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如果你是因为幻想着新生活的美好而移民，那你将必然失望，因为生活中的盐总是咸的，哪里都一样。
如果你是因为要逃离旧世界的痛苦而移民，那你几乎一定会幸福，因为那一时一地的苦难并不是普世价值。
作者 | 尼酱
来源 | 码客人生（ID：makerensheng）
早上九点，唐小牛仅需从床边走几步到办公桌前，他就可以开始一天的工作了。他是一名远程办公的高级工程师，他的办公场所就是卧室角落里的那套桌椅和电脑。
唐小牛居家办公桌上的摆件下午四点，唐小牛回复完最后几封邮件，关上电脑，他就下班了。此时窗外阳光明媚，离夕阳下山还有五个小时。他伸了伸懒腰，准备去学校接他的“宝贝”放学。今天晚上没有跨国会议，他还盘算着玩几盘Dota2。
唐小牛平常喜欢打dota2唐小牛是一名德国程序员。2017年10月他“肉身翻墙”成功，顺利移民到了柏林，过上了欧洲的“躺平”生活，而这样闲适的日子对于五年前的他来说想都不敢想。
阿里的旧生活
2016年，硕士毕业四年的唐小牛入职了阿里巴巴，任职中间件部门的高级工程师，职级是P6，也就是公司干活的主力。不仅要编写高难度的技术代码，响应客户需求随时on call，还要负责一部分运维部署工作，处理各种琐碎的杂事，高强度的工作压力让他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一样，要做到又快又好。
阿里有严格的绩效制度，即3—6—1。前30%的人会拿到3.75的绩效，有晋升加薪的可能和高额的奖金；60%的人会拿到3.5的绩效，不好不坏；剩下10%的人会拿到3.25的绩效，不仅与前30%的人拉开巨大的奖金差距，还会亮起职场“红灯”，连续拿到两次3.25绩效的人基本会被公司“毕业”。虽然唐小牛一直是60%的那拨人，但他仍然对自己的绩效没有足够的安全感，毕竟阿里内卷太厉害了，稍有不慎他就有失去工作的可能。
在阿里巴巴，同辈压力也是员工们拼命工作的原因之一。唐小牛进入公司的时候已经31岁了，在公司算大龄程序员了，许多和他同龄，甚至比他小的同事早已坐到了更高的职级位置上，这种无形的对比让他对职场安全产生更多的焦虑。他曾经和团队聊天时，听到HR说阿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如果一个人35岁还没有达到P7这个级别就表示这个人没什么潜力，大概率会被公司优化。联想到自己的年龄和职级，时不我待的危机感让他只能更加埋头于工作。
阿里的P6到P7是一道坎，也是一个薪资的分水岭，除了要完成本职工作，还要求一定的管理能力，对业务和商业上的一些东西要有所思考，对晋升的要求相对多元。有的同事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了从P6到P7的飞跃，但也有同事进入公司十年却依然是P6。职级的晋升在唐小牛看来是一件充满不确定性的事情，或许并不会因为拼尽全力就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在阿里的一年半，唐小牛每天奔波于两点一线，过着995的生活，仅在周末的时候才能从杭州奔赴珠海去看一看自己2岁的儿子。当没完没了的工作侵占了他的大部分生活，对于他来说，即使完成了职级的晋升，但可以预见到他会更加忙碌，陪伴家人的时间依然很少，可儿子又有几个2岁呢？换条赛道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出路，移民的想法在他脑中浮现了。
相对于许多国外的公司，阿里的工作背书显然是个不错的加分项，最后他将目标锁定在性价比高的欧洲，并择定了德国这个气候适宜的国家。经过四五轮的层层审核，走完近一个月的面试流程，在2017年一个温暖的秋日，他们举家迁往了柏林。
德国街头
德国的新生活
唐小牛来到德国后感到很满足，他终于在高薪内卷和低薪躺平之间找到了第三条路——“移民”可以让他“躺平”的同时还有不错的薪水。
他在德国的第一家公司为他提供了8万欧元的年薪，这与他在阿里时的薪资旗鼓相当，但工作量却是以前的三分之一。
唐小牛参加AWS summit Berlin平时参与团队合作的时候，大家并不是像国内的团队一样，由一个领导牵头，把模块分一分，定好项目节点后就开始争分夺秒地干活，而是把许多精力投放到“工程管理”中。他们会细致地划分任务，并讨论任务描述是否清楚，大家对彼此的任务分配是否清楚，再根据平时的工作量投票预估时间，在每个周期内大家可以从任务框里自行挑选喜欢的任务。
并且这里的程序员不像国内那样时常为了项目节点需要“点灯熬油”，大家都量力而行。项目最后即使超出了时间预期，没能按时完成过任务，大家总结讨论的结果也往往是：他们低估了任务难度，而不是效率不高。
没有内卷，没有绩效差距，唐小牛在德国过上了早九晚五、从不加班的理想生活，他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去攀岩、滑雪、打羽毛球。同时他还有一个月的年假福利，可以带孩子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唐小牛带孩子来攀岩馆玩
德国的自然风景德国劳动法对于职工的保护也让唐小牛有满满的安全感。在德国三天以下的病假不需要病假条，三天以上可以去医生那里开病假条，在病假期间保险公司会继续支付工资，不用担心收入的减少。德国的职场并不鼓励员工带病上班，与其传染他人，不如在家好好休养。而这样的情况换作在阿里，唐小牛认为自己没什么大病都会努力抗一抗。
同时，德国的劳动法还要求员工必须休息满十一个小时才能再工作，如果一个员工因为一些紧急情况早上两点起来工作了，三点忙完又回去休息了，那他必须再连续休息至少十一个小时才能继续工作，也就是下午两点才是他应该上班的时间。
在德国公司是不可以随意裁员的，法律规定如果某个员工的绩效并不理想，公司有帮助员工进步的责任，有义务为员工换一个更合适的岗位。德国的公司也一向遵纪守法。
在程序员需求量巨大的德国，他更无需担心“35+”的问题，像他这样经验丰富的工程师是公司们抢着要的人才，没有人关心年龄问题。
生活的本质就是工作和一日三餐，从工作的感受出发，唐小牛觉得他已经逃离了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从前他或许会追求技术上的挑战，努力学习新技术，但工作久了之后，他的心态逐渐发生了明显的改变。现在的他认为工作就是公司付钱买自己8小时的时间，8小时以后就是他的生活，他不能把人生都搭进工作里。在阿里的经历让他想明白了自己想要的就是永远“不再内卷”。
德国风光
移民德国的挑战
对于每一个移民者来说，或许都曾产生过这样的忧虑：从一个熟悉的社会体系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如果适应得不好，一般会对当初移民的决定感到后悔。唐小牛来到德国已经五年了，他承认“外国的月亮并没有比中国的圆”，往往旧的问题消失了，新的问题又会诞生。
语言的阻碍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因为他不会德语，所以他不能选择德国本土的传统公司，只能选择有国际化背景的公司，这样就对英语有一定的要求。唐小牛在阿里的时候也有许多应用到英语的场合，所以他当初用英语与面试官沟通的时候并没有太多障碍。但能沟通和说得好还是两码事。
有一次开会，他想提议组里的每个成员在自己负责的主要服务外，再去辅助负责另外一个服务，这样大家就有备份了。然后他的经理就问他“那谁去负责哪个服务呢？”，唐小牛的本意是大家自行挑选就好，但他用了一长串的英语去表达这个意思，他的经理却表示听不懂。幸亏一个印度同事及时帮他解了围，用一个单词“self-initiative”一下子表达清楚了这个意思。这让他意识到自己在英语方面的弱势，为了避免影响工作效率，进而影响晋升，他不得不继续深造英语。
除了注意语言的精进，转变沟通方式也是一个需要学习的事情。对唐小牛来说，在日常的工作中技术并不是什么难事，甚至感到没有挑战性，和阿里巴巴的要求相比，德国在互联网领域的技术表面上确实“落后”不少。在这样的场景下，职业化的沟通反而变得很重要。
初入国外职场，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所以有时候他和同事沟通犯了忌讳也不知道。比如他曾经在代码 review 中非常直接地指出代码写得有问题，结果被经理委婉提醒要注意代码 review 的方式。从此以后，他在代码 review 的时候都特别注意自己的语气，从这个“代码没有写清楚”变成“这个代码我没有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能帮我搞懂一下吗？”。在平日的工作中，大家都尽量用专业度而不是职级高低去影响决策。即使是最资深的程序员在面对别人的质疑时，也要有理有据地去说服别人，不能一言堂。这些差异背后体现的其实还是价值观的不同。
每一个移民者在融入新的社会体系时，都要经历一两年的阵痛期，许多冲突和矛盾往往源自无法摸清社会的运行规则，这会令人困惑不安。唐小牛即使很少去和外界打交道，他还是会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困难。
比如租房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房子可能会收到上百个申请，这就会造成房东比较挑房客的现象。唐小牛刚开始来德国的时候好不容易定下一个房子，在最终签约的沟通中，仅因为态度与价值观的不同，房东就翻脸不租给他了。
还有一次唐小牛在退租一个房子后，收到了房东翻新整个地板的账单，但其实在他们搬进去前，这个房子的地板已经磨损了许多。当时唐小牛理所当然地认为房东对自己的房子情况应该有数，就没有多想，后来他看到账单后十分难受，如果当时他提前拍照做好记录，或许他就不用付这笔冤枉钱。
经历了租房的种种扯皮后，唐小牛决定在德国的郊外买一套房子。在德国买房并非难事，这里既不限购，也没有高额的首付和利率，比在北京、上海买房更容易上车。柏林的规则是首付仅占10%，利息不到1%，每年仅需还款2%或3%，但这样也会造成超长的还贷期限。唐小牛的房贷是50年，虽然现在每月房贷仅占他收入的20%，但他有时会担忧自己的职业生涯还没有贷款周期长，如果将来发生什么变故，房贷或许会成为未来生活中的一个大烦恼。
唐小牛的房子现在的唐小牛已经在德国生活五年了，他依然没有觉得自己融入了这个异乡，只是在生活。面对着沟通得不顺畅与文化的差异性，他十分赞同一个伊朗的移民朋友说过的话：“如果你是因为幻想着新生活的美好而移民，那你将必然失望，因为生活中的盐总是咸的，哪里都一样。如果你是因为要逃离旧世界的痛苦而移民，那你几乎一定会幸福，因为那一时一地的苦难并不是普世价值。”
人物简介：唐小牛2007年通信专业毕业，在一家国企工作2年，2009年考入一所985大学读cs研究生，2012年进入工商银行工作，因担心技术落伍，后离开体制进入了互联网公司，2016年他加入杭州的阿里巴巴，2017年10月他移居德国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