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家摊开今日的中国经济版图，总是忍不住要问一句：“北方何以至此？”
大到经济规模的比拼，小到商业模式的竞争，北方似乎都深陷困局之中。
去年三季度开始，从疫情中走出的武汉意外超越天津，北方就只剩北京一座TOP 10，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因为过去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从来未曾发生过，是真正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事实上，南北差距已经持续了上千年。
唐朝以降，历朝历代都曾试图改变这种经济不平衡的局面。可大势汤汤，无论是优雅的宋，强悍的元，还是辽阔的清，皆无力扭转。
北方的逐渐式微，气候是绕不开的因素。气候对宜居程度影响甚巨，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人口迁徙和经济活动。
幸运的是，南北差距在计划经济时代终于得到弥合。那个时期，依靠国企和大项目投入，北方城市一度扭转了颓势。
而市场化的改革、经济的转档减速，让一直倚仗资源优势的北方再次面临转型的困局，与新经济越来越发达的南方也再次拉开了差距。
北方甘于如此吗？
山东省委书记、省长、各市市委书记集体南下考察学习，京津冀一体化提速再提速，郑州拼了命拉来了富士康，西安放大招抢人、扩大三星生产线，还有一个久负盛名的古老商帮——晋商也重新更换面貌、活跃在中国的商业舞台中。
北方的反击开始了？
要破除“资源诅咒”，从来不是一件易事。
不过，在一个向来是南强北弱的指标比拼中，我们意外看到了一个倔强的北方面孔，意外它不是北京，意外它地处资源大省。
在“2020中国城市便利店指数”中，山西的太原迎来了少有的“高光时刻”，不仅力压4座一线城市，更是连续三年稳居前三甲，成为北方城市当之无愧的代表。
便利店虽小，却是衡量城市便利程度和服务业发达程度的重要晴雨表，而北方城市一向落后于南方，北京更是多年来都被诟病为“便利店荒漠”。
北京在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中，屡次强调要重视发展便利店业态。
早在2016年印发的《北京市“十三五”时期商业服务业发展规划》上，北京提到五条不足，其中一条就是便利店业态：
2014年便利店门店总数约3000家左右，每百万人口拥有的便利店数量不足140家，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
便利店指数相当重要，背后其实也能回答为什么南北经济差距在拉大。
现代化、城市化生产生活的核心是——人、产、城。在计划经济时期，北方过分注重“产”，而忽略了“人”，这样的发展理念深刻影响到当时的城市规划。
因为获得更多资源投入，所以北方城市普遍规划了更宽的街道、更宏伟的建筑。同时期的南方城市，更多依靠自然生长。
微妙的分野，无意中为日后的南北差距，埋下了重要伏笔。
过去，哪里靠近矿产等上游资源，哪里就可能因工业而腾飞。而当消费而非生产逐渐成为影响经济活动的最重要因素，哪里有更活跃的服务业，哪里才可能有更好的经济表现。
这时，北方城市规划的Bug，一下子被无限放大了。除了气候偏冷，北方城市街道尺度普遍更大。这样的尺度，只能做半条马路的生意，为发展服务业造成了阻碍。
与之形成对比是，近年受到热捧的网红城市——长沙、杭州、成都、重庆、武汉无一不在南方。它们不一定有北方城市那么大气，但南方适宜的城市尺度，恰恰能聚拢服务业需要的烟火气。
去年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中国城市便利店发展指数”就很能说明问题。北方第一城北京便利店饱和度为8889人/店，排在二十名开外。高居第一的东莞便利店饱和度为1242人/店，是北京的7倍。而北方城市中，唯一可与南方便利店一战便是山西太原。
说到这里，你一定会和我有相同的疑问：
在这场便利店突围战中，为什么太原能吊打北京？
历史和现在，共同成就一方水土一方人。一座优秀的城市，大多有历史、有故事，故事演化成了标签。
之前山西的标签有什么呢，晋商、煤炭、面食？不，这些都是昨日旧影，不足以代表今天的山西。
如今星罗棋布的便利店，让太原成了小确幸、小满足之城，而便利店已然成了如今山西人的一种新乡愁。
“原来唐久和金虎并不是全国到处都有啊……”初次离开家乡的山西人多少会有类似的感慨，超高密度的便利店为太多的山西人年轻人们勾勒出了一份深刻的生活记忆。
所有的太原人都可以回答你一个问题：一整座城市坐落在无数的便利店里，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有个夸张的形容：唐久和金虎这两大便利店品牌构建起来的便利店网络仿佛在太原上空勾画出一个结界。走在太原街头三步一唐久、五步一金虎，便利店比城市里公交站还多。
其密度不仅甩了北京几条街，还力压上海这座人们印象中的便利店之城。
最囧的时候是在太原打车。一条街唐久旁边是金虎，金虎旁边又是另一家唐久，有时候连着十几家便利店一路排过去，根本没法定位啊？
在这里，无论多晚，总有一家便利店，为你留着一盏灯。
便利店除了无处不在，还无所不能。因为多扎根社区，山西便利店的服务足够接地气，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做不到的。
这里的便利店服务趋于万能：不仅能买生活必需品，还能缴纳燃气费、有线电视费，以及打印传真、热饭、借伞、收发快递、共享租赁、家电清洗，甚至还能买到首饰、鲜花、家用电器……今后甚至计划实现养老家政服务、废旧商品回收以及医疗、教育、报警等服务。
在太原一到了交燃气水电费的日子，总能看到社区里的爷爷奶奶去便利店缴费。当地人自豪地表示“太原的老年人是全国在便利店消费频率最高的一群老年人。”
万物互联的时代，没有一个人应该被抛下。山西做到了。
一句话，你只用“躺平”，山西的便利店帮你摆平一切。
电影《志明与春娇》中，余春娇费了好大劲，专程从香港的便利店买意粉带到北京，给张志明吃。张志明吃得一脸心满意足。这种满足感难以解释。
在山西便利店，时刻发生着类似的感动：
唐久便利24小时营业，等城市睡去，夜车司机开始忙碌。这时，便利店为司机提供热水和速食，以缓解他们的疲惫。这里还是环卫工人辛苦工作后短暂休憩的港湾。市民李女士的小孩半夜发高烧，药店已经关门。是便利店提供的冰块，进行物理降温，才让孩子的身体渐渐好转。
都是不起眼的小事，可无数小事汇聚，就成了城市的大事。城市的幸福感与满足感就是在这一件件小事中，逐渐被夯实。
这，大概就是现代人与便利店美好关系的最佳写照吧？
无处不在的开店，无所不能的服务，这样的便利店，有没有日本的既视感呢？
1998年，山西人杨文斌去了一趟“世界便利店之都”日本，回来之后他创下太原第一家连锁便利店唐久。
当时东京的人口已经足够密集，产生了365天24小时不间断的消费需求。不到一百平方的门店，便利店能提供多达3000多种的生活用品，能服务方圆5公里内的消费者。
2001年，太原当地另一家连锁便利店金虎开业，两个本土品牌的PK就此开始，山西也从此彻底告别了便利店荒漠年代。“要让太原人享受到发达城市的便利”，杨文斌的初衷已经实现了。
最新数据显示，山西太原便利店密度已经超越了日本东京。
更难以置信的是，高密度地开便利店不止是太原，山西的地级市也能。
晋城，地处太行山南麓，交通不便，去年12月才通高铁，简直是一座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北方小城。就是这样一座小城，却拥有一个不输7-11的本地便利店品牌——神利。
仅6年时间，神利就在晋城开出了200家店。这还是品牌压了开店速度的，渴求加盟的商户络绎不绝。
便利店带来的小确幸与小满足，正在向山西省内其它地市蔓延，大有星火燎原之势。
在人口流动性和经济发展水平均不及一线的山西各城，社区型便利店已经成为主流。只有扎根社区和街道，才能尽可能贴近市民生活。在当地人心中，小区门口的唐久和金虎似乎已经成为标配。
在山西，可以细分出三种便利店模式:
唐久模式——结合太原人的生活和消费习惯，以面包工厂、鲜食工厂两大招牌打出差异化策略，经营内容趋向高档化、快餐化；
金虎模式——也关注消费者对鲜食、快餐的需求，但采用了多品牌化经营的方式，把早早快餐、今度烘焙两个品牌融入便利店中；
神利模式——地处小城(晋城)更加聚焦，现阶段更多以食品百货和日用百货为载体。
三家便利店各展所长，共同做大市场，实现共赢，恰恰印证了哲学家罗素的那句“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
比起网红店经济，小而美的便利店经济才是社区居民的心头好。
民生无小事，小小便利店里，藏着区域和商业大变局。
曾经在挂着红灯笼的晋南深宅大院里，中国三大古老商帮之一的晋商也一度呼风唤雨，左右着一朝一代一时一地的经济民生，书写下波澜壮阔的商业传奇。
但是，从明清时期的盐商，到现代的煤老板，晋商这个群体就如同北方多数传统资源型城市一样，过于依赖先天的资源优势。
这些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资源也将晋商推向了“官商结合”的模式，较之另外两大商帮——浙商和潮商更加远离市场、亲近权力。煤老板的起落是如此，贾跃亭以及地产时代的新晋商也概莫能外。
本就有强大商业基因的晋商，却一直在产业升级的困局中苦苦挣扎……
直到数字化浪潮汹涌来袭，新晋商终于在便利店产业上看到了转型的曙光，也由此诞生了新一代“数字晋商”。
以取经日本的杨文斌为例，他如今已经不再惧怕与711等日系品牌便利店直接竞争，唐久把版图扩张到了陕西，相当于和国际便利店龙头站到了同一个竞技场上。
让他免于恐惧的，正是数字化的武装。包括：
信息技术数字化：对门店销售业绩、门店管理指标的数字化，提高管理效率；
顾客管理数字化：数字化会员系统创建，结合平台的消费数据，帮助门店进解消费者的购物习惯；
营销数字化：山西便利店善于“借力”，通过与大平台合作，开展数字化营销。特别是疫情后，通过支付宝小程序等渠道进行线上营销活动几乎成为常规动作。
杨文斌对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一直很清醒。
他说：
“在以前，零售商会认为是电商抢走了线下零售的顾客，其实是移动互联网抢走了顾客的时间；消费者在变化，购物意识在变、购物行为在变，支付方式在变。所有的变化告诉我们，原来我们便利店的顾客现在买东西有了更多的选择渠道……谁先感知这种变化并认真应对，谁将会是未来的胜利者。”
这种前瞻性认知驱使他从2013年开始就开始制定线上线下融合的战略，便利店是离消费者最近的场景，也是最容易被移动支付改造的。
比如在支付宝2021年三月大促中，唐久一天发券超30万，覆盖1/10的太原城区人口，支付宝小程序访问量暴涨1160%，仅百岁山矿泉水一个单品就卖出6万多瓶。
除了唐久，金虎和神利同样在数字化的运用上不遑多让。去年支付宝的双十二期间，金虎单日发券超45万，核销率超81%，另一边的晋城，一个双十二，新增会员15万，一周发券近百万万，在晋城这个常驻人口仅仅50万的四线城市，相当于每个人都领了2张券。
在山西，「先领券再购物，逢年过节薅羊毛」已经成了不少人对便利店一种条件反射般的习惯。
便利店早已嵌入了当地人的生活，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
据CCFA统计，即便是主打太原市场，唐久和金虎的开店量已然居于全国高位。
此外，便利店经济也搭上了政策的东风。
便利店近年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国家相继出台了多项政策促进便利店的发展。
自2019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以来，便利店已成为地方拉动内需、促进消费的关键，相关扶持政策更是加速“出炉”。
地方层面，属山西态度最积极。
山西便利店的崛起，与当地政府迫切寻求产业升级、扶持第三产业的政策导向密不可分。
2020年10月20日，山西省《关于促进品牌连锁便利店发展的实施意见》发布，特别强调：网点更密集，内涵更丰富，服务更智能。
该意见还提及，支持品牌连锁便利店和餐饮、药店、书店等多业态融合，鼓励其开办供水、供气、供电、医疗、教育服务等。
这意味着，山西便利店有潜力发展成为遍及省内各地市的毛细血管，与政府公共服务以及多业态连结、绑定，成为城市肌体的一部分。
当下中国，上世纪60年代日本城市化进程中日夜笙歌的景象正重新上演。
但无论台北、香港、上海的便利店，基本沿用了日本便利店的既定模式。
直到山西便利店的异军突起，我们发现了便利店的另一种可能。
太原在这场便利店突围战中能取得成功，上述总结下来关键就在于这三点：1、开店密度大；2、服务接地气；3、数字化先进。
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城市追随一线城市脚步，如成都、杭州这样的强二线城市，越来越光鲜、洋气。
但这依旧不是中国的全部。一线城市与强二线城市之外，还有一个广大的下沉中国，包含二线、三四线城市，甚至是广大农村。
下沉中国对现代生活的追求，不一定要追随欧美-日本-港台-东南沿海-内陆的雁阵。至少在便利店这方面，山西让我们看到了弯道超车的可能。
国际便利店巨头罗森此前就公开称，希望把中国的数字化服务拷贝到日本去。
数字化已经成为中国本土便利店的一大发力点，有朝一日或许也可以成为领先其他国家的服务特色。
山西便利店产业的探索也为弥合南北差距提供了新思路。至少证明了，气候问题不是障碍，城市寻回烟火气在于细微之处着力。
这几年新消费成为热门词汇，长沙、重庆等被视为成功典范。其实比起文和友、8D这样庞大的奇观型消费，以便利店为代表的日常消费才更隽永、更可持续、也更容易复制。
烟火气的聚集，消费的拉动，服务业的振兴，将对区域经济产生类似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
理想城市不是标志性建筑的容器，而是一个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文化系统。决定这个系统的，是人。
便利店里并不总有故事，但现代人的生活每天都在便利店里延续。
最是人间烟火气，不该是南方城市的专利。无论南方人还是北方人，对美好生活的愿望，都是相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