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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年前,一位摄影师自杀了,他叫凯文·卡特(Kevin Carter)。
或许你没听过他的名字,但一定看过这张照片——
照片里一个瘦得只剩皮包骨的女孩,蜷缩着身体趴在地上,在生死线上挣扎;在她身后,一只肥硕的秃鹰正虎视眈眈得等待着......
1994年该照片获得了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评语是这样写的:
它以显著的方式表明了人性的倾覆,揭示了整个非洲大陆的绝望。
但在获奖两个月之后,卡特选择了自杀。
这是我从业10多年来,拍得最成功的一张照片,但是我没有把它挂在我家墙上,我恨这张照片。
为什么?
1993年3月,照片首次刊登在《纽约时报》,陆续被全球媒体疯狂转载,引发了国际舆论对苏丹饥荒的关注。不断有物资、捐款被送到苏丹,各国政府也开始关注苏丹内战。
热心的民众写信到报社,询问这个孩子后来怎么样了,不会眼睁睁看着秃鹰把小女孩吃了吧?
报社的回应有点含糊,但提到了:
记者拍摄完照片之后,赶走了秃鹫,但不确定小女孩是否安全抵达了救助中心。
什么,不知道?!你们怎么可以不知道?这种情况下,记者第一时间需要做的,不是救人吗?
一时间,卡特成了众矢之的:
你见死不救,根本就是现场的第二只秃鹰;
这张看似完美的照片,是建立在女孩无边的痛苦之上;
你就是一个刽子手......
满大街都是关于职业道德和人道主义的讨论和报道,每个人都挥舞着道德大棒劈头盖脸得砸向卡特。
事实真是如此吗?
当时在现场一起拍摄的,还有卡特的好朋友、同为摄影记者的奥诺·希尔瓦(Joao Silva)。
当时派发粮食的直升机降落在苏丹,很多饥饿的平民都去救助站领粮食,其中就包括照片中小女孩的妈妈。
妈妈一时没办法照顾到她,而她也没有力气走到妈妈身边,只能停下脚步,蜷缩在地上,这时候刚好一只秃鹰停在孩子身后。希尔瓦说:
卡特轻轻地调整了角度,在不惊扰秃鹰的情况下,把他们俩都收进了镜头。
他花了20多分钟跟拍这个场景,等着秃鹰张开翅膀。到最后秃鹰始终没有张开,于是便有了今天这张照片。
作为一名摄影师,卡特很重视构图,所以他没有把救济站在场的难民一起拍进去。
拍完之后,卡特马上就把秃鹰赶走了,小女孩也恢复了力气,慢慢朝救助站走去。至于后来小孩到底怎样了,卡特并没有跟进。一是因为当时拍摄时间只有30分钟,二是这个场景让他太揪心了。
他放下手中的相机,在一棵树下坐着,拼命抽烟,嘴里不断念叨着上帝,眼泪根本止不住。他想起了自己的女儿。
希尔瓦想起当时的卡特,依然历历在目。
事后他非常沮丧。他不停地说,我想拥抱自己的女儿。
当时普利策的评委之一约翰·卡普兰(John Kaplan)接受采访时表示,照片中的这个小女孩手上有一个环,说明她当时已经受到联合国的人道保护。
评委们当时很仔细地看了这张照片,照片上有注释,会有人来帮助这个小女孩。如果这个小女孩需要帮助的话,摄影师一定会施以援手的。
可惜,电视节目播出时,约翰·卡普兰的这段对话被剪掉了,人们只记得他竟然还花了20分钟调整角度;他没有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就这样,对照片的误解越传越广。自私、冷血、残忍,你的良心何在?谴责声不减反增。
1994年7月27日,卡特在汽车的排气管上套上软管,把废气导入车厢,最后因吸入过量一氧化碳身亡,年仅33岁。
他在遗书里写道:
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
即使在他去世后,依然有人在批判他是因为承受不了舆论压力,良心过不去才自杀的,他这是咎由自取。
在对一个人下定论之前,你对他的了解有多少?或者说你有试着想要了解他吗?
1960年,卡特出生在南非,他的父母都是英国移民。那时候,曼德拉领导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也被宣布为非法组织,无数非白人的南非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种族隔离制度非常严苛。
卡特虽然是个白人,但他从小就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在他眼里,无论是什么肤色,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应该享受同样的待遇。
而他的爸爸妈妈,却是坚定的种族隔离支持者。年轻气盛的卡特经常跟爸妈吵架,他希望自己最爱的父母能支持自己的想法。
我们为什么不能做点事情帮助种族隔离的受害者?我们为什么不能向警察提出抗议?
除了口头抗议,卡特还是个真正的行动者。
1983年,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亚发生汽车爆炸袭击。当时正值下班高峰,一辆汽车携带炸弹,直冲进大楼,许多路人被飞出的玻璃、金属碎片击中,血肉横飞。
爆炸造成至少16个人遇害,130多人受伤。
23岁的卡特就在现场,他亲眼看到了这个血腥的场面、一大批叫苦不迭的无辜平民。
他握紧了拳头,暗暗下了决心——我要当一名新闻摄影记者,要通过影像,让全世界了解真实的南非,用相机来结束不公平的种族隔离制度。
后来他进入约翰内斯堡的《星报》,当上了真正的摄影记者。
罢工、抗议、殴打、枪战、砍杀……这些都被他拍进了自己的相机。
幸运的是,卡特不是孤身一人。他有三个好朋友,格雷格·莫尼诺维奇(Greg Marinovich)、奥诺·希尔瓦(Joao Silva)、肯·奥斯特·布鲁克(Ken Oosterbroek)。
为了能在拍摄时有个照应,这4名摄影师,一起组成了枪声俱乐部(Bangbang Club)。
即使是流血、被捕,甚至是牺牲生命,他们也想让全世界知道,南非到底在经历什么。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拍到照片,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
他们拍摄过全副武装政府军火拼的瞬间;
拍过暴力团体手拿大刀互相砍杀的一幕;
拍过抗议者被车碾、被扫射、被扔到火上烧死的场景……
每张照片,都是一个惨痛的故事,都在无声哭诉着战争的残酷。
换作是你,且不说生命危险与否,就是每天面对鲜血、残躯、尸体,你能坚持多久?
生而为人,你以为他们没有拷问自己:看到别人在自己的眼前倒下、甚至死亡,我们首先应该拍下来,还是伸出援手?
但作为摄影记者,如果不在第一时间做好记录,那么,这些历史性的场景将会永远在人类历史上消失。
拍摄死者,到底是不是另一种罪恶?
卡特没有回避这种思考:
我的工作,要求我必须从视觉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我曾经拉近镜头,拍摄过一张死人的照片。这个士兵穿着卡其色的制服,脸上灰白,躺在沙滩的血迹上。
当时我正在拍摄,但是我的内心也有另一种声音:上帝啊,原谅我这种行为吧!
我不能犹豫,这是我最好、也是唯一的时间去完成自己的工作。如果没有勇气第一时间按下快门,那很抱歉,你就只能退出这个游戏了。
卡特把残酷的战争展现给了世人,但是战争给他带来的残酷记忆,却没法排解。
我的脑海里全是关于战争带来的可怕记忆:杀戮、尸体、愤怒、痛苦。
他只能麻醉自己,忘却这些黑暗。
平时他的工作都是在高度紧张、充满危险的环境下进行,一到休息的间隙,他都会大口大口地抽烟,来放松自己紧绷的神经。
到后来,烟已经不能满足他了。他开始吸食大麻,每天依靠这些来暂时忘记自己十多年来经历过的残酷战争。
因为长期吸食毒品,女朋友最后不堪重负,留下女儿后,离开了卡特。
他成了单亲爸爸,但摄影记者的收入并不高,两父女的生活捉襟见肘。
绝望······没有电话······没有付房租的钱······没有供养孩子的钱·····没有还债的钱······钱!!!我被鲜明的杀人、尸体、愤怒、痛苦、饥饿、受伤的孩子、快乐的疯子的记忆纠缠不休,总是警察、总是屠夫······如果运气好,我去找肯了。
真的,真的,真的已经很厌恶约翰内斯堡战乱了。
身心俱疲的卡特来到苏丹,打算拍摄这里的饥饿状况。
本以为1994年这张获得普利策奖特别奖的照片,可以改变点什么。
当时拿到奖杯之后,他就想立马赶回家,跟父母分享这种快乐。
我发誓,我得到了在场所有人最热烈的掌声。我一时间就想向你们展示这座奖杯,这是最宝贵的事情,也是我能接受到的最高的承认。
也因为这张照片,苏丹当局开始开放更多地区,允许联合国等组织实施人道主义救援;一些严禁西方记者进入的地方,也允许他们进行采访报道。
就像卡特的同事所说的,如果不是卡特,他根本不知道苏丹(Sudan)这个地名怎么拼写。
可惜,这种快乐并没有持续很久。
民众的批评声比之前更大。更让卡特接受不了的,是俱乐部好朋友肯·奥斯特·布鲁克被枪杀。
那天,是卡特拿到普利策奖后的第六天。俱乐部四人一起前往南非拍摄正在发生的骚乱。中午,卡特先回的酒店,一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肯·奥斯特·布鲁克被枪杀、莫尼诺维奇胸部中弹的消息。
领受那颗子弹的应该是我,而不是肯。
3个月后,卡特自杀了。他16岁的女儿在接受采访时,这样控诉:
我觉得其实爸爸才是那个无力爬行的孩子,而整个世界则是那只秃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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