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死亡，平均每分钟夺走一个中国人的生命。
在许多激烈的体育运动中，我们时常能见识到它的“杀手”本色。
9月8日晚长沙的一场民间足球赛上，比赛第60分钟左右，一名队员突然手扶膝盖缓缓倒地。
他倒下后……
第3秒，裁判吹停了比赛。
第12秒，球友王先生发现已经无法感知到倒地队员的呼吸和心跳，立刻发出呼救。
心脏骤停，就是这个残忍的杀手，中国每年因它死亡人数高达55万人。
因为心脏骤停留给救援的黄金时间只有4分钟，每多一分钟，抢救成功率下降10%。中国人心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仅约为1%。
第20秒，队友拨打120急救电话。120电话那头指导现场救援。
第56秒，队员前往球场所在的公园客服中心取AED（自动体外除颤仪）急救设备。
第3分02秒，AED就位。6分28秒，AED急救设备对倒地队员进行了一次电击。
7分25秒，倒地队友恢复意识、呼吸、心跳，抢救成功。此时，救护车还在路上。
虽只有1%的成功率，但这群长沙男子和AED成功战胜了死神。
AED，过去几年一直有媒体呼吁，建议中国公共场所尽可能配备。
但公开数据显示，平均每10万人配置AED数量日本为555台，美国为317台，澳大利亚44.5台，英国25.6台，德国17.6台，而中国仅为0.2台。
比AED更稀缺的是会使用该仪器的急救员。特别是中国的乡村，相比2020年，2021年乡村医生少了10.1万。
人生大事，无非生死。
为了让这个议题被更多人关注到，今年的99公益日再次出现了相关议题，腾讯SSV社会应急实验室联合腾讯公益发起“为孩子培养1000个守护生命的急救员”的公益梦想，目的通过募集公益用户“爱心账户”的小红花，激活梦想。
通过数字化手段让更多人掌握急救技术包括AED的使用方法，力争把中国1%的抢救成功率变成2%、5%……
这是数字化助力公益的生动案例。当公益插上数字化的翅膀，这个世界拥有了更多的可能。
数字公益之变
2008年被称为现代公益元年，十几年来，公益在中国呈现出一种现象级爆发的趋势。
过去，我们习惯了做公益是政府、企业和富人的事，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它当作自己事，他们相信“助人即是助己”。
过去，大灾大难时常见波涛汹涌的爱心，但它往往来得快去得也快，而现在，做公益，已经从“一次行为”变成了“一种习惯”。它不再因为某个特定场景才会被激活。
过去，人们以为只有捐钱捐物才是做公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公益就是力所能及地做对社会有益的事。“人人公益、随手公益、指尖公益”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人们相信涓涓细流终能汇成大江大河。
我们从没想过，那么多人会因为共同的一个目的被一股无形的线连接在一起，没有强制，不需要鼓动，只是因为他们内心认为这就是他们应该做的。
中国公益悄然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这样的一个新时代，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中国变强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新技术浪潮的助推，中国互联网的普及率已经上升到了73%。
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所言：
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公益慈善数字化将各界各方参与主体和亿万爱心人士联接在一起，正在全面形塑着全新的公益慈善生态。
数据能证明，互联网对中国公益的助推有多强劲：
近三年来，我国每年有超过100亿人次点击、关注和参与互联网慈善；2021年通过互联网募集的善款接近100亿元；自2017年至今，中国通过互联网募集的善款在5年间从25亿元增长到近100亿元，增长了近4倍。
9月13日，《中国公益慈善数字化发展研究报告》精华版（以下简称报告）在线发布，报告提出，以数字为翼的中国“公益新生态”已形成，并在短短十几年，中国的公益慈善数字化已走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16年以前，技术企业搭建平台，数字传播与网络筹款启航，数字技术主要为慈善的发展提供线上信息传播渠道和筹款支付渠道。
这个阶段主要表现为自发推进，立足自然灾害的救援为主，数字公益主要体现为网络求助信息和门户公益频道。比如汶川地震引发了全民公益热情，近50万人次通过网络个人捐款。
第二个阶段是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通过，网络慈善平台规范发展、公众筹款普及，尤其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在线协作普及，信息技术平台建设表现出强大生命力。
这个阶段的特征是依法推进，民政部批准了腾讯公益、淘宝网、微博微公益等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数字化开始有组织、成规模地向前推进，创新性的慈善项目也纷繁出现。
以腾讯“99公益日”和阿里巴巴“蚂蚁森林”为代表的公益创新项目，卷入数亿网民的互动式参与，也标志着数字公益进入“人人公益”的快速发展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2021年以来，建设数字中国成为国策，数字慈善倍道兼行，公益慈善行业数字化成为公益慈善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要求，慈善行业主动响应和拥抱数字化趋势，开始内生性发展。
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全面推进，多主体全方位地开始推动数字慈善的发展，数字公益生态系统慢慢建立。比如腾讯启动了“技术公益创投计划”，探索公益创新的更多可能性。
如果说传统公益模式更多的是“授人以鱼”，侧重纾贫济困。那么伴随着数字化的深入，现代公益模式，有望掀起一场“授人以渔”的“渔业革命”，彻底改变公益生态。
数字化还创新了公益慈善发展的理念与实践模式，催生出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公益慈善项目。
在数字化的加持下，现代公益呈现出立体、多维的体系，已经可以做到对需要帮助的人精准定位、按需帮扶，让阳光照进最深处的角落。
如“99公益日”的诞生就大大缓解了公益组织的筹款问题，助力乡村振兴的腾讯“为村”直指数字化乡村治理工具，蚂蚁的“数字助老防骗公益项目--蓝马甲行动”，网易公益“一块屏” 教育扶贫等等，都是数字化带来的具有时代烙印的公益慈善新形态、新成果。
新的挑战
世界的参差总是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不能因为荒漠里开出一片绚烂的花，而忽略了脚下的土壤还是荒漠。
我们看到的，是动辄以“亿”计的捐赠款，是“人人公益”的全民参与热潮，是丰富多彩的慈善实践；
但我们看不见的是，疫情期间线下公益项目开展受阻，有6成公益慈善机构曾遭遇生存危机。
虽然互联网公益筹款接近100亿，但《中国公益组织互联网使用与传播能力第八次调研报告》显示，超过四分之三的公益机构对数字化没有预算或预算不超过总预算的3%。
根据灵析系统数据和调研统计——
现在大约有93%机构处在半手工、半信息化的阶段;
我们的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六分之一，但人均捐款却只相当于美国人的八十分之一；
公益机构通过互联网募捐平台筹集的资金总额，还不足全年全国社会捐赠总量的十分之一
……
如果说，近年来公益慈善组织已搭上了互联网发展的快车，进入数字化发展的快车道，那可能只是相对速度。
我们要看到，总体上看，当前中国公益慈善数字化发展仍然迟缓、滞后。
其一，慈善行业数字化实践程度远远落后于其他行业，慈善组织数字化建设要过重重难关，主要表现在公益慈善数字化成本大、长线投资且见效慢，数字技术人才奇缺。
成立于2006年，致力于公益孵化、能力建设的恩派公益，其创始人吕朝就曾总结，面对数字化“搞不懂”“玩不起”“认不清”“扛不住”是很多公益人的难题。
大体上公益的数字化都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
第一步,“搞不懂”，面临很多技术上的难题；
第二步，“玩不起”，因为很少机构组织有足够预算去建立一个数字化团队，或者去开发一款数字化工具；
第三步，“认不清”，虽然觉得数字化很重要却不知道从哪里着手；
第四步，“扛不住”，数字化做了一段时间遇到困难后就坚持不住了。
整个过程并不是靠几个技术就可以解决的，而是需要重构整个机构的业务模式，真可谓是道阻且长。
因此谈及公益数字化，腾讯公司副总裁、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负责人陈菊红认为，实践过程中，助力公益行业的数字化升级，才是解决公益行业发展痛点和满足用户期待、提高公益可及性和可信度的重要驱动力。
其二，数字助力与数字鸿沟并存。
数字化助力公益，解决了一些最让人头疼的问题，比如透明度和信任，但同时也加剧了数字鸿沟，带来了“马太效应”，即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这既是制度设计存在的缺陷，也是工具和技术供给的不足。
易善发布的《2021年度99公益日易善观察报告显示》，2021年99公益日参与的336家公募机构中，前五位豪揽了高达47%的筹款额；数量不足10%的前30家机构，筹款总额占全部筹款额的79%。
这意味着互联网公益平台上，有些懂玩、会玩的机构或者大众认知度高的项目（议题），会拥有越来越强大的势力和越来越高比重的筹款份额，比如灾害救助、贫困山区儿童助学等，其他在数量上占绝对多数的小机构或小众议题（项目），很难获得有效的资源。
但这并不能用“适者生存”一言一概之。
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认为：
从业者要警惕公益数字化带来的“数字鸿沟”的扩大。因为对一些规模小、服务性强的公益组织来说，它们可能是深入基层社区、提供慈善服务、实现慈善目的的中流砥柱，他们关注的议题虽然微小，但恰恰是需要公益托举的。
如果在一波又一波的数字化浪潮当中，在某一个环节一不小心被推到了边缘，那在以后的发展中会举步维艰，如何为这部分组织赋能，甚至是托举这一类组织的发展，是公益慈善数字化发展的重点和难点。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向善是一种选择，数字化也有纠偏的能力。
当我们从关注善款的多寡到关注行业的内生性发展，恰恰表明数字化公益进入了一个换挡时刻。
新的阶段，新的需求，公益平台应该去建设更加长远的能力。
如何让筹款和项目更加优质，让项目对用户更透明，并且突破大众参与的瓶颈，成了以腾讯公益为代表的数字化公益平台最重要的课题。
生态体系之变
数字公益的“双重挑战”，也正好暗合了腾讯公益的进化。
过去，作为一家科技公司，腾讯以科技助力公益，正是借助腾讯强大的“连接”能力和技术能力，依赖腾讯基金会，打造了腾讯公益平台，构建一个最基础性的“电子化的大集市”，把捐赠人、公益项目、机构放到这个线上虚拟平台上来，可以进行公益方面的匹配。
后来，随着数字化公益的深入发展，腾讯发现，在公益平台上各方主体角色作用单一，也还未形成自我进化的能力。
腾讯希望做的是，通过腾讯公益平台推动数字公益的可持续发展。
在数字化公益这片“新大海”里提供一个大型珊瑚礁，吸引众多生物（各方主体）来此栖息、繁衍、成长，最终形成一个庞大的共生生态。
在这个珊瑚礁的生态系统，捐赠人、公益慈善组织、受捐赠者、公益平台，每一个参与主体都可以实现自我进化、可持续发展。
社会的痛点是公益的起点，而行业的痛点，恰恰是数字化的发力点。为了推动数字公益生态系统的形成，腾讯积极实践。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葛燄表示：腾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行业培育，通过数字人才培育，数字工具供给，行业生态建立等方式，培育数字化发展的能力基础。旨在破解整个行业的“搞不懂”“玩不起”“认不清”“扛不住”难题。
去年（2021年），腾讯公益用2个亿推出“千百计划”，帮助公益组织培养一千名数字人才，并甄选资助100个数字化项目，尤其是那些“显著杠杆作用和长期价值”的社会公益项目。腾讯公司内部也发起了数字帮扶活动，招募志愿者为公益组织一对一配对，手把手教这些组织机构使用数字化工具。
此番招招指向行业生态的构建，很明显，腾讯已经意识到，量变并不一定能带来质变，想促成系统性的变革，还得有顶层设计。
第二件事是强化平台自身的数字化能力建设，提升开放的能力，从平台的规则制度设计去弥合数字鸿沟。一个典型的案例是腾讯小红花的升级之路。
相信不少公益用户都知道，小红花是腾讯99公益日的LOGO，公益行为的标识，如今它已经变成了爱心账户。
走路捐步、学公益知识、使用腾讯会议等日常行为，都能获得小红花为“爱心账户”充值。在今年99公益日，可以直接用积累的小红花来“一块做好事”，用小红花支持自己心中的公益梦想（议题），若公益梦想的捐花量达到最低执行额度，则该梦想可启动落地。
从“做好事得小红花”进化为“做好事得小红花，小红花还能做好事”，小红花已初步形成公益的闭环。
通过激活捐赠人，让更多的社会公众参与进来，让公益的社会根基不断得到哺育和壮大。
更为重要的是，它鼓励用户参与到寻找社会需求和社会议题这一步来，让公众一步一步成为公益决策的主人翁，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弥合公益的数字鸿沟。
因为它推进公益行业从简单的“透明拉升”到“价值共建”的升级。
做公益不再是由财富实力决定的，也不再是公益组织决定项目方向，再渺小的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公益主张；再微小的社会议题，都有机会形成出乎意料的声浪。
比如，为10000名乡村老人提供免费听力筛查，给 1000 名乡村学生上职业启蒙课，为孩子们培养 1000 个守护生命的急救员……这些显然都不是大家熟知的传统公益议题。
可见，“小而美”的项目，也有机会被摆到台面上。
议题和项目的背后，站着的正是慈善公益组织，当议题和项目被看见，作为执行者的公益组织也就有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结语
公益慈善，从来都不是“捐钱”这么简单的事。
透明度和信任的建立，是公益慈善最大的痛点和难点，但通过数字化，中国的公益一步跨越了西方国家百年走过的路。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过去农村修水泥路，只能在“熟人圈”里动员筹款，大家的善心是基于共同的宗族，但善款究竟如何用的，有没有人中饱私囊就不得而知。
而如今，一切善行都变得有迹可循。比如捐路灯，利用物联网技术实现可溯化，从用户捐赠第一盏路灯开始，每盏灯便有了全国唯一的编号牌。捐赠人获取地理位置后可实时看到这个路灯在哪里亮。
数字化，无疑在解决公益的“透明度”和“信任”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
而且我们还意外的发现，数字化公益，无意间还松动了隐匿在海下的“坚冰”——中国的三大差别，即城乡差距、区域不平衡、贫富差距。
你能想到，通过99公益日的数据可以看到，从捐赠能量上来说，北上广深并不能专美，河南、重庆等省市同样有公众捐赠的能量基础，河北、湖北的单笔捐款额比北京、广东还高。
这当然也与在地公益组织（机构）的发动能力有关，但不能忽视的是数字化超越了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把很多地方拉到了同一起跑线前，中国公益不再是经济发达区域独挑大梁。
当坚冰开始融化，当珊瑚礁的各类主体活力被激活时，公益不再是任何一个主体的独角戏，不再是任何一个地方的独立战场。
社会价值创新的可持续生态的自循环开始启动，最终将让这片“海”更丰富，更有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