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我们无法改变风向，但我们能改变帆的方向丨出海峰会演讲

“我们这一代出海的企业家，一定是一群天生乐观的人，也是少数仍然相信全球化的人。我们敢于冒险，但也敬畏风险。我们愿意学习、愿意改变。”

帆船之旅

今天在这里谈出海，来这里之前，我刚刚在欧洲经历了一次长达十多天的航海。先分享一些感悟。

在我所有的旅行中，这次帆船航海体验最特别。

帆船是一个特别古老的工具，它没有机械动力，是人类最早与大海打交道的方式。我邀请宋坤担任当船长，一起完成七天的旅程。宋坤是第一位完成环球航海的中国女性，历时315天，航行4万5千海里。

在这段帆船旅行中，我有一个非常深的体会：出海的帆船、船长，和我们今天的企业家出海之间，有太多相似的地方。

我们驶向大海，就像今天的企业走向全球，进入一个辽阔而不确定的新疆域。那艘小小的帆船，就是我们的企业；船长，就是企业家；而船员，就是我们的团队。

过去七天里，我和另一位男生睡在一张床上，这是我人生中除了我父亲以外的第一次。我们在这样亲密的状态下共同完成了一段旅程，让我深刻体会到，团队之间的融合与协同，是决定远航成败的关键。

我们在拿破仑的故乡科西嘉岛附近停泊时，我和宋坤有过一次对话。她说了一句让我印象特别深的话：

我们不是去征服大海，而是去接受它的洗礼。

我想把这句话送给所有正在或将要出海的企业家朋友们。我们不是要去征服世界，也不是要去改变别人的文化和规则。相对于辽阔的世界和浩瀚的大海，我们每个人、每一家企业都太渺小了。我们要做的是在穿越中丰满人生，将产品与服务带给不同疆域的人们。

帆船没有动力，风的方向无法改变，但不同的帆船却会有完全不同的命运：有的顺风顺水，有的颠簸难行，甚至有的在同一时刻葬身海底。造成这种差别的，不是风，而是船长。

船长对一艘船来说，实在太重要了。

我问宋坤：“什么是一个优秀的船长？”她说：“没有好船长，只有老船长。”

活得久，才是真正的优秀。出海如此，做企业亦然。我们无法改变风向，但可以调整帆的方向。就像那些经验丰富的老船长，他们深谙与风浪共处的生存之道。

宋坤是一位来自青岛的姑娘，本科就读于日语专业。原本，她有两个不错的选择：要么成为一名日语翻译，要么进入青岛的日资公司担任职员。然而，十多年前，她决定当一名“颠沛流离”的船长。

我问她：“你是不是天生就喜欢冒险？”

她说，真正的航海者，具备三个基本素质：

第一，天生乐观；

第二，敢于冒险；

第三，厌恶风险。

这三点，也正是我们每一位企业家应有的品质。

我们一定要天生乐观。我们嘻嘻哈哈地面对不确定性，笑着迎接挑战。

我们也要敢于冒险。昨天晚上陪我吃夜宵的一位贵州小伙子，去年还在国内做煤矿和发电厂相关的工作，今年已经在新加坡开了公司，孩子也在当地上学。他说他要在东南亚建一个能源工业园区。这样的故事，正越来越多地发生在我们身边。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非常“厌恶风险”。出去不是为了葬身大海，而是为了回来。真正的船长最怕的就是风险，所以他要用各种技能了解大海、了解船只，才能在风浪来临的时候化险为夷。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出海的企业家，一定是一群天生乐观的人，也是少数仍然相信全球化的人。我们敢于冒险，但也敬畏风险。我们愿意学习、愿意改变。

这次七八天的帆船航海，给了我很多以前没有的体验。我也想说，今天在座的各位，你们也一样。你们撑着一艘没有动力的小帆船，开始了自己的全球化之旅。各行各业虽然不同，但在精神上，我们是如此相似。

宏观变局

去年6月，我们在这里举办了第一届出海峰会。今年是第二届。从去年6月到今年6月，你们的生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实际上，当前我们讨论的很多话题，在去年是没有遭遇到的。

我认为过去一年，我们经历了三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国内经济的变化。

去年6月我们来参加峰会时，国内经济相对低迷，特别是5月份的消费数据急剧下滑。很多人当时并不清楚为什么要出海，只是觉得好像有一个窗口打开了，可以出来吸两口新鲜空气，于是走进了会场。

从去年9月开始，中国推出了很多新的刺激政策。比如房地产市场重新被激活，国家希望通过一系列措施稳定房地产市场。此外，资本市场也得到了支持。政府还推出了大规模的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如果你在国内买过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家电，都会发现价格特别便宜。同时，发行了超长期国债，进一步增加了货币供应量。

从去年9月到现在，中国的国内市场进入了一个新的刺激周期。根据我的研究，中国企业史每4—5年就会经历一个低谷期，然后逐渐回升。有同学问我：“吴老师，你怎么看2025年的中国经济？”

我的判断是：第一，不会再坏了，但什么时候会好转？我也不确定。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底部，看看以怎样的方式能够往上行。第二，货币政策工具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作用有限，今年1—5月份广义货币增加了12.2万亿，即货币总量增加了12.2万亿，与此同时，1—5月份的人民币存款增加了14.7万亿。

要改变这一局面需要一个新的消费市场，或一个新的需求，亦或新的技术，才能激发需求。

第二件，人工智能的普及。

今年1月份，在我的家乡杭州，一家量化基金公司推出了火遍全球的DeepSeek。去年大家讨论的人工智能还只是一个概念，而现在已经成为普遍使用的工具。不久前，我在海信的灯塔工厂、在海尔三翼鸟的门店调研，人与机器之间自然语言的交互已经出现在了工厂车间甚至一台普通的空调上。中国正在进入人工智能的普及时刻。

第三件，关税大战与地缘政治挑战。

中国企业出海是一个未来十年的长期选择，也是许多企业寻找第二、第三增长曲线的重要途径。但挑战不仅来自于企业或产业自身，更来自于外部因素，如国别差异、文化冲突以及非经济的政治性因素。

4月份的关税大战对全球贸易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智库里或许有很优秀的军事专家、金融专家、政治专家、高科技专家，但我认为他们缺乏了解工业的专家，他们对制造业太不了解了，不了解中国制造业和中国工厂真实的样子。我建议他们来中国工厂看看，再来跟我们打这场关税战。

但有件事是明确的，无论谁当美国总统，都不会希望在自己的任内，美国沦落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因此对中国的遏制是一种必然，这对中美双方而言，都是一场考验。

要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从过去的经验看，第一个参考是美国遏制苏联，主要通过以下手段：其一，通过长期的战备竞赛或地缘冲突来拖垮对方；其二，以国际结盟的方式形成政治和经济上的围剿。其三，瓦解对手的结盟体系，推动内部动荡。

第二个参考是美国对日本的经济遏制，其一通过贸易和关税战、技术战；其二通过货币保护，即超级301条款。当年日本出海的背景与我们现在很类似，国内市场饱和以及行业很卷。

我认为以上两套方法，美国在遏制中国时会同时使用，但我们和它前两个对手相比，有何不同？

第一，相比苏联，我们有非常庞大的、富有创造性并珍视财富与财产的民营企业。中国每天都有约1万家新的私营企业注册成立，一年就有大约300万家企业诞生。其中96%的企业会在三年内消亡。但正是这种"前赴后继"的创业浪潮，构成了中国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

第二，相比日本，我们有比之十倍多的内需市场和人口。如果我们的内需市场能够被充分调动起来，中产阶级、高净值人群的需求被激发起来，当我们也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时，我们也就具备了新的底气。

出海新特征

2025年是三个周期叠加之年——新的经济发展周期、新的地缘政治周期以及新的技术变革周期。人工智能和企业出海，是这一代中国创业者最为重要的两个百年机遇。

当前，并不是中国企业第一次大规模出海。

1993年，万向集团在底特律设厂，为通用生产滚珠，海尔1997年在美国推出小冰箱，探索品牌出海。这些都是中国企业的早期海外探索。

从1998年开始，“Made in China”逐渐成为全球标志，中国商品大规模出口。

2015年，出海进入跨境电商时代，独立站涌现，企业们通过阿里、亚马逊等平台打造自主品牌，利用YouTube、TikTok等新媒介进行品牌宣传和营销。

而当前新一轮是第四波出海浪潮，与之前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是“全要素出海”，商品、技术、人才、资本以及管理模式，都要走向海外。

Made in China是商品出海，跨境电商就品牌出海，今天我们的整个工厂都要出去，要在当地招募员工，要与当地国家一起发展它的产业。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一艘商船即为移动的国土，船上的商品就是国民财富的边疆。这句话非常具有诗意，它表明出海企业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全球影响力的延伸。

一部当代的全球化史，也是一部中国企业出海的历史。

根据时代不同，出海的企业家有60后、70后，也有80、90后、00后，但无论处于哪一个年龄段，我们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公民。我希望在这一次中国企业出海的过程中，大家能够走得更远、更稳。

会场能看到许多 “二代” 身影。“一代”们在家守业，“二代” 们则闯天下。可是，若仅仅依靠父辈传下来的经验方法去闯荡，恐怕早已行不通。

父辈留给我们的除了资本，还有诸多经验，但这些经验在传承过程中需要迭代。

“二代”创业者，需要以全新的视野和方式去开启属于自己的征程。这不仅体现在对人工智能等先进工具的运用上，更包含着我们对世界的全新认知，乃至对行业创新的深刻理解。这无疑是中国创业者在新时代的使命，更是我们的光荣。

在过去四十年发展中，我们拥有了了全世界最先进的工厂，拥有全世界70%的高铁，全世界10座摩天大楼中，有7座在中国——我们实现了现代化，但我并不认为在过去40多年里，我们具备很大的现代性。

我希望这一次企业出海，能够陪伴大家走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一方面，我们要将中国卓越的制造能力、创新的商业模式、勤劳的品质以及超越全球绝大多数民族的商业智慧分享给世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在与全球市场的交融中接受现代性的洗礼，从而塑造一批具有全球视野的新中国人。

这不仅是一次经济行为，更是一次人文意义上的升华。

出海五件事

中国企业出海是个重要而复杂的话题。

首先，去哪里？

我们不久前做了一项关于“中国企业出海国别选择”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0%的企业是跟着热点走，60%是跟着朋友走，50%是跟着感觉走。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可怕？国别选择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决策过程，必须认真研究目标市场，而不是盲目跟随潮流或老乡推荐。

第二，合规问题。

调查显示，79%的企业对海外各国的财税细节一无所知。这非常危险。比如巴西，虽然是个大市场，但劳动法极其严苛，法律体系又独特复杂，很多中国企业在那吃过亏。印度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合规门槛极高。

俄罗斯也是个极具挑战的市场。很多朋友在那里吃过亏，被查封、被没收资产。但我有一个学生，在1998年就去了俄罗斯做生意，至今没打过一场官司。他每一步都请当地最专业的律师把关，确保完全合规。哪怕是在规则混乱的地方，只要你守规矩，也能活得很好。

合规不是可选项，而是出海的第一步，是前置性的课题。

第三，供应链重构。

这一轮中国企业出海，从全球工业史来看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制造业是为全球市场服务的，有人说中国生产了太多的产品，但从我们第一天打造这些生产线时，就是为了全世界而造。20年前，一家中国企业可以只考虑中国市场，20年后，它必须“生而全球”。

但是在供应链重构中，我们也会面临很多问题，这就是我们在调研中看到的问题：海外供应链成本低、效率低、供应混乱，国内经验失效，无法协同不达标，无法完成本地化，供应单一、依赖过重等等。

因此，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将中国的供应链与全球供应链深度融合？如何避免中国产业空心化，同时也要把最好的技术、产品和管理经验分享出去，推动全球制造业格局的重构。

第四，人才问题。

前20年我们主要做进口替代，后20年做商品出口，这导致我们全球化人才极度匮乏。像华为、海尔等企业，在过去十多年中培养了一批真正的全球化人才，但整体来看，这类人才在中国仍然稀缺。

当我们真正要走向世界的时候，人才是最关键的瓶颈。人才培养的关键在于两个字：“投入”。什么时候投？投给谁？你自己是否愿意成为那个被投资的人？

在所有要素中，人是最重要的，中国人叫“人事”，我希望我们的团队未来能够在人才培养方面，帮助到大家。

第五，营销模式创新。

不了解当地的文化、习俗，就无法建立稳定的销售系统。总部与海外市场之间的协调、打法是否一致？国内的成功经验是否适用于国际市场？这些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中国是全球营销最卷的国家，但我们也在不断积累丰富的实战经验。未来，我们可以将这些成功的营销模式复制到世界各地。当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消费习惯，稍有不慎就可能踩坑。

我认为，未来在全球消费品市场中，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和成功企业。但与此同时，也会有更多的企业在全球化营销和品牌建设上失败。这是一个成功与失败并存的巨大战场。

值得一提的还有工具，我曾经在日本，一位老先生和我说：“在互联网服务领域，中国是一个发达国家，日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我们拥有非常多互联网应用工具，企业出海，在我们装备自己的过程中，这些在中国市场实践多年由互联网平台公司所打造的能力，一定是我们这一轮中国企业出海非常重要的核心武器。

最后，想象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它创造出来，然后与它一起成长。我们无法改变风向，但可以调整帆的方向。

愿大家都能成为“老船长”，在风浪中坚定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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