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年轻人们想回家吗

今年春节,年轻人们想回家吗
2020年01月26日 22:33 三声文娱情报站

作者 | 赵烨楠

“过年”两个字饱含每个中国人脑海中具象化的关于年味儿的感受。可能是零点将近挨家挨户鞭炮的噼里啪啦声,可能是到处张灯结彩的景象,也可能是饺子里突然咬到一颗硬币的齿感。

小孩子永远是最喜欢过年的,过年将一切热闹的气氛团聚了起来。成家后的人们则有了新的陪伴。而长大后离家的年轻人,在异乡与故土的流转中,找寻着家乡、节日在自己心中的新涵义。

那些具体的场景感与场景中的人们,也在岁月的流失中一一消逝,年的意义也在他们心中削弱。有些人依然选择回家延续着团聚的意义,有些人则选择不回家,去寻找自己对于年的定义。

就在2020年春节前夕,武汉的肺炎疫情的态势逐渐紧张起来。代际间的思维差异,也在疫情的讨论中被凸显,又在共同的目标下逐渐和解。疫情蔓延下,这个春节多少有些特殊。

这些“回与不回家过年的年轻人”故事里,亦藏着他们对于自我方向的追寻与对家、故土的解答。

01 | “一直给他们转发疫情信息”

二分决定今年留在北京自己过年。

去年,她辞掉《国家地理》杂志的工作后,开始在中央民族大学读民族学博士。她家在云南,“就在黑河腾冲线的那个对角线上”。年后她打算回云南做田野调查,少则呆一个星期,多则一个月。再加上回家耗时久、机票价格贵,她决定今年不回家过年了。

按理来说,过年回家的意义是要高于“调查之余顺带回家”的意义的。但把两者作为平行项来取舍,二分说,“实际上是现在过年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年味了”。

人们对过年的期待感与记忆中的过年体验相连接。在二分小时候,过年时常常会跟着奶奶去庙里祭拜,或是看着奶奶“烧元宝”。除夕那天,在爷爷奶奶家,大人一起包饺子,外边鞭炮声轰隆不停,各种气味混合在一起,中间可能还伴随着犯错被教训的疼痛感。拜年时,小孩儿们要给爷爷奶奶磕头,然后才能拿到红包。长大后她才知道,这是祖籍山东的奶奶带来的中原礼仪。

前年,奶奶去世后,一家人改回外婆家过年。小时候她与外婆家亲戚交流得少,那年过年亲戚们围在一起打麻将,她觉得自己就是在旁观,小时候过年的感觉消逝了。

去年,她把爸妈接到北京来,三个人一起在北京过年。今年,她告诉父母不回家过年了,爸妈都挺尊重她的决定的。“毕竟给他们省钱了,何乐而不为,哈哈”,她调侃地说。

二分爷爷是四川人,奶奶山东人,家庭中有一半是移民带来的不同文化。长大一些后,她会留意去寻找文化上的身份归属感。本科她就读于海南大学,这也让她也有空隙回过头来审视家乡。

云南是少数民族聚集地。不同民族长期聚集带来的相处之道就是:大家都客客气气的,做事留余地,总是看破不说破,或者用特别委婉的举动来提示别人。这种特别的相处气氛“出省后就没有了”。

在与海南当地人接触的过程中,二分发现他们的性格很直接,没有云南人那样约定俗成的分寸感,“他们的性格像海南的天气一样阴晴不定的”,接着又补了一句,“当然只是我个人的感受啦,不一定全面”。

二分会像英剧《伦敦生活》里的女主Fleabag那样,尽力用调侃的方式去应对生活中的这种冲突感,“但后来你发现不行,有些事于我来说就是伤害”,需要去承认它。

离开家久了,二分会假装自己没有那么留恋家里,有时候会靠“把自己伪装成看起来很冷漠的人”来缓解思乡的情绪。吃到一样食物,发觉没有家里做的好吃,她也会暗示自己“没关系这没什么”。可暗示久了就会变成现实,“它会真的变成你心里的想法”。

二分帮回家的朋友看猫

如果展开俯视的视角,前二十年她和家人一起生活,之后的几十年可能会结婚,和另一些人一起生活。“那中间自己生活的这段时间,我希望能拉长一点”,而她也正在这段时间里寻找独处与社交生活的平衡点。

这几天疫情的爆发,牵动了每一个人的心,二分也一样。在疫情爆发初期,她很关注相关动向,并一直给家人转发疫情信息。“不过他们的警惕性比我高,所以我倒不是太担心”。

大年初一她本想去看场电影,但因为这次疫情的态势紧张,春节档都撤档了,原计划的龙泉寺之行也只能暂时搁置。这几天,她留在北京,准备利用这段安静而不自由的大段时间来专心完成着自己的论文。

02 | “妈妈问我能不能在日本买点口罩”

和二分一样,Rika今年也不回家过年。不过这不是她的主动选择,而是回不去。

Rika是山西太原人,大学毕业后来到大阪留学。今年是她在日本的第三年,也即将在日本过第三个年。日本过公历年,12月底她回来了一趟,连着跟家人、朋友吃了好几顿火锅。吃到后来已经“吃啥啥不香了”,到最后一天吃得肚子疼,吞了一颗止痛药才好。

Rika是愿意回家过年的。在大阪她自己住一套20多平米的单人公寓,她喜欢安静的环境,也喜欢独处,这让她觉得一个人住很享受。每天自己变着花样做饭,去上课,空余时间打打零工,和朋友聚聚会。不过时间久了,也会想念家里那种热闹围绕的感觉。

这次回家,她还回了趟沁源的姥姥家。回去后,姥姥见她的第一句话是“呀!成了日本姑娘啦”。她还没觉得不适,妈妈先回了句“这能有什么区别嘛”,因为在一些比较顽固的山西长辈眼中,依然对日本抱有偏见。不过她觉得姥姥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长时间没见的一句寒暄罢了。

似乎期待过年的永远都是小孩子。Rika也觉得,现在过年的年味儿淡多了,春晚也一年不如一年。小时候过年,回到姥姥家,总是一大家子人聚到一块儿,姥姥会张罗着忙活做各种好吃的,特别有过年的气氛。不过现在,即使不回姥姥家,“跟爸妈还有麦兜(她家狗狗的名字)待在家里,三个人一块包饺子、看电视也挺好的”。

“包饺子这件事对北方人来说本身就很有仪式感”,身在远方,她也会更期待这样的场景。

这次回家,Rika发现爸妈明显老了些,这一感受的来源是妈妈戴上了老花镜,“老花镜不都扁扁的吗?戴上去会像老太太,这个还挺让我难受的。”而且即使手机屏幕够大了,妈妈还是把字体设置成最大号,不然看不清楚。

爸爸则在去年开始学会玩儿快手和抖音,每次都在客厅开到最大音量,还不时传出短视频中标配的那种“笑断气”的配音。她让爸爸戴上耳机看,“结果我爸戴了个头戴式的大耳机,特别逗”。

在她留学的过程中,太原的家从青年路搬到了长风东街。家里变大,也变空了,“麦兜也变老了,这次回来,好几次看它在那儿卧着很孤单”。在日本待久了之后,Rika觉得回来陡然有一种不熟悉感。

这次回来,她和爸妈一起去了趟美特好超市。结账时可以支付宝扫脸付款,“太快了,不过确实是很方便”。这种不适感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也体现在文化差异上。一方面,日本社会的秩序感让她觉得舒适,不过有时候“也确实死板”。

Rika的公寓一角

往年,她会和同班的台湾同学一起聚餐过年。今年,因为考试临近,她婉拒了她们的邀请。她想把这天当成普通的一天来过,于是答应了除夕夜晚上药妆店的零工排期,这样可以有正当理由错开与爸妈的视频。“一视频肯定会想家的,不视频的话,它就是普通的一天。”

今天早上,妈妈在家庭群里问她,“能不能在日本买点口罩让你大爷带回来?太原买不到货了!”在这几天中,Rika妈妈的态度从不太关注、关注,到现在有些紧张了起来,爸爸反而比较乐观。

Rika说,许多日本的药妆店都打出了“中国加油,武汉加油”的标语,并将口罩降价出售。很多药妆店的口罩都被抢购空了。她在微信上提醒爸妈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不过她也担心妈妈会过于焦虑,告诉她别太紧张。

03 | “临时退了回家的机票”

小茗去年夏天刚刚硕士毕业,现在在新京报做记者,他早早就买好了过年回山东威海的机票。因为工作等其他原因,他订了大年初一的票,而就在当天,他临时决定退掉机票,不回家了。

这次疫情实在来得太突然了。初一那天,威海疾控中心发布了一条寻找K1068次列车4号车厢同乘旅客的消息,提示他们做好隔离与救助。而小茗的爸妈也从一开始的不在意转为重视起来,积极地戴上了口罩。

谈起家乡,小茗的感觉蛮复杂的,一方面家乡在他脑海里“只有很浅层的印象”,另一方面,他算是一个恋家的人,但更多的是一份对家庭的责任感。

“我更喜欢青岛,更像标志性的海滨城市”。问及对威海的印象时,他的第一反应是说出了当地的名胜古迹。小茗小时候性格比较内向,大学之前的大把时间都花在学习上。一心想着要考出去。

相比爸爸来说,妈妈对他性格养成的影响更深一些。“会比较温柔、细腻”,对文学很感兴趣。

高考失利后,他留在省内读大学,回家只要两小时的高铁。离家近,他回家的次数反而不多,尤其是大学的前两年,还带着刚离开家的新鲜感。

在他小时候,大年初一总是在爷爷奶奶家过,初二回姥姥家,接着几天开始“走亲戚”。北方人过年都会吃饺子,大年三十晚上,小茗家里人会一块儿包饺子,还要在饺子里随机包进红枣或硬币,第二天早上吃到的人会有好运和财运。那时,小茗最期待的事就是去亲戚家拜年,因为可以拿到很多压岁钱。

到杭州读硕士之后,离家变远了,他对回家的渴望反而更热切。虽然每次过年回家待几天后,也难免会被妈妈念叨“怎么不帮家里打扫一下”、“怎么不出去玩儿”这样的话,但每次假期结束的那天,恨不得在他行李箱里塞满东西的那个人也是妈妈。

到北京工作后,他转正后的第一笔工资打给了家里,包括老人,他希望跟家人一起分享这份喜悦。偶尔他也会羡慕留在家乡的同学,有很多时间跟家人相处。“挺纠结的,没法两全。你选择了一条路,就必须放弃另外一条”。家里人很支持他的工作,不过同时也在威海给他买好了婚房。小茗打心里觉得不会回去,想在北京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去年与同事聚餐的小茗

他大学时谈过一段“不知道算不算的恋爱”,对方是高中同学,异地,只维持了一两个月。现在的他有强烈的理想型择偶标准,又觉得自己好像不应该这么挑剔。“其实我心里也有数,但我对另一半的要求就是很高”。

最近两年过年回家,他发现家里的亲戚开始询问他感情的问题。尤其是远方亲戚,陪着他们一起唠嗑时,话题都会落脚到工作和感情上来,他总是找理由搪塞过去。“我不大想回答,但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问”。

小茗自己的想法是,先把工作稳定好,再去计划感情的事。现在每周工作太忙了,也根本没有时间去想。选题会、外出采访、写稿已经占去了大部分的时间。

他跟爸妈的沟通方式用微信比较多,有急事打电话,很少视频。“有时候我写稿会不修边幅,还是希望把好的一面展现给他们”。

年前,他已经提早买好了稻香村的糕点寄回家里。就等着大年初一把工作弄完赶快回家。现在,他的计划只能临时改变。“爸妈也挺理解的,特殊时期嘛”。初一那天晚上,他在外卖平台上买了速冻水饺,屯了几包方便面,自己下了一锅饺子吃。

04 | “很喜欢我的家庭关系”

谭英俊今年24岁,这是他离开家的第二年。他前几天提早回了西安,希望跟家人一起享受过节的气氛。

从早期的乱战门、地下8英里开始,西安这片土地逐渐孕育出了本地说唱文化。西安孩子谭英俊也浸润其中,从小就开始听说唱。Lil Wayne和50cent是他小时候就开始听的两位说唱歌手。长大后,他参加了很多歌手比赛,陆续接过许多传媒公司的工作,拍过几部网剧。

他在西安读的大学,专业是播音主持,当时的大学校区离他家只隔一条马路。2018年大学毕业后,谭英俊去了成都工作,他觉得成都这座城市更包容,说唱文化也发展得更蓬勃。

他爸爸是延安人,小时候过年都会回爸爸的老家,“爸爸开车带我们到处跑,吃很多好吃的,最重要的是那几天不用写作业”。再长大一些后,过年可以跟朋友们在街上压马路,有正当的理由把喜欢的女孩子约出来看电影,“这个是那时候喜欢过年的原因之一”。

在他的印象里,爸妈的性格都很好,从来没有跟别人红过脸,“我也不会为我的家庭关系担心太多”。

去成都工作之前,他没有离家太久的经历。到成都第一年,爸妈一起送他去。帮他租好房子,挂好窗帘、换好床单。这些家务活他之前都不会做,在成都之后都学会了。

爸爸给他留了三万块钱,他签约了一家MCN公司,养了一只猫。公司帮他包装形象、拍视频,底薪和提成都很高。但后来公司开始钻合同的空子,到了年底谭英俊只赚了一万多块,养的猫也弄丢了。

“我特别失落,本来想着不回去过年了”。在朋友的劝说下,他买了一张腊月28的车票,把剩下的钱给爸妈买了礼物,还是回去了。“我告诉我爸,没告诉我妈”,妈妈看到他特别开心,但爸妈跟他谈起工作时,他只想回避。

年后,他和MCN公司解了约,几个月之内没有什么工作。爸妈提起这件事的时候他依然不想谈,“工作是我的软肋”。有天在成都呆着的时候,他突然觉得很想念西安、想念家,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他不想让父母太担心自己,去年年中以后,他和几个朋友一起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接了很多网剧角色,发了一首单曲,把自己的工作时间安排得满满的,渐渐觉得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年后,他还打算和玩音乐的朋友一起成立一个厂牌,把说唱继续做下去。

除夕夜他的朋友圈

这次过年回家,他发现爸妈都有了一些新爱好。“我家跟亚马逊森林似的,一进去各种花儿、叶子”,爸爸最近还迷上了研究茶道和手串儿。家里买了一只天猫精灵,两个人查快递都要守着它,他说“那不有手机嘛!”,然而爸妈还是乐此不疲。

这几天疫情的紧张也让他们关注起来,“西安现在的情况不好不坏吧”。19号回家那天,他就重视起了疫情的消息,但“我爸对这事不太认真”。不过现在,在媒体的集中报道下,他们全家打算哪儿都不去了,就待在家,也提醒其他亲人不要出门。而他买的3月5号马思唯的成都巡演票,也在今天发出了退票通知。

05 | “当下的心情就是过年的心情”

今年过年六弦和她的家人不走亲戚了。很大程度是因为来势汹汹的武汉疫情。

一是怕传染,二是时间不够。六弦是河南洛阳人,她哥哥一家在山西运城定居,嫂子是医生,大年初一这天要在医院值班,他们打算初一就开车去运城,跟哥哥嫂子一起团聚过年。“武汉都封城了,也很怕哪天这里封掉,还是提早做计划”。

六弦是一个挺有主见的女孩儿,她说这跟父母的“放养”式教育有关。“他们会建议我,但不会干涉我太多”。六弦的本科专业是出版策划,2015年毕业后,她第一份工作选择了山西日报社。

六弦的家人、朋友都很包容她,这养成了她小时候风风火火的性格,不够稳重,同时也没有太多自己的做事准则,“像块儿橡皮泥一样”。稳重的定义在她看来,就是有原则、有坚持。

报社的工作给了她很多滋养,在工作过程中她积累了很多写作的功底,也能从不同角度去看待自己生活的世界。但让她不适的是,日报社越来越打安全牌,“写得东西太不痛不痒了”。

后来她辞去媒体的工作去了银行,职务是文书写作,她觉得自己喜欢写“硬”一点的东西。

六弦还是想离家近一些,去年回家考了公务员。她觉得自己年龄不算小了,希望工作稳定一点,不过公务员并不是她的Plan B,而是她靠近自己理想工作形态的一种方式。在工作的这几年,她慢慢清晰了自己想做的事情。报社时期,经常有一些民众来上访反映村霸、黑社会等问题,她很想写,但主任不让。“从那会儿起,就特别想做些能帮到他们的事”。

六弦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稳重了。而且“这几年没有让我变得圆滑,而是变得方方正正的”。

年前那几天,六弦觉得她一点也不想过年。小时候的她,过年会和伙伴们一起扔甩炮,大年初二以后去姥姥那边的亲戚家挨个拜年,每个长辈家住上一天,大人一起打麻将,小孩子在一起打闹,“特别热闹”。

现在,是逃离不过的年前大扫除,以及吃吃喝喝后的洗碗刷锅。今年六弦家连窗花都没买,就觉得“象征性一下就行了”,没觉得这个年本身有多重要。初次之外,她觉得,当下的心情会影响过年的感受。年前考公的最终结果还未确定,她前几天一直有些焦虑。最近结果出来以后,她悬着的心瞬间宽慰了很多。

侄女给她捏的小猪

比起过年仪式的淡漠,实实在在的亲情是更让她注重的东西。当问及过年有什么打算时,她一边笑一边说:“给我侄女辅导作业吧”。

*在这个春节里,年轻人和长辈们在关于疫情的讨论中交锋、争论、达成共识中周而复始。媒介的不同使用习惯带来了疫情爆发初期年轻人与长辈们对疫情性质认知的错位。

年轻人们在网络媒介的信息中率先意识到了这场疫情的严重性,并开始做出防范措施。“上联:60后让90后别熬夜,下联:90后让60后戴口罩,横批:谁都不听”。这样略带调侃型的现象在疫情爆发初期确实在很多家庭真实地发生着。

随后,传统媒介逐渐开始跟上来,电视滚动提醒、短信疫情提示,长辈们也在大众媒介、社交媒体的信息传播中,修正了对疫情的认知。

在这场疫情信息传播中体现出来的是,媒介接触方式不同,思维模式不同不会带来代际间的绝对区隔。家人之间的认知共识以良好的沟通为开端,而年轻人其实可以多迈出这一步。

*(文中二分、Rika、小茗、谭英俊、六弦等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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