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率创新低：从“攒钱结婚”到“攒钱不婚”

文 / 巴九灵（吴晓波频道）

近日，《中国结婚率创新低，上海结婚率4.4‰最低》一文引发热议。

乍看之下，4.4‰这个数字很是吓人。

作为对比，2016年香港结婚率为6.8‰，2017年纽约结婚率为7.3‰。即便以经济越发达，结婚率越低的规律来看，上海也低得太出格了些。

(粗)结婚率＝当年结婚登记对数÷年中总人口数

也就是说，在香港每1000人中，有6.8对在2016年新登记结婚。

仔细一算，不太对劲。

2018年，上海市结婚登记10.5万对，按照4.4‰的结婚率倒推可知，文章选用的年中总人口数为2400万——这大约是上海市常住人口数。

问题是，上海市常住人口，都能在上海登记结婚吗？

我国《婚姻登记条例》第四条规定：

内地居民结婚，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

上海市常住人口2400万，户籍常住人口1450万，相差的1000万非户籍常住人口，想结婚也不能在上海登记，为什么要算在上海结婚率的分母里？

如果换作户籍常住人口为分母，则上海结婚率为7.2‰，再与香港、纽约等地对比，就显得合理多了。

（* 根据上海统计年鉴、上海社会服务统计季报计算）

考虑到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结婚的情况，7.2‰其实高估了上海市结婚率，而4.4‰则低估了——这无疑是一个中国特色结婚率计算难题。在常住人口是户籍常住人口3倍的深圳，此情况更为凸显。

* 或许正是因此，各地民政局只公布结婚登记数，从未进一步计算结婚率。官方数据中仅有全国结婚率。

但无论如何，全国结婚率、各地结婚登记数连续五年走低，却是不争的事实。

（* 根据民政统计年鉴、全国社会服务统计季报计算，可以看出，7.3‰只是近五年最低，而非历史最低）

是经济环境变了，还是世道人心变了，还是正常范围波动？在未来，是婚姻制度走向消亡，还是婚姻形式越发多种多样？小巴请教了几位大头，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观点。

2018年全国结婚率创新低，和年轻人的独立性更强、自主性提高有很大关系。他们的经济基础提升，受教育程度持续攀升，自主性和话语权越来越强。

那些大城市中的年轻人，大多是独生子女，成长过程中承载了整个家庭的寄托，他们的父母比多孩的父母更容易焦虑、紧张，而独生子女面对的家庭风险压力也更大，经济和精神负担都很重。

这种先甜后苦的反差，对他们整体的幸福感都可能造成消极影响，导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做不婚族。

经济越发达的城市，女性参加工作的比例越高。良好的经济基础使女性更独立，对挑选另一半的态度更谨慎。她们很多人毕业后已经错过了最佳婚育年龄，再加上婚后要面临超高的生育机会成本，这导致了大量职业女性面临“工作还是家庭”的两难选择。

当然，高房价收入比也是影响婚姻的重要屏障。2017年，北上深平均房价突破6万元/平米，这极大地压抑城市年轻人组成家庭的意愿。

此外，结婚率降低也跟人口结构变化有关。随着老龄化的发展，结婚适龄人口的比重在相应减少。

不光是中国这样，美国、日本和整个欧洲的人口都在减少。和美国的结婚率、生育率下降比较起来，日韩等国家受人口总量减少影响，结构变化更明显。韩国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2018年韩国每对夫妇平均生育0.98个子女。日本家庭中单身户的比例也在大幅上升。

中国的人口趋势特点，会让这一进程加速，其消极作用更明显。

排除影响婚育的障碍、减缓少子化的速度，是迫在眉睫的社会需求。对此，我建议：

1. 缩短学制，让年轻人提前进入职场。

鼓励跳级和灵活的学位制，缩短学制，淡化高考。让年轻人提前两年踏上工作岗位，把19-20岁时大学毕业后的能力考试或之后的研究生学历，作为年轻人找工作的能力依据，能大幅度提高基础教育的效率。

提前两年工作，对白领的薪资、晋升，对创业者成功的可能性，抑或是科学家追求的科研创新，都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提高女性地位，保障非婚生育的合法权益。

改变社会观念，让家庭和生育分开。以北欧部分国家为例，非婚生育的比例甚至超过50%，而中国包括东亚国家非婚生育的比例是2%-3%。东亚有很多剩女，她们真的不结婚，但可以考虑改变观念，把结婚跟生育分开。

当然，提高妇女社会地位的措施有很多，比如“女儿跟妈妈姓”，女性也会更有动力去面对自己的婚育问题。

在过去，人们对生活有顾虑，需要通过结婚这种社会契约来获得安全感，拥有婚姻这份承诺，意味着多一个人分担风险，还可以生孩子来保障晚年生活。

过去，人们会问“你怎么还不结婚”“你为什么要离婚”，因为结婚是约定俗成必须做的事，离婚则需要充分的理由，最好能修复关系，而不是直接离婚。

随着经济越来越发达，人们的观念变了，顾虑越来越少。尤其是大城市里的年轻人经济独立，养老有保险，生活精彩且选择更多。可以保持恋爱关系，也可以同居但不结婚，还可以有不同的性取向，结婚不再是唯一的选择。所以今天我们会常常说“你为什么要结婚”“我为什么要结婚”。

当然，很多年轻人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长辈催婚的压力，在“结婚是人生命中必须要完成的一件事”这样的传统思想下，步入了婚姻。

今后，随着长辈们思想的开放，年轻人迫于压力而结婚的比例会越来越低。这是一种趋势，因此未来中国的结婚率还会下降，直到下降到一定程度后，保持在稳定的状态。

到了那时候，选择结婚是因为真的喜欢一个人，并且愿意进入婚姻的状态。也就是说，结婚是一部分人的需求，但不是所有人的需求，也不是唯一正确的需求。

从这个角度看，经济越发达，结婚率越低，这是显而易见的，也是一件好事，是社会经济发达的一种反映。

国外发达城市就是如此，据我观察，纽约人在结婚观念上，比上海人领先了一代人。例如，我接触过一些国外五六十岁的人，他们就非常接受不结婚的生活状态。

这是一个过程，中国也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同时，与结婚率相对应的，生育率也会有一定的下降，然后保持在一个稳定状态。从生物本能来说，很多人都有意愿生孩子，所以也不会降到很低，但有一定程度下降是肯定的。

抛开个人意愿，从人口的角度来说，国家需要适当地通过社会福利等方式来保障和提高生育率。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14岁至27岁男性人口（相当于2018年22岁至35岁男青年）有1.54亿，而2010年12岁至25岁女性人口（相当于2018年20岁至33岁女青年）只有1.43亿。（注：中国现行法定最低结婚年龄是男22岁，女20岁。）

适婚男性比适婚女性多了1100万人，这不可避免会导致大量的男青年（尤其是农村地区贫穷的男青年）找不到对象。

男女比例失调，是全国结婚率创新低的重要原因。

有人认为，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根本原因是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我不完全认同。在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约束的情况下，如果一对夫妇有很强烈的男孩偏好，这对夫妇可能会一直生下去，直到生出一个男孩为止。这样，无论人们生多少个孩子，只要人们不进行性别选择人工流产，那么大自然会自动作出安排：出生性别比例基本平衡。

出生性别比例失衡是重男轻女观念、生育数量限制和胎儿性别鉴定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后果，缺一不可。

数据显示，上个世纪80年代一直到2010年为止，中国的出生性别比持续攀升，从1982年的108到2010年的118，远远偏离103-107的正常值。

不过，从2013年开始，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开始下降。可以预期，将来中国全面放开生育之后，出生性别比将继续下降，直至恢复到正常值。

从某种角度上说，现有的婚姻制度是反人性的。

回到婚姻的本质：一个利益共同体，往往最稳固的婚姻都是基于经济利益的。选择了婚姻就不要有不切实际的期望，它是社会生产资料的优化组合方式，以共生关系的战略联盟而存在，它的本质是－－生存。

如果我们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原理来看，那么还挣扎在“生存”层面上的人们，的确无暇顾及更高的生活与精神层次的追求。爱情，是一种第三层次的情感归属需求，甚至是一种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婚姻与爱情一旦混淆，就会成为一场人类近代历史上失败的实验。

父权社会，为保护男性财产与利益催生的“婚姻制度”，它的存在以“男女不平等”为语境。而在我们的时代，尽管依然很难真正意义上实现“男女平等”，但是随着普世价值越来越深入人心，我们对平行关系“男女差异”的认同感逐渐取代了不平等层级关系。

同时个体取代了“家庭”逐渐成为社会最小单元。这种过时的单一的现有婚姻制度必然走向消亡，自然会逐渐被经济学和生物学的选择而淘汰。

而中国式婚姻，即使在今天现代文明社会，依然保留着传统农耕文明从属式的结构。大城市接受比较多元的现代化思维，然而婚姻模式依然是一种工业文明合作模式与农耕从属模式的结合体。

缺乏契约精神，男女地位不平等，很多落后地区依然有着“物化女性”的思维，这都是中国式婚姻的不合理之处。

在中国结婚，是两个家庭的合并，而不是个体之间的结合。社会形态上依然不是以“个体”而是以“家庭”为最大单位的。

如今的“剩女”现象，恰恰反映了一个社会的进步。

大多数的“剩女”都是主动选择，而不是被动的“被剩下”，“要求高”只是她们更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她们大多是受到良好教育、人格和经济独立、精神世界丰富的人。对于她们来说，如果婚后生活质量下降，还不如选择不参与这种契约型的合作模式。

本篇作者 |李梦清 | 木有药师| 当值编辑 |何梦飞 |责任编辑 |郑媛眉| 主编 |魏丹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