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动荡中的全球供应链_

近年来，受地缘政治、中美之间战略竞争驱动，主要经济体的供应链政策转向国家安全优先，成本、效率等方面的经济因素被弱化，全球供应链呈现收缩、调整和重构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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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机工智库研究员/裘红萍。由「机工情报」原创首发，数字化企业经授权发布。

但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供应链仍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扩张，特别是在东南亚和其他新兴市场，牛津研究院、标准普尔等研究机构近期发布的报告都得出这样的结论。本文结合上述研究机构发布的报告，对2024年的全球供应链风险及其当前走势进行了阐述。

2024年全球供应链风险因素

2024年是全球选举年，主要经济体政策走向不确定性上升。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将有76个国家（地区）举行大选，覆盖全球约41%的人口、42%的GDP。尤其是美国近年来通过各种举措重塑全球供应链；欧盟制定了诸多供应链和环境政策，包括碳边界调整机制、“零毁森林产品法案”、“企业可持续发展指令”和“扩大的排放交易计划”，欧洲议会选举结果将对这些政策走向产生影响；南非、加纳等非洲国家的选举结果将会对全球的关键矿产供应链产生一定影响等等。

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地缘政治重新排序。依据各自的国家利益，其他国家将在中美两个市场之间进行对冲，从而影响国家之间及其在多诸边关系中的重新排序。未来，各国将在目标一致的领域进行合作，但存在竞争的领域将会增加。作为中美欧外交、安全和经济合作的重点，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将在未来的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中日益增强。此外，俄乌冲突、巴以冲突走向也将对未来能源供应链、运输成本等造成影响。

供应链与国家安全政策继续交织在一起，新型供应链监管体系正在出现。供应链与国家安全政策交织在一起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保护主义、资源保护和投资激励措施不断抬头，从而引发更激烈的竞争。除关税、非关税壁垒、制裁措施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正在通过强化安全审查政策以强制企业监管其供应链体系，新型贸易保护正在出现。2024年3月，美国发布的旨在保护美国人敏感数据的新行政令将对未来的信息通信技术和服务供应链产生深远影响；以存在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为由指示商务部调查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受关注国家的联网车辆（connected vehicles）；根据《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60H条的要求发布了更新版本的“直接或间接在美运营的中国军事名单”等等。欧盟在这方面也紧跟美国步伐，甚至创造出新的监管工具：2024年2月，欧盟委员会基于《外国补贴条例》对中车集团发起补贴调查，这迫使中车集团最终退出保加利亚交通和通讯部组织的公开采购招标；对此，欧盟中国商会称，欧盟已将《外国补贴条例》作为威慑外国企业、排除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新工具。

关键技术、原材料、产业链成为各国竞争和关注的焦点，引发新的冲突和竞争。供应链政策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实现国家安全优先事项。其中，直接举措集中在关键技术领域，特别是半导体领域，例如欧盟在其发布的经济安全战略中就提出（所谓）“降低经济依赖或经济胁迫武器化”的风险。间接举措则是保护关键原材料的获取、增强国内关键产业制造能力，例如用于能源转型的矿物和高科技零部件，这导致了出口限制、投资壁垒等举措的频频出现，以及与资源获取相关的协议的重新谈判，各国都寻求从资源中获得最大程度的特权。

劳动力短缺将继续扰乱全球供应链。一方面，为从供应链变迁中获益，主要经济体正在实施新的产业政策，例如交通电气化，这导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另一方面，半导体等不断增长的行业劳动力缺乏，因此需要对劳动力培训进行持续投资。此外，标普分析在报告中指出，2023年因薪酬、条款和条件谈判失败而引发的罢工将在2024年继续构成风险。

受需求模式、地缘冲突和贸易紧张局势等外部因素影响，全球物流系统正在发生变化。尤其是日益严格的航运排放法规。根据欧盟相关法规，自2024年1月1日起航运业将被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mission Trading System），这意味着经营抵达/离开欧盟航线以及欧盟区域内航线的航运公司需要就特定船舶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购买并缴纳碳配额。此外，极端气候问题、地缘冲突、制裁带来的贸易合规等因素都将成为全球货物运输系统面临的风险。

供应链仍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扩张

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在持续通过国内外政策重塑供应链，但牛津研究院、标准普尔等研究机构近期发布的报告都指出，供应链仍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扩张，仍具有一定韧性。

尽管逆全球化和近岸外包热议不断，但未出现广泛的近岸外包。牛津研究院发布报告指出，得出这一结论主要基于两方面证据：

（1）全球中间产品贸易仍保持增长。2018~2022年，全球中间产品贸易平均年化增长率为6%。同时，全球中间产品贸易额占全球货物贸易总额的一半，这一比例在过去十年中基本保持稳定。

（2）近岸外包仍未能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实现。大多数地区生产商的中间投入品仍然来自于本地区之外。2022年，除亚太地区外（自2018年的59.7%小幅上升至2022年的60.6%），其余地区的中间产品{即使排除初级产品（通常是未加工的资源性产品）}的采购量占比相比2018年有所下降。报告指出，目前，除极少数例外（如墨西哥承接美国近岸外包增加），“全球跨国公司已经将其国际供应链转移至与本土临近的地方”的普遍假设仍不成立。报告认为，全球未出现大规模近岸外包可能源于重新配置供应链的“粘性”和“滞后”，这些因素增加了跨国公司更换供应链的成本，从而使其继续维持其现有采购策略。

亚洲供应链多元化正在扩大，中日韩主导地位有所下降。牛津研究院发布报告显示，在出口方面，2018年，中国在亚洲地区中间产品出口中的份额最大，为35.5%，日本和韩国依次为12.2%和11.7%，三国合计59.4%，但2022年这一比重降至54.8%，下降了4.6个百分点。此外，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测算的亚洲地区中间产品贸易市场集中度显示，亚洲中间产品贸易的多样化很明显。2018~2022年，亚太地区向全球中间产品出口的HHI由0.176降至0.170，仅向亚洲地区出口的HHI由0.115降至0.111，指数下降表明在过去五年中，亚洲中间产品出口在各国之间的分布更加均匀。其中，越南、印尼、中国台湾地区、澳大利亚、印度、马来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等7个经济体2018~2022年的中间产品出口额年均增长率均超过了该地区的平均年增长率（5.9%）。报告称，这7个经济体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应对中美贸易脱钩，但其核心都是以降低在中国供应链中的份额为代价来进入美国供应链。

报告认为，中间产品出口的多样化也证实了最近亚洲外商直接投资的趋势，即国际投资者越来越多地将除中国外的其他亚洲经济体作为绿地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的两大类之一）的目的地。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数据，2010~2014年，中国占亚太地区绿地投资流入的27.7%，但到2022年，这一份额已降至4.9%，而同期热点国家的份额从33.7%飙升至56.7%。其中，印度是主要受益者，其占亚太地区绿地投资流入的份额从2010-2014年的10.1%增加到2022年的21.1%。

贸易脱钩在很大程度上仍表现在中美之间，中国自身国际供应链的构成正在发生变化。牛津研究院报告显示，美国和日本已开始与中国脱钩。2022年，中国在美国和日本中间产品进口中的份额从2018年的18.5%和26.5%分别降至14.1%和24%；2023年上半年，中国在美国中间产品进口额中的比例进一步降至11.4%。但中国作为生产投入出口国，在除美日之外的其他国家中所占份额有所上升。2022年，中国在德国、巴西、澳大利亚的中间产品进口额的份额从2018年的11.1%、22.2%和29.5%分别增至15.9%、26.4%和33.1%。此外，越南和马来西亚作为中国中间产品出口目的地的份额涨幅最大。

从中国自身供应链来看，牛津研究院发布报告认为，韩国和日本在为中国生产提供国际投入方面的作用已经缩小；2018~2022年，韩日在中国中间产品进口额中的份额分别下降了2.8和2.1个百分点；美国所占份额也从2018年的8.4%降至2022年的7.5%，下降了0.9个百分点。此外，德国（-1.0%）、瑞士（-0.3%）、新加坡（-0.1%）、泰国（-0.2%）等国在中国中间产品进口额中的份额也有所下降。越南、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在中国中间产品进口额中的份额出现了增长。牛津研究院报告认为，在当前国际背景下，管理全球供应链的“中国+1”战略正在向“中国+1、2、3”战略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