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许是一份会改变中国一二三线城市格局的排名，虽然现在它只是悄悄露出苗头。
它重新定义了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年，甚至是近代化二百年的诸多经验总结。
在我们睁开眼真正审视这个世界的时候，就被告诫一句话：选对城市很重要。因为，那也许能让你少奋斗几十年。
无论是高考填报志愿，参加各种招聘，还是手握资金准备下注，抑或逃离北上广深选择下一个安身之所，更绝对的，甚至包括你被安排在哪里出生……
有理想、有志气、有抱负的人，心中常常都有一个方向——大城市。
所谓大，就是人够多，钱够多，地儿够大，大买卖多，房子够值钱……
但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标准会有失灵的一天，而且，就在眼前。
8月18日，中国经济信息社、中国信息协会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发布了《中国城市数字治理报告（2020）》。
第一名不是诸位最最熟悉的北上广深，而是杭州。
而且，这份数字治理的名单让习惯按照GDP、人口了解中国的人有了一种错乱感。
没错。
因为城市发展的内在逻辑变了，驱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变了，所以变化就会自然而然的出现。
城市这种形态，放在人类发展进程中，就是最能汇聚财富和机会之地。而每一次科技进步，都会导致财富与机会被创造的方式发生重大变化。
过去两千年的大多数时候，城市首重规模，出台政策，吸引资本，集约土地，各个城市不断占有，追求规模效应，带有鲜明的唯GDP论的特色，同质化现象严重。
近代以来，连接的重要性日益提升。沿海地带普遍崛起，而随着高铁发展、互联网的兴起，区域聚集、产业分工、发挥集体优势，城市群、大都市群发展战略大兴。
而比“连接”更高的是——辐射，这对区域中心城市的带头能力提出了最高要求。
其根源依然是我们当下正在经历的数字化革命，它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城市的治理模式以及人的生存模式。
以数字化治理为标准，杭州排第一，深圳、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郑州、苏州、东莞、西安等城市分列第二到第九名。
同时在“数字生活满意度”中，杭州也位居榜首。
近年来，互联网、数字化对于“连接型”城市的改造已是大势所趋。
中国城市的崛起动力，正从依靠“政策红利”向主动寻求“技术红利”转变。一些差距被拉大，一些鸿沟在被弥补。
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突破31万亿元，占GDP的三分之一，超过400个数字经济重大项目，3000亿元的总投资额，让弯道超车的故事在神州大地上处处开花。
中国主要城市都有一套“智慧城市”规划方案，而三四五线城市也都指望能抓住这一趟上车，一次性跑过十年的发展差距。
郑州GDP全国第15位，数字治理指数排名第7位，已经凭借数字化能力成为中原地区一匹“黑马”。
西安GDP排名24位，在榜单上跻身前十。阿里巴巴已在西安建成丝路总部，进而辐射整个西部地区乃至丝绸之路经济带。
湖州GDP排名在81位，但是数字治理指数为22名，已经进入二线城市的水平，与重庆、厦门、太原相似。
这佐证着，唯GDP论的城市竞争视角过于狭隘，它能够反映部分历史的延续，却无法预言最具备指数效应的“科技”要素对于城市未来的改造。
中国城市化进程和经济改革的大周期共进退。
当下中国经济最宏大的问题，就是“立足国内大循环，促进双循环”对每个区域每个行业和每个人的改变。
在上一轮双循环格局中，中国以“国际大循环”为主。
外循环战略、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合力，直接奠定了中国沿海城市的崛起。长三角、珠三角和深圳特区因此崛起，中国区域格局的东西之变，南北之变，都是在上个周期的产物。
如今向国内大循环转型，对区域格局的影响：
短期来看，是要素资源的重新分配——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从中小城市向利用效率更高、集聚效应更强的大都市圈进行大腾挪；
长期来看，只有科技突破，拥抱新一轮技术革命才是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如今的中国，新城镇化、新基建、新技术革命三个重大进程相互叠加，在“双循环”的大趋势下将中国城市变局推向了一波高潮。
杭州被选为中国的“数字治理第一城”，不是因为其投入有多大，而是因为其探索出了一套清晰、有效、普适的道路，并且用实践证明了不依靠“政策红利”，主动向“技术红利”转型是一条可行之路。
这给了当下的中国城市们一个答案，让数字城市能够在中国全面铺开。
研究报告同时透露出另一个迹象：
在排名前20的城市里，江浙沪地区占了7个；离排名第一的杭州越近，城市数字治理的水平越高。
图源：中国城市数字治理报告
以杭州为核心，江浙沪包邮区又一次走到了全国人民的前面。
作为国家战略的区域一体化扶持政策，长三角是要晚于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到2019年底才推出《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然而，长三角城市群的一体化进程走到了最前列。通过数字经济，“长三角正在成为一个省”的趋势越发明显。
长期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有两条路线之争：
一是城镇化，强调发展中小城市，农民就近进城，减少跨地区流动；二是城市化，强调发展大城市，大都市越大越能发挥规模效应。
在十三五期间，高层选择了第一条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在农村凋敝和空心化的背景下，提出“控制大城市人口、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一份《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文件出台，道路又一次改变。
高层选择了大型城市群和中心城市的发展方向。
目前全国19个城市群，以长三角、大湾区、京津冀、成渝和长江中游5个为核心城市群，又有9大国家中心城市，打造国际大都市。
在上一轮城市化道路选择中，长三角吃到了政策红利，成为了中国规模最大、连接最紧密、区域中心城市辐射能力最强的城市群。
如今，拥有资本、产业、技术和人才的长三角，在新一轮数字城市化的进程中又跑到了前列。
这反应了一个趋势：我们的城市集中度不是太高，而是还不够。
城市间的差距会变得越来越大，城市的边界也在被不断打破。越是有经济实力的城市，也越能抢占先机，留给其他城市弯道超车的时间不多了。
杭州、上海、苏州、南京、宁波等几个强核心城市都已经实现了“连接型”城市，并向“辐射型”城市转变。
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这几个龙头城市也已经完成了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并共同培养出了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城市群内既有中国经济中心、数字第一城，又有老牌工业城市、重工业心脏，在完整供应链上布局深远。
上海布局芯片产业，建设高端消费市场；杭州发展电商产业带、互联网科技等；
苏州发展人工智能，由工业制造向智能制造；南京发展软件与信息服务、电子信息制造业；合肥的中科院科技集群；宁波的智慧交通、跨境电商组成等，
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正在构建中国数字经济的底座。
不管一座城市的规模大小，都不会是孤立的存在。如今的城市，深深嵌进了商品流动、人口流动和信息流动组成的一张巨网。
在这个宏观系统里，你的排位座次取决于你对这个系统的价值。
而能否在这个系统里获得发展，取决于这张巨网是否完成了“规模-连接-辐射”的发展路径。
高层去年12月在《求是》发表了《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一文，强调了区域经济发展“分化”，和发展动力“极化”问题。
图源：求是《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未来中国经济版图的大洗牌中，数字治理第一城的杭州，四十年风光的深圳，千年大计的雄安，都在加大下注。
在内外循环的交换之下，不断扩容、产业完整的长三角，与由外贸经济向内求解的珠三角，已经走上了迥异的道路。
能够充当长三角的数字中心的，只能是杭州。
关于杭州到底是不是一线城市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好几年。
多项指标超过广州，人均GDP超过上海，人才吸引能力首超深圳，经济发展一直在高速运行。
每个去过杭州的人心里，都有一个自己的杭州。
如果把目光放到十年、二十年前，杭州还是一个贴着旅游、慢生活、休闲标签的二线城市。如今的杭州，是中国的电商之都、物流之都、移动支付之城……你再难用一个固定的标签去衡量它。
探讨其是否是一线城市其实意义不大，因为在一二三线城市的标准正在被重新定义。
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杭州如何从一个标准二线城市，一步步闯到今天的格局。
转折点出现在2016年。
当年G20峰会在中国召开，此前的举办地都是华盛顿、伦敦、圣彼得堡这样的国际城市，首次来到中国没有选择北京和上海，而是选择了杭州，引爆了所有人的讨论。
同年中国提出了“互联网+”，杭州也率先提出建设“城市大脑”。放眼全国，当时没有一个地方像杭州这样，全情地拥抱数字经济和产业数字化的大潮。
如今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服务，如手机充缴水电气费、支付宝乘坐公共交通、网上政务窗口，其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最早都是在杭州实现。
疫情期间，入杭人员在杭州高速入口出示健康码
如今全国人民每天仍在使用的“健康码”，也是疫情期间，杭州依靠城市大脑系统，率先开发和应用。
乘客在杭州南站刷码进站
支付宝最早在杭州实现了刷码乘坐公交地铁，如今这已经风行全国。而如今，从杭州开始，长三角已经在实现城际铁路的扫码联通。
如今你手持一码，就能在整个包邮区通行无碍。
当各地投资数字基建时，杭州的“城市大脑”已经迭代到3.0版本，成为一套完整的“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杭州特点的城市治理现代化数字系统解决方案”。
缺少政策的加持，崛起需要地方政府敢于不按套路出牌。而这种基因一直深刻在杭州的山水儿女身上。
很难说，是杭州成就了阿里巴巴，还是马云改变了杭州。
当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政府，与一个冲向世界的科技巨头相遇后，一步步踩风口、创造风口的趋势诞生了。
一个区域唯一的内在确定性，是人和资本的持续性流入。用脚投票、用钱投票是最实际和最不会撒谎的。
过去几年，中国城市人口增量最多的城市，一直是深圳和广州。而2019年，杭州常住人口新增55.4万人，首次位居全国榜首。
如今的杭州，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创业之都。人才用脚投票，走在西湖苏堤，你能看到更多中国人才离开北上广深，选择扎根苏杭；你能看到越来越多来自硅谷、华尔街的技术、金融精英归国入杭。
杭州与阿里的相互成全，让杭州完全转向了服务业，在“连接”能力上跨越地理时空，同时创造了一个民营企业蓬勃发展的良好营商环境，而科技公司则释放了技术红利。
由阿里巴巴、电商产业带、电子科技等一大批民营企业打好了数字基建的基底，让杭州提前多年已经开展了数字经济、产业数字化的进程。
在杭州之前，从来没有一个地方政府投入这样大的资源推动数字城市的发展。
在杭州之后，尤其是新基建与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的当下，数字经济和产业数字化的大潮才汹汹开启。
新城镇化正在中国的土地上席卷。一个个城市群，把原本割裂的CBD摩天大楼和乡村振兴的田坎都装进了同一个宏观系统中。
在这个囊括一切的宏观系统里，看得见的交通、人才、商品在流动，看不见的信息、资本和科技都在一同发生奇妙的反应。
一个国家的繁荣，离不开头部地区的繁荣。一个地区的崛起，更要依靠中心城市的辐射。
杭州构建的“数字治理第一城”，是一个拒绝平庸的答案，也是中国区域格局剧烈变革的时代下，一个打破标准、弯道超车的最好样本。
每个城市的兴起都有偶然，但更长远来看都是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