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已经深深留在一代人的记忆里。老一辈本着“靠山、分散、隐蔽、进洞”的原则建设三线基地的艰苦岁月、在三线基地创造的不朽功勋以及孕育而成的三线精神，都被镌刻在了历史的长卷上。
今年是三线建设60周年，本期请跟随航小科一起，继续感受那段充满热血信念与款款温情的峥嵘岁月。
奔向神秘的“93号信箱”
我和丈夫老王曾经都是沈阳119厂（现航天二院283厂新乐公司）的职工，我是钳工。后来，鄂西北开展三线建设，119厂是包建厂之一，老王作为技术骨干支援三线建设，来到湖北远安。
第二年，他回家跟我商量：“能不能带上孩子们，我们一家人一起到远安去？”远安具体在哪里，老王不能说，要保密。他只说：“在湖北，山清水秀，是个好地方。”
我当时想，支援三线建设照样是为社会主义作贡献，到哪里都一样。所以，1972年4月，我带着一家老小，带着美好憧憬，从沈阳奔向神秘的“武汉市93号信箱”。
到了武汉，我们坐了一夜火车来到当阳。下了火车，又坐上了厂里派来的解放牌卡车，我只感觉前方的山越来越高，路也越来越颠簸。
我把信封上的地址拿给司机看，问是不是送错地方了。司机笑笑说：“快到了，‘武汉市93号信箱’就是国营红峰机械厂（现航天科工九院红峰公司），在远安太平山脚下。”
图为樊万琴（左一）一家刚来红峰厂时的合影来到红峰厂的第二天，我碰到了管财务的吴科长。当吴科长听说我还没有报到，立即说：“就到财务科来上班！”原来我还在119厂时，吴科长曾在大会上听到我的发言，认为我很有经济头脑。
“我不会算账，只会干钳工。”我一听说去财务科，脑袋就大了。吴科长说：“一切都从头学，还年轻，来得及。”
那年我32岁，从头开始学财务，第一个月的工作就是对着单据打算盘。算盘打熟了，我开始做出纳，做借款、报销之类的账务。
一年以后，吴科长让我做总账会计，我感到了巨大的压力，账目繁杂，没有现在的电子表格，都是手绘。有一次，总账做不平，我日夜泡在会计室里研究做账的方法。
1974年9月，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彼时，工厂暂停建设，资金停止拨付，工地停工，建设进入低潮。厂里召开大会，提出统一思想，要“争创干”，不“等靠要”，要用双手和智慧共渡难关。
1984年，我服从组织安排到厂工会工作，任工会副主席兼女工委员会主任。
当时，红峰厂正处于产品攻关的关键时刻，时任厂长朱致敏在066基地立下了军令状，一定要把产品搞出来。那些年，民品开发势头正猛，厂里生产的电风扇、洗衣机减速器等产品正在热销，经济状况有所好转。
有10年做钳工的经历，我一上任就到车间了解职工的思想状态，感受到了同事们积极搞生产的热情。我以“为一线加加油鼓鼓劲”为抓手，组织女工讲身边先进人物的事迹，写下她们奋力拼搏的故事，每天在厂里用大喇叭广播。时任红峰厂党委书记杨梅山为女工委员会点赞：“就是要这样的氛围！”
围绕科研生产开展工作，我的工作方式新、办法多、有效果，我把这些做法归纳总结，写成了论文，获得了湖北省工会论文一等奖。因为工作表现出色，我在1988年获得全国优秀工会工作者称号。
“知心大姐”是红峰厂职工对我的爱称。我来三线的时间比较久，对各家情况比较了解，夫妻吵架、婆媳矛盾、家长里短，大家都愿意找我调解。我调解的方法千千万万，但是目标就一个——和解。别人眼里的小事、杂事、烦心事，我总是放在心上，默默地做。
有一年，厂里组织职工评职称，一位正在申请高级职称的同事提醒我：“樊姐，咱们一起报名啊。”我摇摇头觉得自己不够格，一旁的人事处处长却对我说：“够格啊！你有全国荣誉，符合‘破格’评级的条件。”
一个平凡的工会工作者被“破格”评上高级职称，我总觉得是“天上掉下来的”，而周围的同事却认为我是拼命干出来的。
不久前，组织给我颁发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当接到沉甸甸的纪念章时，我激动得热泪盈眶。
（口述：樊万琴、整理：邓顺英）
“三道沟”里的烟火岁月
1978年至1980年，江河厂（现为航天科工六院江河公司）招收了近百名青年充实工人队伍。几年后，眼看着这批青年到了该结婚的年纪，可工厂却拿不出这么多婚房供大家居住。
为缓解青年职工结婚住房的困难，江河厂将建厂时留下的营房维修后分配给新结婚的职工，并取名为“15栋”。不到三年时间，“15栋”的24套房子都住上了新人。
工厂首批选点、勘察设计的人员刚来时都借住在老乡家，早期进厂的职工住席棚、简易房和生产队的“干打垒”房子。和老一辈相比，我们这些在20世纪70年代末进厂的职工住上了单身宿舍，80年代初成家时就分到了婚房，算是赶上了好时候。
“15栋”是最靠近生产厂房的一栋楼。用石头做墙体，总共三层高。但江河厂职工一般不说“15栋”，而习惯说“三道沟”，就像后来根据居住人群而命名的“新四栋”“八字楼”“老五栋”“将军楼”等。就凭这些宿舍代号，你就能区分来自不同地域的人和进厂时间先后，大致知道谁是从内蒙古来的，谁是从陕西来的，谁是从湖南来的。
寂静了多年的“三道沟”因为这些年轻人的到来热闹起来，大声嚷嚷的、吵架哭闹的、唱歌嬉笑的，“三道沟”从此开始有了烟火气。
当砖头大小的收音机播放着当时歌星美妙的歌声时，“三道沟”就显得浪漫起来了。伴随着新生儿一个个出生，啼哭声也充斥在“三道沟”中。
“三道沟”在两山之间的沟里，在远处很难发现这里还有一栋楼房，正好应了“靠山、近水、扎大营”的要求。“三道沟”与工厂家属区有点距离，但偏有偏的好处，沟口有一个水沟，大人在那里捉鱼摸虾，小朋友在树林里捉迷藏。
楼房前是一块不大的水泥地，是大家带孩子玩耍、乘凉的好地方。场地边的电线杆上挂着一个高音喇叭，下班后大家都喜欢在此聚一聚，唠家常、听新闻。住一楼的几户人家还备有许多小凳子，有买的，也有自己用木板钉的，大家自取自还。
自行车是那时候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自行车上有木制的小孩座位，有换煤气的钩子。周末，大家都要骑上自行车去城里逛逛，先到食品公司门市部用肉票买一斤猪肉，再带小孩去河对岸的鸣凤公园，孩子们最喜欢排队坐旋转飞机，5毛钱一次，一般都要玩两三次。
我们这批人家里姊妹多，条件都不是很好，做家务的手艺还说得过去，即使有个别做饭不怎么样的，在这种大环境下，也不得不请教他人和自学，担起伙夫之职。每当哪家饭做好了，必定是推开窗户喊：“吃饭啰！”寂静的山沟里声音传的老远，小朋友不管是追蜻蜓、抓蝴蝶的，还是做游戏捉迷藏的，都要立即停下，各自跑回家去。
要说做饭，“三道沟”的人手艺各有千秋。平日里谁家做了好吃的，就会邀请三五个邻居来家里蹭饭，大家一边吃一边说说笑笑，好不热闹。
那时过年一般都回父母家，每年过完年回厂上班后的那段时间是很热闹的，邻居们互相请客，品尝各地带回来的美食，交流春节新闻趣事。
当时种植蔬菜是大多数人下班后主要忙活的事情，虽然工厂每周派车到镇上拉蔬菜，但是面对几百户人口，一卡车的蔬菜是远远不够的。当然，工厂的菜店平时也会有大头菜、榨菜、土豆、洋葱等食品供应，但要想天天有新鲜蔬菜可以吃，那就只有靠自己种了。工房周围、住宅楼前后和附近山坡上开出了一块块的蔬菜地，绿油油水灵灵的蔬菜看起来十分诱人。
在八车间的工房边，师父给了我一小块地，在“三道沟”我又开垦了两块地。我们向老师傅请教种植经验，还要了种子。菜是种上了，就是一直都种不好，不是长得慢就是太“苗条”。
那几年就这么拼拼凑凑地过来了。后来，我们也学习老职工在楼房前搭起了柴棚子。到我们成家时，职工们已不再烧柴火做饭，都用上了液化气。搭柴棚子是为了装杂物、放自行车、放鸡笼喂鸡、放种地的工具。柴棚子所用材料都是在山上砍的，我们骑上自行车到山上砍粗细不一的棍子，买了油毡、铁丝等，两三人一天就建好了。
现在时常回想，我们住在“三道沟”时，怎么那么有干劲儿，上班、带小孩、做饭、种地、喂鸡，每天都有成长和进步。
我家在“三道沟”住了6年，等孩子要上学时，就告别了这里。2000年左右，“三道沟”的住户基本都搬出来了，“15栋”完成了住宅楼的使命，成为了原材料仓库。我这一辈子一共搬了4次家，但记忆最深刻的还是在“三道沟”生活的岁月。
（文字：李国瑞）
三线情深
我在068基地（中国航天科工湖南航天前身）度过了半辈子，最难忘的还是那些跟同事们一起走过的日子。
我有20多名“司机”
20世纪80年代，我是基地宣传处的一名干事。那时，我就有20多名“司机”，其中男女老少都有，涵盖领导、一般干部、工人、学生、家属等，载我的车有红旗、飞鸽、凤凰、松鹤等品牌。
一个人竟有这么多的“司机”和车，而且这些“司机”的职业身份如此广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是这样的，1981年，在一次意外事故中，我不幸受伤，双腿感染致残，行动极为不便。情况最糟糕的时候，我拄着双拐，每步只能走20厘米左右。
那时候，住处距离上班的地点有近两公里的路程，且路况十分不好，上班要爬一个坡，下班要爬两个坡，每天光是上班我就要走近一个小时，要是遇上刮风下雨就更艰难了。
大家把我的难处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会骑自行车的，都主动地当起了我的“义务司机”，只要看见我走在上下班的路上，都会热情地把我载上。
当时的基地工会主任陈唤明身形较胖，自己骑车已然气喘吁吁，但只要在路上看到我，就会马上停下来叫我上车。打字员李湘云常常骑车带着女儿出门，但只要碰到我，她的女儿就马上从自行车上下来步行，让我坐上去。有一次下雨，她们已经到家了，听说我还没回到家，小李又骑车回头去迎我。宣传处处长唐宗健几乎成了我的“专职司机”，为了我们两个人坐上去能保持安全、稳当，他把自行车的钢丝、飞轮都换成了新的……
大家的帮助让我感到十分温暖。很快，我就重新燃起了昂扬的斗志。
莫道灾难多，同志情谊深
1989年7月，我家中的柜台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4堆小山似的“礼品”，有蜂蜜、奶粉、麦乳精、水果罐头等。
为何有这么多人给我们“送礼”？原来是我爱人不慎从自行车上摔下来，牙齿碰掉6颗、口腔受伤严重，情况十分紧急。
基地领导和同事们听到这个消息后纷纷赶到医院探望她。当大家听说我爱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能吃流食时，不约而同地给我们送来了慰问品。
在我爱人住院期间，基地机关还派出了照护人员，他们视病人为亲人，细致周到地照顾她，为她擦洗、接痰……
那段时间，我双腿行动不便，家中还有两个小孩需要照顾，但我家的家务事很快就被左邻右舍承担了下来：每到开饭时间，就会有几家人同时来叫我们去吃饭；我家的粮食吃完了，很快便有人送来大米白面；我家的楼层高、水压太小，自来水有时候没法到达楼上，很快就有邻居帮忙提水送来……受到这样的照顾，我们一家人怎能不心怀感恩呢？
在缺水的日子里，我家从未断过水
时间来到1992年，068基地整体搬迁至长沙。刚搬来的时候，家属区常常停水，需要去外面提水回来。我家却为此犯了难：我就是空手走路都很艰难，而我爱人在距此很远的地方上班，每天早出晚归，孩子们才刚刚上小学。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同事都主动关心我家的用水问题，要给我送水。有时，我甚至还发愁该怎么处理同事们送来的那么多水。
有一天中午，我回到家里就看到客厅里摆着3大桶清澈的水，赶忙问孩子是谁送来的。
孩子说，一放学就见门口放着这3桶水，于是就提进来了。其实我心里清楚，自从停水问题频发以来，已有动力车间李良海、通信站张雨清、基地办公室宁新文等几位同志陆续来给我家送过水，这几桶水大概又是他们送来的。
以上3个小故事，仅仅反映了三线情、山沟情的一个侧面。我永远感谢那些帮助过我家的热心人，并永远为他们点赞！
（文字：张必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