的多家企业的多位人士也已经接受过公安询问。
不过也有消息称：李斌被带走因农夫山泉事件可能性较小，因为之前报道农夫山泉的主力记者不是李斌。
但内情是什么，至今尚无官方结论。
事实上，在同时期的京城都市报圈子里，《京华时报》有多篇报道曾经备受同行的追捧，比如“10名肾病患者无钱医治组建自助透析室”，报道中的人物故事，表现出来的是中国医保体制弊端下的无奈与凄凉，这些肾病患者在潮白河畔的一个农家院里，用医院废弃的透析机互相透析，以维持生命。
该报道由《京华时报》独家首发后，京城及周边媒体蜂拥而至，疯狂追访。这在当年讲究地方特色的都市报时代，非常少见。
而报道后的结果也相当不错，虽然通州和燕郊两地卫生部门取缔了这个透析的农家院，没收了透析机，将这些病人送回原籍。但在媒体的持续关注下，这些肾病患者都得到了妥善安置，后来透析的费用也通过医保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解决。
可以说，在都市报兴盛的那些年，《京华时报》在北京早报市场独占鳌头，从新闻质量的角度来说，是当之无愧的。比起当时的竞争对手《新京报》来说，《京华时报》更加亲民，而并非板着脸庞高高在上；而比起已经显出暮气的《北京青年报》来说，《京华时报》的内容又更加有活力，新闻动态十足，而且有媒体的责任担当。
但就跟很多家休刊、停刊的都市报一样，新闻质量并不是他们倒下的根本原因，时代的变化才是。
在《京华时报》休刊前的两三年里，百灵大厦里为新闻选题而争吵的声音越来越小了，虽然《京华时报》也曾尝试新媒体转型，但这个伪命题至今没有任何媒体能够很好的解决，指望《京华时报》自己找到出路，根本不现实。
《京华时报》休刊后，离开的采编队伍如前文所说，大部分拿钱走人，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在此后的三五年时间里，始终无法找到自己的定位。
一位在《京华时报》做了15年的记者说，虽然兜里揣着十多万的补偿款，但当时已经三四十岁的年龄，让他们无所适从。“不知道应该去那里找工作，其他媒体也不招人，跨行业转型更不可能，公关公司？传媒公司？网络公司？以前自己做记者的时候，就看不上。那种心态，真的就好像孤魂野鬼，无依无靠，走到哪儿都有一种凑合干的感觉。”
从休刊那一天“散伙”开始，《京华时报》的不少员工都挣扎了很久。
但到今天已经有6年的时间，基本上每个人都已经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京华时报》的员工似乎很喜欢到互联网公司抱团儿，有几个人在阿里，有几个人在苏宁，还有几个人在今日头条。从这一点也能说明《京华时报》当时的内部员工相处的还是很融洽，大家在一起还是会有归属感。
比如，那些去今日头条的员工基本上都是陆续追随张利东而去。这位京华时报的副总裁在2013年的时候就被张一鸣挖到了今日头条。
当时张一鸣把张利东约到办公室，在小白板上写下了“用户量、点击率、转化率、CPM、CPC”等等一系列在报社根本接触不到的词汇，给这位报业的经营人才上了一堂“完全听不懂的课”。但正是这一点，打动了张利东。
随后，张利东开始把《京华时报》的一些旧部招入字节跳动公司，这也就促成了后来《京华时报》休刊后陆续又有员工进入到字节跳动。
一位跳到今日头条的前《京华时报》员工说，在互联网公司的工作比起在报社来说更加专注，写的内容不再是新闻报道，而是活动策划之类的文案，虽然没有了当记者时激扬文字的感觉，但却能够在互联网公司体会到当年百灵大厦里的那种朝气和激情。
但在他看来，当初坚守到最后一刻的这些《京华时报》员工们的转型是“被动”的，所以他们都经历了几年的煎熬后才找到了新的工作定位。而此前一些在《京华时报》辉煌时期就离开的人，如今不少已经小有成就了。
比如去年完成“单人皮划艇往返琼州海峡第一人”的段志敏，他2008年从京华时报经济部离开，个人创建了公关传媒公司，现在他的理想已经不再是为工作和生计而奔波，他已经开始尝试挑战自我。
再比如“女童保护”公益组织的创始人孙雪梅，他在《京华时报》期间参与报道了“海南某校长性侵女生案”，受该案的影响，她号召发起了“女童保护”公益组织，该公益组织在全国各地进行预防儿童性侵的授课教育，为无数少女提供帮助。
2015年，孙雪梅离开《京华时报》到凤凰网公益频道担任主编，此后连续获得国家级公益奖项。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孙雪梅说，她创办“女童保护”公益组织，她曾经的老东家《京华时报》及报社相关领导是她最应该感谢的对象之一，“如果没有《京华时报》和领导们当时对我的支持，‘女童保护’项目不会这么快的发展下去，我也不会在公益道路上坚持下去。”
看着这些更早离开《京华时报》的同事取得的成就，最后一批坚守的京华员工们有一句开玩笑的话：既然传统媒体迟早要完蛋，记者编辑迟早要转型，那不如早死早托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