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工业文化可追溯到古代手工业时期。新中国成立前，由于长期的战乱，既未很好地传承手工业的工匠精神，也未孕育现代工业的创新与协作观念。1949年以后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精神是大干苦干、比学赶帮超、抓革命促生产等，存在重政治轻效益、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当今中国发达的县域消费品制造业集群多是1978年后快速形成的，存在乡土社会规则与工业规范的冲突。
北京大学王缉慈2004.12.上海“中国创意产业发展论坛”演示稿页。
我研究过文化与产业发展的关联，研究过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和创新街区等。不过，从2004年12月我在“中国创意产业发展论坛”上所演示PPT的一页可见，我曾经把文化理解为狭义的文化艺术。最近我看了三篇文章，一是我老师在《王恩涌文化地理随笔》中说，英国人类学家泰勒1871年最早提出“文化”术语的科学定义，即文化是综合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所掌握的其他能力和形成的习惯。二是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发布的“深度讨论：对欧洲文化的认识”一文，三是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邸永军发表的“汉语‘中国文化’之词源”一文，作者检索了中国的很多古籍之后，认为“文化”一词其实是由19世纪末学界先贤翻译英文Culture而来，《美国传统词典》中Culture字源意义为“广泛传承的行为规范，信仰，制度和所有其他人类劳动及思想产品的总和”。
“文化”术语的含义非常广，“文化赋能制造业发展”涉及很多方面内容。由于篇幅所限，本文聚焦制造业的“协作文化”，谈谈文化赋能消费品制造业集群问题。
一、问题意识：消费品制造业协作文化的根基不深
2015年，瞭望智库的几位研究员在采访了百余名专家学者和企业负责人之后得出了一个观点，即中国制造业面临的许多困扰都与工业精神和制造文明缺失相关。在农业化向工业化转型中，中国人走得过于匆忙，没能足够重视工业精神。很多公众号都转载了“涵养中国制造文明”的文章。我很赞同该文所引述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金碚的几句话。他说，我国制造业前途将取决于能否逐渐形成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心理和实业基础……这座精神大厦的基石是合作精神，框架是契约精神，构造是效率观念，细节是质量意识。最近我了解到中国县域消费品制造业集群仍存在同行在低附加值赛道内卷、抄袭成风的现象，说明虽然瞭望智库此项调研已过10年，这些观点并没有过时。任何文明都依托于特定文化。总体来说，中国消费品制造业的协作文化根基仍然比较薄弱。
消费品制造业涵盖食品、纺织服装、家具、文教体育用品（包括钟表）等产业。我曾发表“日用消费品制造的专业市镇发展动向观察”一文，出示了“部分省区纺织服装、鞋、家具和玩具制造专业市镇分布（不完全统计）”表。中国县域消费品制造业集群的早期创业者多为农民或乡镇干部，他们缺乏技术、资金和市场经验，充满“敢为天下先”的闯劲，政府持包容态度。制造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农业社会的“熟人社会网络”转化为产业协作网络。然而，“为抢订单相互压价”的恶性竞争现象时有发生。一些企业缺乏自主研发和品牌意识，难以形成稳定的技术传承和团队文化。农民工缺乏产业工人的职业归属感和技能提升动力。招工、生产中讲人情而非制度；环保、安全等工业规范常让位于赚钱和人情。
二、制造业协作文化的养成一般需要深厚的历史积淀
社会学的“嵌入性(Embeddedness）”作为产业区理论（产业集群理论的一支）的重要概念而被学界广泛讨论。这个由波兰尼（Karl Polanyi）提出，经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发展的概念意指经济行为嵌入具体的地方社会网络，受制于文化价值观和制度结构影响，提醒人们：成功的创新或商业实践必须考虑本地关系、文化习俗和制度环境。
在西方发达的工业国家，特定行业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技术传统、工匠精神、创新理念、行业规范等“文化基因”。在中国，大量的县域消费品制造业集群是由跨国公司离岸外包活动和当地企业家共同作用所形成的，发展的历史很短，制造业的协作文化相对薄弱，已嵌入社会结构的文化资源也不足。如果在短期内强行植入与本地历史、文化传统无关的外来文化符号，往往会因缺乏社会网络和制度环境的支撑而失效。按理说，文化赋能制造业的过程，应该是文化要素在制造业历史积淀所形成的社会网络与制度环境中被激活，并转化为高质量发展行动能力的过程。制造业的协作文化不能凭空地创造，尽管可以挖掘、激活和培育，但需要长期主义。
三、“他山之石”：文化赋能深圳市钟表制造业集群
最近我阅读了毛少莹2022年出版的文集《深圳文化发展研究》。深圳是新兴移民城市，缺乏发展制造业的深厚历史积淀。这个曾经被称作“文化沙漠”城市的快速崛起，关键是创新文化的形成，其背后是“深圳精神”、“深圳观念”、深圳实施“文化立市”战略等。在四十多年的制造业历史中，深圳市进行了有效的制度创新，培育并建立了先进的制造业文化，形成了创新生态系统。我还阅读了2020年深圳市委党校课题组发表的“深圳创新成长的文化基因”一文。该文从社会演进的视角，透视了深圳市创新成长的文化基因（忧患文化、多元文化、协商文化、竞合文化、使命文化），以及深圳人协商合作、公平交易的契约意识，以及恪守公共秩序、遵守国际规则、高扬法治精神等。
深圳市聚集了超1200家钟表企业，虽缺乏瑞士钟表数百年的历史底蕴，却有短周期但高强度的产业发展史、制度创新史和国际文化交流史，自上世纪80年代起步，历经40余年从为国际品牌代工到打造自主品牌出海、从低端制造到高端设计的迭代，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配套（机芯研发、零部件生产、设计营销）、产业协作网络（上下游企业的长期合作关系）与技术积累（如智能钟表的研发能力）。
从地方视角看，深圳市钟表产业的相关企业普遍认同“技术迭代快、品质优先”的价值观，零部件企业会主动根据整机企业的创新需求调整生产，整机企业也会将新技术反馈给配套企业，这种共同的价值取向让相关企业能够高效协作。从全球视角看，深圳钟表企业积累了全球化的市场认知、设计理念与品牌运营经验。它们深知，瑞士钟表凭借悠久制表文化和品牌故事占据高端市场，而深圳钟表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文化叙事不足，因此正在构建文化IP与品牌故事增强辨识度，如飞亚达的航天表伴随神舟飞船出征太空的国家叙事，让品牌站稳了高端市场。
深圳市钟表行业协会在文化赋能产业方面起着关键作用。该行业协会设有27个公共服务平台，举办中国（深圳）国际钟表展、深圳时间文化周、智能穿戴设计大赛、行业论坛等活动，并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委员会，保护品牌文化创新成果，规范文化设计成果转化。行业协会所设计、规划和建立的“深圳市钟表产业集聚基地”坐落于光明区，2015年开始更赋予了“时间谷”的概念，从产学研投文旅进行“时间文化CULTURE OF TIME”的重新定位，目前集聚6家中国钟表十强企业及近百家上下游机构，以“时间艺术ART OF TIME”为核心文化定位，推动企业分工协作，提升产业协同效率。此外，协会还引导企业根据自身优势选择文化赋能方向，形成差异化发展格局。该协会积极协助深圳市政府开展“民间外交大使”工作，依托深圳与瑞士伯尔尼州的友好城市合作关系，搭建了国际文化交流平台。深圳钟表制造业集群已经实现从价值链低端向高端跨越。这一发展路径为中国众多缺乏深厚历史积淀的县域消费品制造业集群提供了宝贵经验。
尽管如此，深圳钟表制造业集群仍然存在企业生存压力大的问题。例如在当地表针、表冠等五金件代工价格普涨的情况下，小批量订单还要面对溢价风险，中小厂商利润空间被压缩，加之基础用工稳定性不足，使集群出现内耗局面。华为、小米等科技企业入局智能手表领域，倒逼传统厂商仓促转型智能穿戴，还造成了跨界“内卷”。文化赋能深圳钟表制造业集群的艰苦努力还在持续进行中，包括通过行业协会搭建文化设计共享平台、借助AI等技术降低中小厂商文化创新成本、用海外受众易懂的方式传递文化内涵、持续培育兼具工匠精神与文化创意的人才等。此外，“时间谷”规划了“时间艺术+文化旅游”方向，减少对单纯生产制造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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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慈，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经济地理学教授，持续关注国内外产业园区和创新集群。本专栏以园区之思为主题，求索园区的初衷和未来。
参考文献
王缉慈等, 2010. 超越集群——中国产业集群的理论探索[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王缉慈, 2019. 创新的空间——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王缉慈, 2023. 园区和集群——创新驱动区域发展之思[M].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来源：王缉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