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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史”之“万科股权之争”，这场中国A股市场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收购与反收购攻防战，由不完全的市场、资本以及中国特色行政力量推动，涉及法理与情怀、商业与政治、资本与实业、公司治理与公众舆论的持续拉锯，也为新形势下的国资与民企的关系变化做了很好的注解。
作者 | 尹航
编辑 | 邵乐乐
来源 | 新商业情报NBT
（ID：newbusinesstrend）
总是有一些看似无关的因素，摁下了一段历史新进程的启动按钮——2015年年中中国股市的一场暴跌，意外成为了日后一场影响深远的商战的直接导火索。
市值处于低位加上股权分散，在“君万之争”过去20年之后，万科这家多年来业绩优异、治理规范的全球最大房地产公司，再次迎来了一场并购与反并购的攻防战。
只是与20年前速战速决不同，这场攻防战持续700余天，主角包含万科、宝能系、曾经的大股东华润，当时意图不明的另一家大型房企恒大，以及前后态度骤变的监管层。
最终的结果，万科易主。央企退出，地方国企强势进入。监管从观望到严厉介入，决定了事态的最终走向；而搅动市场、利用了游戏规则的野心家则最终出局，被更大的政治导向所钳制。
这场旷日持久、复杂异常的经典商战背后，不仅体现了法理与情怀、资本与实业、商业与政治、公司治理与公众舆论的持续拉锯，更是新的历史时期中，国资与民企关系变化的指向标。
回顾万科与这场商战的始末，可能将更好地解答处于不断变化中的国资与民企们的明天。
“野蛮人”敲门，大股东不救场
战争的苗头，远早于2015年12月王石发表的“不欢迎宝能系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的内部谈话。
2015年7月，宝能系第一次举牌购入占万科A总股本约5%的股票之时，万科团队已经留意到了这个站在门口的可能的“觊觎者”。此时的万科市值在1540亿上下，大股东华润常年占股不到15%。这意味着只需在二级市场三次举牌、动用230亿左右的资金，就能拿下万股大股东之位。
1988年，万科经由深特发旗下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的股份制改制成立，并在1991年成为中国最早的上市公司之一。改制时，以王石为代表的创始团队放弃了股权，决定以职业经理人的身份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同时，设定分散的股权结构，以大量的中小股东制衡大股东，从而最大化管理层的实际影响力。
房地产行业一直推崇万科模式。不同于草莽气质浓厚的民营地产商，或是背靠国有体制运行低效的国企房地产集团，万科一直是行业良治的典型。从1991年上市以来，万科销售收入和利润每年保持稳健增长，从未发生亏损；自1992年起，万科持续分红，是中国资本市场分红冠军阵营的主力。
同时，万科也是现代企业管理的典范。万科内部组织结构扁平，依靠制度而非人治，鼓励各部门的创业精神，在人才的引进和储备上皆表现突出。
不过，像万科这样的公司保持股权分散同样是把双刃剑。80年代末期第一批股份制改制时，阿里巴巴那样的股权与投票权分离的合伙人制度还并未被引入，万科在股权结构上就无法彻底规避“野蛮人”入侵的风险。
在2014年3月《万科周刊》的一篇报道中，出现了郁亮手持《门口的野蛮人》一书的图片。《门口的野蛮人》再现了华尔街历史上最著名的公司争夺战——四个竞标方争夺美国RJR纳贝斯克公司，展示了企业管理者通过金融手段取得公司控制权的整个过程。最终，“野蛮人”KKR公司通过杠杆获得了目标公司的控制权。
万科几乎有着被“野蛮人”盯上的一切特点——“股票便宜、公司潜力大、过得很舒服、没有变革动力”。郁亮自己也认为，“野蛮人来敲万科门”太正常不过。
时间来到2015年，敲门的宝能系作风剽悍。从7月开始，宝能系利用其下钜盛华与前海人寿两个平台，连续使用险资、融资融券、收益互换、资管计划、股权质押等各种带杠杆收购方式买入万科股权，直至12月初拿下超过20%的股权，远超原大股东华润15%左右的股权占据大股东地位。
“野蛮人”宝能系入侵万科
宝能入主万科首先看重的是其发展潜力。多年来，万科业绩表现优异：2014年，销售金额2151.3亿元，排名当年规模房企第一位，并与绿地一起率先进入“两千亿”房企阵营，净利润也达到157.5亿元。而股灾之后，万科市值只有1540亿左右，正是抄底的好时候。2015年9月，前海人寿对外回复增持万科的问题，口径始终是“纯粹的财务投资”。
另一方面，一旦真的入主万科成功，宝能旗下的宝能地产就可以控制一个两千亿级别的行业龙头老大——即使当时其自身交易规模仅有几十亿，房企排名在300名开外。
这让宝能系对万科的大举买入像是一场“蛇吞象”。当时有报道分析，宝能希望入主之后借助万科这一平台消化其在深圳的土地储备，提升土地周转效率。这正是外界不相信宝能系仅仅意在“长期财务投资者”的重要原因。
于是才有了2015年12月17日王石的内部讲话。王石称宝能系“信用不足、能力不够、短债长投”，属于以高风险方式强行进入万科，“不受欢迎”。而此时，宝能系占股已达22.45%，远超华润成为事实上的第一大股东。
回溯宝能集团的发家史，他们的确符合精英主义万科人心中“野蛮人”的路子。
从蔬菜供应链企业到一家业务涉及地产、物流、金融、保险等多个板块的综合企业。宝能的重要特点是持续大手笔的资本运作。在宝能迅速壮大的过程中，两个重要节点值得关注：2003年起入主深圳老牌国企深物流，以及在2012年成立前海人寿。
根据《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2003年，宝能通过投资入主深圳老牌国企深物流后，不断获取原股东股份提高持股比例。2006年，深物流对外宣称由于“股东在经营方向上存在分歧”，而对公司进行了资产拆分。分得大量土地与房屋的宝能系被认为获利最大。这些资产后来搭上深圳发展的东风而迅速升值，宝能由此完成资本积累的关键一步。
王石并不认可这种“一进、一拆、一分”、通过拆解他人来壮大自身的经营理念，这是宝能系被其视为“野蛮人”的重要原因。
另外，2012年成立、严重依靠万能险业务的前海人寿也让万科觉得冒进。成立短短四年后，前海人寿即以220亿的保费收入排名2016年度寿险公司第19位——在2016年第三季度，其万能险业务占比超过80%，远高于同业。险资投资地产上市公司虽然并不少见，但万能险属于短期债务，投资地产股票属于长期股权投资，“短债长投风险巨大。”
而在被称为“野蛮人”的宝能与万科管理层矛盾公开前，多方角力早已开始。
先是攻守双方。在7月份宝能系增持万科股份到10%时，王石与宝能系当家人姚振华在万通地产创始人冯仑的办公室进行了这场争夺战中的唯一一次对谈。对谈不欢而散，王石认为宝能当大股东资质不够，姚振华则坚称是市场行为。
对谈无果则向大股东求助。7月底，万科与华润针对此事进行第一次沟通，期间华润虽然表态支持万科，实际上却并不真正拿出弹药驰援，理由是“地产不是华润业务板块的整合方向，即使有资金也只能酌情支持”。
过去多年来，央企华润一直扮演着“财务投资者”的角色。2000年，华润刚刚成为万科大股东时，也曾推动对万科的控股，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未能成功。此后，从宁高宁到宋林时代，万科一路增长，控股难度越来越大。于是华润干脆退居二线享受万科带来的增长红利，“财务投资者”的角色让双方处于一种“蜜月状态”。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中国民营企业有四个经典困境》一文中，提到国有企业在资源性产业等“高级市场”中，对民营企业产生的压迫，以及政府与民营企业之间的不对等契约关系。这种情况在此次万科股权争夺战中依旧存在。
甚至退回30年前万科股改初期，信仰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和规范的万科，从始至终都没有放弃引入一家适合自己的国有企业以增加自身的安全系数。这本身，就已是不完全的市场、资本与中国特色行政力量的直接体现。
但万科和华润期望“蜜月状态”一直持续并不现实。有人评价说，王石在这场大战初期犯的两个错误，一是低估了宝能的决心；二是错判了华润的态度——后者可能希望更好地介入万科，但方式并不再是与万科管理层保持一致。市场很快用表现验证了这个判断，宝能连续买入，而华润在象征性增持短暂重回大股东地位后，再无实际行动。
央企一贯决策周期长，这让华润的确很难迅速行动。尤其是2014年时，华润时任董事长宋林落马导致集团内部诸多板块经历大地震，从招商局走马上任的继任者傅育宁明确表示“动作要更谨慎”。
更值得关注的是华万之间真正的关系。在宁高宁时代结束后，曾经的亲密早已不在。傅育宁的风格显然区别于有着“红色摩根”之称的宁高宁，后者欣赏万科管理层的企业家精神与管理水平，前者则更强调国企的影响力、管理方式与纪律。而由管理层把控、创业精神浓厚的万科并不乐于见到这样的状况出现，双方渐行渐远。
因此，2015年12月，在国务院国资委明确要求华润“保证国有资产安全”的敦促中，华万双方最终达成的一致计划是停牌重组，且依旧由国资主导。
傅育宁与万科管理层达成共识：“不管谁来参与重组，都将保持国资第一大股东地位”。华润不反对万科与其它国资的重组方案，若合适则投赞成票。
各方混战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赞成票很难投出。
2016年3月，经历了近三个月的停牌之后，万科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重组对象——深圳地铁集团。
以深圳为大本营的万科早年为了与更稳固、更强大的国资建立关系，在2000年时引入了央企华润代替当时的深特发集团作为第一大股东。时移势易，当央企华润的大股东地位岌岌可危、不再能甚至不愿意帮助万科狙击外部收购者时，万科再次转向一直与其关系紧密的深圳地方势力。
对于万科来说，深圳市国资委直管的深圳地铁集团是一个好的接盘者。深圳地铁是本地“大地主”，其轨道交通业务更是沿线土地升值的重要保障。早在此次危机之前，万科与深铁已经合作过前海交通枢纽、红树湾、深圳北站等项目，双方渊源不浅。
而深圳地铁效仿港铁集团“轨道+物业”的发展模式，也致力于走资产证券化的路线。万科不仅能补足其物业开发专业能力的短板，上市公司的角色也能成为其高效的融资平台——重组方案的最初预想就是以深铁旗下的3个地块换取万科相应的股份。
看起来是“天作之合”，重组却并不顺利。
最初，万科计划以新发行股份方式，收购深圳地铁100%控股的前海国际的全部股权，也就是外界所称的“深圳地铁以3个地块入主万科”的方案。交易初步定价为456.13亿元，万科拟定向发行28.7亿股A股来支付。照此方案，交易完成后深圳地铁将占总股本20.65%成为第一大股东，宝能系占19.27%，华润的股份则被摊薄至12.15%。
该方案对地铁集团来说是成本最小的入主方式，于万科管理层而言也是解决眼下困境的最快捷办法。但被摊薄股份的其他股东绝不会轻易同意。
3月17日，万科股东大会结束后，华润就质疑万科引入深圳地铁的资产重组存在程序问题，表示万科管理层在3月12日公布的与地铁集团的合作意向“没有经过董事会的讨论及决议”。
一直以来态度不明朗的原大股东突然“呛声”，局面突然复杂起来。
万科立刻回应此次与深圳地铁的合作仅为初步意向，不具法律约束力，在程序上无需经过董事会的审议。但外界一致认定，被动了蛋糕的央企华润并不甘心屈于地方国企深圳地铁之下。
华润的确不甘心。6月12日，深圳地铁和万科在其联合举办的论坛上签署多项具有实际约束力的备忘录，以展示“在一起”的决心。随后几天，华润就在与深圳市政府主要领导也参与的多方会谈中，多次表达了与地铁集团一同参与万科的重组的决心，要求重回大股东地位。
但为时已晚。深圳地铁的口径变为“希望华润支持现行重组方案，未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给华润”；深圳市政府则表态支持万科重组并将协调深圳地铁入股，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支持华润成为大股东。
表面上支持华润，实际上，天平已完全倒向深圳。至此，万科重回深圳地方势力的意图已经再明显不过。而国资委一贯的态度是“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以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央企与地方的利益分配问题并不在最优先考虑范围内。华润陷入被动。
根据《投资界》的复盘，在6月16日深圳市政府向国务院国资委汇报了深圳市的态度和相关情况之后，华润方面不再接听来自深圳与北京市有关部门的电话，对谈与调解之门关闭。从后续表现看，华润此时已开始酝酿对万科的反击。
6月17日，万科召开董事会表决与深圳地铁的重组方案。华润的三位董事投下反对票，独立董事张利平通过电话声明其供职的黑石集团与深铁、万科均存在交易，要求回避表决。会后，万科认为7票赞成、3票反对、1票因关联交易回避表决，方案通过。华润则认为被回避的这一票应计入总票数，未达2/3以上董事同意的通过要求。
矛盾迅速公开化。董事会结束后，华润与宝能公开指责万科存在“内部人控制”，管理层实际把控公司而置股东利益于不顾——长期以来大股东持股过低“不作为”，加上王石等创始团队成员象征性强、舆论影响力大，加上万科与深圳当地复杂的政商关系，管理层而非大股东一直是万科的代言人，甚至，万科内部股权长期分散的状态就是管理层为避免强势大股东出现而促成的结果。
华润与宝能随后持续打压万科。6月26日，宝能系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罢免万科所有董监事；6月27日，华润与宝能在万科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中，联手否定了万科董事会、监事会报告。
万科一方也不甘示弱，舆论反击从大佬们的朋友圈打响。先是王石指责华润“与恶意收购者联手”、“扯下最后一块遮羞布”；再是万科独董华生暗示华润重回主导位置后，“按央企管理，王石必须离开，郁亮等人如果无法接受国企管理，也必须离开”。
此时，公众对于万科何去何从的担忧与好奇也达到了最高值。国资和来势汹汹的民营资本，对这家向来以良治、透明、现代化著称的企业可能的过度干预，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
6月27日当天，华润就接到了深交所关于其与宝能是否互为一致行动人的质询。
在此期间，媒体开始爆料华润与宝能的“一致行动人”嫌疑：在宝能第一次举牌的2015年7月，华润置地与宝能就针对某项目签署了涉及200亿金额的合作项目，成立了5:5的合营公司，暗示其中可能存在关联利益；同时，万科的自然人股东刘元生也持续向媒体发声，认为华润的行为将损害股民利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舆论战已经在各个层面进入焦灼。
更大的压力来自华润的直管单位国务院国资委。华润与宝能的“一致行动人”嫌疑为市场再添乱数，国资委向华润传递“不得再就万科事件随意表态，任何行动要预先征得国务院国资委同意”的要求；6月27日，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在夏季达沃斯会场内，更是对媒体公开表达了对万科股权之争的基本态度：“只要有利于深圳的发展，有利于企业的发展，我们国资委就支持。”
至此，国资委态度已相当明确，华润彻底陷入被动局面。在华润与宝能都迅速否定了双方“一致行动人”的身份后，6月30日，迫于压力，华润在董事会上反对了宝能提出的罢免全部董监事的提议。
形势再次回到了不明朗状态。
态度突变的监管层
国务院国资委“不与地方争利”的信号一明确，华润基本失去了再在这场攻防战中大作为的前提。但此后，战局却演变为更大的乱斗。
7月4日，经历了漫长停牌期的万科开盘即跌停，随后宝能系继续增持，比例达到25%；7月12日，万科斥资近130亿收购黑石集团旗下部分资产，被外界猜测为管理层正出让股权换取日后的控制力，随后万科否认涉及股权交易；7月19日，万科管理层向证监会举报钜盛华资管计划违规，宝能系随即反驳；7月21日，深交所发函批评万科与钜盛华信息披露程序失当，双方“各领黄牌”；8月，恒大突然急速增持万科，截至11月底，已耗资362.73亿元收购万科14.07%的股权，成为第三大股东。
万科A复盘后连续两日跌停
局势似乎变得越发不明确，参与其中的各方仍旧意图未明。华润沉默，重组方案被搁置，宝能系依旧激进但已受到监管限制，新入局的恒大的意图也难以揣测。
胶着之时，就像最初这场攻防战的导火索是看似无关的股市股灾一样，市场之外的监管层的态度突变，成为了推进万科股权纷争的重要变量。
险资反复举牌实业，成为监管层态度骤变的原因。
2016年11月15日，南玻董事长、CEO等8名高管集体请辞，被外界视为大股东宝能系“血洗南玻董事会”；在随后的11月30日，宝能系增持格力股份至4.13%，深交所发函询问其真实意图，董明珠则怒斥“杠杆发财是对实体经济犯罪”。
监管层开始表明态度。12月3日，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一次会议上忽然语出惊人称部分险资是“土豪、妖精、害人精”；12月5日，保监会出手叫停宝能系前海人寿的万能险业务，并称“保险业姓保、保监会姓监”，重申了强化险资监管的态度。
此后，恒大态度急转。12月17日，恒大集团副主席、总裁夏海钧在接受采访时称看好万科长期发展，但“无意也不会成为万科的控股股东”。
而在此前，监管层原本并不愿意多言。
2015年12月18日宝万之争刚开始发酵时，证监会曾对外回应：市场主体间的收购与被收购只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监管部门不会干涉；即使到了2016年7月万科举报钜盛华资管计划违规，证监会也只是批评两家信息披露的程序问题，并未真正介入。
在漫长的宝万相争中，人们曾以为手眼通天的姚振华，被证明只是善于钻研和利用游戏规则。而这一次，喜爱钻研的潮汕商人落入了更大的政策导向的制约中。
从2015年到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口径从“发展实体经济”提振到了“着力振兴实体经济”，资产价格泡沫与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被着重防范。而宝能通过杠杆资金进入实业的方式，恰恰戳到了监管层最敏感的神经。
《财经》因此感叹，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万科股权事件这次出现转机，完全是搭便车。”市场主体之外的监管层雷霆之下，万科的局势终于在一种不那么市场化的游戏进程中明朗化。
“国企”万科
2017年6月21日，超期服役三个月之久的万科董事会公布了换届候选人名单。王石早早宣布退出；华润的三席位置被深铁集团取代，万科管理层依旧保有三席，董事会结构不变。而第二大股东宝能未获一席。
至此，持续了两年之久的股权争夺战已几近落下帷幕。
2017年以来，华润与恒大先后将持有的股份以现金作价的方式转让给了深圳地铁集团。1月，深圳地铁以22元/股的价格受让华润所持有的15.31%万科股权；在6月，又以18.8元/股的价格受让恒大所持有的14.07%万科股权。斥资663.7亿元后，深圳地铁最终拿下29.38%的股份，成为万科的第一大股东。
实际上，从2015年底确定“国资第一大股东”的重组方案到2016年底宝能系遭点名批评、姚振华被罚十年内不允许从事保险业，曾经的“野蛮人”在这场战局中早已不再重要。而对华润来说，在前期错失重夺大股东的机会、深圳市意志倒向深圳地铁集团之时，妥协与退出也只是方式的不同。
倒是恒大在浮亏70亿元的表象之下，收获颇丰：6月，恒大正式将总部从广州迁移至深圳，深圳市属的壳公司深深房被收入囊中，以帮助其重回A股市场。此外，在深圳拥有20多个城市更新项目，恒大被普遍认为将因为这一次的“人情”而有更多机会与深圳地铁合作。
此时的万科管理层，看上去也应该有理由庆贺他们历时两年多的保卫战。除了大股东由华润替换为深圳地铁，似乎一切并没有发生变化。
曾几何时，华润入主万科的方式被视为国企混改的理想模式。“国资控股，放手企业自由发展，国有资产增值保值”。在成长为全球第一大房地产企业的过程中，万科与华润度过了长达十几年的“蜜月期”。华润从不插手万科的日常经营，后者则用持续增长的业绩分红与股票表现来回报大股东的信任。一度，万科与华润之间有着不成文的约定，前者从不主动从华润置地挖人，在关键业务上也避免同业竞争。
而华润时代的后期，大股东不再满足于空有地位却无实际的话事权与影响力。宋林曾在郁亮汇报工作时直接指出万科股价低迷，管理层重视企业发展但忽略股东权益；曾经亲如战友的华润与万科，也变得越来越像森严国企体制中的普通上下级关系。《中国企业家》回忆，“在华润时代的后期，每次郁亮带队去汇报工作，都得西装革履，严阵以待。”
因为怀念过往的好时光，人们对深圳地铁似乎抱有类似早期华润那样的期待。
2017年6月30日万科召开的2016年度股东大会上，媒体描述场上的细节：“林茂德（深圳地铁董事长）有很重的贵州口音，说话没什么官腔，时而有些诙谐，两家企业管理层的兼容性看起来不错。”而深圳地铁也表态要做万科的基石股东并将一直支持万科的事业合伙人制度。
2017年6月30日，深圳，股东大会主席台上的王石。深圳地铁集团董事长林茂德正在讲话。
不过，时代已经不同了。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指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企，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2017年3月，深圳市国资委召开直管企业及下属上市公司主要负责人工作会议，万科列席并进行了相关分享。外界认为，此举意味着万科已被划归为深圳市属国资房企；而到了2017年9月，在一份深圳市国资委表彰地铁集团的文件中，万科更是被直接称呼为“市属国资企业”。
这是万科的悖论。一方面，万科需要国资的背书，未来甚至要成为国企改制的典型与范本。另一方面，市场始终担心万科陷入国企化与平庸化的窠臼。
股权之争落幕之时，有媒体爆出万科员工薪水下调与深铁进入有关，而市场上的猎头更是在那段时间集中从万科挖人；据《格隆汇》了解，在深圳地铁成为大股东之后，万科在部分城市积极推进“两学一做”（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而以往这类活动在万科很少出现。
持续多年的城市化与大规模基建为房地产行业带来了超过十年的黄金发展期。
从90年代初海南房地产大热，至新世纪互联网公司以技术力量重构商业世界版图，房地产行业由于产业链长、涉及面广、规模巨大，一直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行业与风向标。三十年的地产故事，同时又代表着这个国家不完全市场经济体制中最为复杂、灰色的那部分角力与妥协。
近年来，持续的高房价和政策层对房产泡沫的警惕，使得各种宏观调控周期性地出现。像万科这样的企业，也喊出“活下去”这样的口号以应对寒冬。
2018年2月，郁亮卸任总裁，擅长金融的祝九胜走马上任，万科从浙江的国企混改入手，开始探索更多元的拿地方式与新的路径；4月，宝能系的9个资管计划开始清算，涉及万科11.42亿股，占万科总股本比例为10.34%。浮盈超过150亿元之后，宝能的减持让宝万双方在股权大战的最后，都获得了一些更乐观的结局。
关于万科是否已经国企化的争论依旧在继续。但在华润与万科出现根本纷争的那一刻起，过去三十多年间运行灵活却处于灰色地带的“国有民营”的模式终于还是成为了过去。
在“理直气壮地做强做大做优国有企业”指示下，国有资本毫无疑问将得到进一步的重视与扶持。与深圳地铁的重组，也许已经是万科在新的形势下交出的最优解。
无论看涨看衰，“国企”色彩更强的万科已经步入了新的征程。
参考报道及文献：
[1] 董文艳，《万科重生——还原724天万科股权争夺战》，格隆汇，2017
[2] 王芳洁，王博，《深度调查历时2年的万科股权之争，姚老板做错了什么》，中国企业家，2017
[3] 刘利平，《万科“纸牌屋”：三个男人的战争与被掩盖的秘密》，棱镜，2016
[4] 刘利平，《独家：万科6月17日董事会的最全记录》，地产知事，2016
[5] 郑志刚，《“万科股权之争”启示录》，FT中文网，2017
[6] 计思敏，李晓青，《十大问题看明白，“万宝之争”究竟在争什么？》，澎湃新闻，2015
[7] 金融界，《复盘：华润到底是怎么丢掉万科的？》，2017
[8] 金融界专题，《聚焦A股史诗级股权争夺战：谁的万科？！》，2017
[9] 吴晓波，《国企当如何存在》，中国新闻周刊网，2013
[10] 吴晓波，《中国民营企业有四个经典困境》，中国广播网，2011
[11] 吴悦风，《90年代的泡沫启示录》，新周刊，2018
[12] 企业管理杂志，《公司良治的万科范本》，2017
[13] 金融界，《1988到2018，万科三十年股改之路》，2018
[14] 王峥，《宝能欲清盘万科九大资管计划浮盈150亿元接盘人待定》，证券日报，2018
[15] 董家声，《宝能欲清盘万科九大资管计划浮盈150亿元接盘人待定》，2018
[16] 新华社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2015
[17] 明天财讯，《万科是国企还是民企？一纸国资嘉奖令惹出实际控制人争议 》，2017
[18] 凤凰新闻讯，《王石当年为什么要放弃万科股权？》，2016
[19] 罗强，《华生新书揭露“万宝之争”缺失的剧情：有人不同意让王石出局？》，界面新闻，2017
[20] 姜伯静，《万科国企混改之路会越来越深入》，新浪财经，2018
[21] 张育群，彭飞，《他的万科》，界面新闻，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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