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声音》“造梦”十年，它背后的这群人一直在做同一件事。直到现在，每年节目开播前，金磊还要带领所有人开一次动员大会。无论是面对日息万变的行业环境，或因股权、上市等问题备受争议的灿星公司本身，即将进入第11年的《好声音》团队只是这样认为自己：
“我们是一支铁打的队伍、高效率的队伍。”
作者｜王亦璇
2012年7月13日，《中国好声音》第一季开播。这档节目很快成为了那个夏天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谈资，也提供了一种关乎文化自信的理念和意识。
过去十年，《好声音》造梦，音乐人追梦。在这个被喻为最像高考考场的舞台前后，包括灿星核心人物田明和金磊在内的制作团队也从未停止追梦。他们一手打造了风靡全国的现象级综艺，也第一次把专业、标准和流程化带入娱乐内容之中。
今年《好声音》结束了，金磊和团队又马不停蹄地进入到新一季节目的选角当中——这一复杂又耗力的流程每年都要持续9个月以上。但和十年前的不同之一是，他们见到音乐人的场合变了，从酒吧、夜场到了校园、视频平台。他们在适应这种变化，也在继续编织梦想。
01｜国民品牌
《好声音》收官前15天，上海灿星制作总裁、总导演金磊忙前忙后地专注于成一件事。他不停接打电话，在敲定总决赛之夜的导师嘉宾人选。这其中的重头戏是周杰伦，一个被《好声音》内部认为反应了节目某种基调的角色。
2012年上半年，刚离开体制不久的金磊，携领团队开始研发《好声音》。前有荷兰原版节目模式的打底，金磊自然把重心放在了对于选手的选择上。
“音乐行业处在前所未有的低谷。”金磊如是说。那时候，版权意识缺失，行业没有标准，金磊现在还能记起宋柯开卡拉OK的事情，音乐人另择手段谋生或“反抗”的故事比比皆是。
但平静水面之下也有层层涟漪，市面上从不缺爱唱歌的人。怀揣着创业之初的那份热血，金磊觉得，低谷也是好的时机。华语流行音乐进入千禧年之后，经历了超过十年的储备时期。金磊毫不掩饰地表述着周杰伦在这期间的影响。比如，他接触到的年轻人都是听着周杰伦的音乐过完了中学时代，而且后者在彼时就已将说唱、R&B和蓝调等多种音乐风格运用在了歌曲当中。“他影响了一代人的音乐审美和创作。”金磊告诉《三声》。
小气候已经形成，只不过，被年轻人认可的、能为他们代言的歌手却迟迟未曾出现。
《好声音》就要寻找这样的歌手。开播第一年，没有人想过这会不会是一档长久的节目。金磊回忆说，后来团队才意识到，《好声音》要呈现的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当下年轻人的新鲜状态。包括章骊、沈宁、吴群达（达达）等最早期的导演在内，他们接手《好声音》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人”，相互比赛般地找人。
前五年的时间里，导演们化身成了星探，除过学校、酒吧夜场和经纪公司等常规渠道，他们还去长江邮轮上蹲守，找驻唱歌手参赛。早于几乎所有综艺节目创作者，《好声音》的导演们从2014年开始便陆续见到说唱、电音、二次元甚至黑嗓，节目做到第三季，GAI入选了《好声音》。但让这位说唱歌手最终名声大噪的，则是综艺进入互联网阶段的第一个爆款节目，2017年的《中国有嘻哈》。
《好声音》的牌子有了。为了避免出现“沧海遗珠”，也同时减轻团队工作负担，星探模式逐步转变为选拔模式。金磊告诉《三声》，只覆盖一二线城市的选角力度还不足够，“因为中国太大了，我们慢慢开放了音乐人反选《好声音》的流程。”
选拔模式帮助《好声音》找到了更多角落中的发光体。扎西平措在2017年的节目中得到了刘欢组冠军、全国总冠军。在这之前，他是日喀则市的一名中学理科老师，后来“追梦”到了中心城市。
进入盲选的过程也很是严苛，团队给金磊起了个外号，叫“灭霸”。沈宁也打趣说，选定的人能不能上台，还不是金总定吗？在《好声音》的选角流程里，一组组导演们最先“杀”出去。每天过耳的demo有上千首之多，评级为C+以上的才能继续上报。“不够好就再挑歌、磨歌、感悟、练习。”金磊这么说道。
这种魔鬼训练营般的劲儿还体现在金磊办公室墙面的表格上，和几乎每一个灿星人心里。在他们看来，灿星制作是从《好声音》开始的，才有了后来的一路高歌猛进。
垂直的、小众的曲风代表着多元化的音乐人。《好声音》是能承得住他们的“高考”舞台。不过金磊也常和沈宁感叹，“亚洲人到底还是喜欢抒情曲”，能让四位导师都转椅的大多是能唱好主流歌曲的人。
今年，《好声音》继续稳坐卫视节目收视率前三，还时不时冲到第一，歌曲也是音乐排行榜单前列的常客。金磊说这样的结果“称得上满意”，因为他们知道，除过抓取当下年轻人的状态，做一档合家欢的卫视节目才真正奠定了“国民品牌”。
沈宁记得，初次见到单依纯时，她还是浙江音乐学院刚入学的大一新生。比起纯熟的音乐技巧，吸引住他们的是她能演绎好情歌，以及她对每一个音节的自然处理。得到总冠军后，金磊告诉团队，他早知单依纯会是“大咖”，“但没想到这么大咖。”沈宁说。
正式上台前，单依纯已经预录过四遍《如此》和《永不失联的爱》，直到最终录像排练时，金磊劝她选择后者作为盲选登台歌曲。金磊对单依纯说，《如此》的曲风带点儿R&B，《永不失联的爱》才更能打穿观众的共情度。
结果证明了整个团队对于市场把握的精准。《永不失联的爱》在单依纯演唱后翻红，成为2020年所有长、短视频平台上最火的音乐之一。
《好声音》是经历了卫视“大战”、互联网崛起之后留下的唯一一档大众节目。站在十年的时间节点回看，金磊已经可以平和地说出哪一季节目质量高，哪一季做得不太行。他常看社交媒体，也不避讳以“老导演”的身份接受批评的声音。“压力每年都有。”金磊说，“最关键的第一是导师，第二是学员。”
金磊所说的压力与音乐市场的发育息息相关。刚做《好声音》时，娱乐内容的匮乏，让每个家庭仿佛都有一位成员与是否转椅“同命运、共喘息”。而信息高速发展的当下，“音乐榜单太多元了。那些我们认为实力很不错的学员，榜单成绩未必很好。”
为了保证节目抓得住每一两年的风格变化，金磊会亲力亲为地接触多元的声音——比如他最近常提起发条月亮乐队。他还慢慢意识到，团队导师的选择，其实也在某些方面反映了当代的音乐审美。
有人这样告诉金磊，老百姓都是听着刘欢、那英长大的，他们二位让《好声音》开始于极高的水准。也有导演曾犯过难，找导师这件事本身一届比一届难。金磊对自己说，也对团队说，《好声音》要想做成合家欢，少不了从导师身上挖掘和体现价值观“冲撞”，甚至是对于音乐的代际表达。从刘欢、那英、哈林和汪峰等老师开始，到周杰伦、李健、谢霆锋和李荣浩这批新生代歌手的出现，金磊就确定要放至少两代人在一季节目中。
《好声音》想表达什么？金磊告诉《三声》，真诚的情感和全家能坐在一起收看的动听的歌曲演绎。如果以真人秀的制作来说，“我难以想象，当把跨越代际的音乐审美落差，放在同一气场中去对话交融，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氛围。”
2018年，李健第一次来到《好声音》。导演组觉得他真实、有趣，又不说教，很快就意识到可以通过导师的言语让音乐节目看起来更有趣。之后，导演组又遇到了李荣浩。沈宁说他是鞭策型导师，如果有学员原创遇到瓶颈或想要偷懒，李荣浩一定会说，“你今天必须得交，交不了我就不睡觉。哪怕到早上6点也等着你。”
这几年，业内外人士少不了谈论甚至诟病《好声音》的节目模式，有人说“导师抢人”都是套路，也有人觉得现场发声都是按照剧本排练过的。但金磊不认为媒介环境的改变对《好声音》来说是困难。从2012年就开始摸爬滚打的团队正向网综看齐，《好声音》的故事线也慢慢由一变二。他和团队一直处在学习的状态之中。
也正是在这样的状态驱动下，《好声音》有了后采、编剧和强调真人秀逻辑的剪辑手法。已经不再只是对于音乐人所谓的“高考”考场，金磊告诉《三声》，“《好声音》是最多元的，它永远是‘奥运会’。”
02｜音综标准
《好声音》开播后1年，湖南卫视《我是歌手》（下称《歌手》）节目横空出世。后者在彼时代表了“老湖南”的态度，由王牌导演洪涛和都艳带队、引进韩国MBC版权的做法更表明了一种决心。
《歌手》的阵势也颇令沈宁“艳羡”。一线大牌明星、对成名曲或代表作的再演绎，无一不让《好声音》整个团队紧了心思。金磊后来回忆说，团队上下都把《歌手》当作是“神一样的对手”去看待。但他们也同时觉得欣慰，音综市场终于现身了一档新的现象级综艺，“那是一种遥远的‘惺惺相惜’。”沈宁告诉《三声》。
也正是在《好声音》和《歌手》如火如荼的那几年，从制作端而起的改变正飞速进行着。
2012年，《好声音》进棚录之前个把月，技术总监罗镭仍然一筹莫展。在东方卫视做电视差不多十年，他没有遇到过对灯光舞美要求极高的节目模式，也第一次尝试拆解“The Voice”系列的舞台。
那段时间被罗镭认为如“摸着石头过河”般艰难。拿到版权方给到的“宝典”，打开一看，十几页的内容没有实质。罗镭说，试、调、试、调就是当时的状态，很枯燥，但心里憋着口气，一定得把《好声音》漂亮地做出来。
现在来看，《好声音》的舞台从灯光强弱、动线设计，以及宽广度都颇为独特和讲究，也代代承袭下来。播出不久，有曾经一起共事的好友私下告诉金磊，“《好声音》对湖南台、对洪涛本人还是有‘刺激‘到的。”
两三年后，灿星制作花了一大笔钱供团队去欧美学习。和中国电影想要走工业化之路如出一辙的是，罗镭带领着团队“走马观花”地观看了一圈，“核心技术也不讲。”
一切还要靠自己。金磊本人有一套标准。沈宁和罗镭告诉《三声》，在录制现场，金总要求绝对不能用‘推‘的镜头。“那样会泄了舞台的气”。罗镭也考虑过这一坚持的正确性，但他很快觉得，音乐综艺对于人的拍摄不能过于突兀，要点到为止。
灿星内部都知道，金磊的严苛尤其体现在对自己的要求上。他不知从哪里得到的推荐，买了一套音响。据说，这两支音箱的出音效果最接近电视喇叭，每期成片金磊都要听上十几二十遍，再不断调整出最贴合的一版。
罗镭和音乐总监刘卓有这样一个共识：《好声音》做到第6、7年时，他们慢慢感悟到，这档节目要服务于导师和学员，服务于歌和人。如果灯光一定要追求绚烂，就会把人“吃掉”。“音乐和歌声才是最重要的。”罗镭说。
对于《好声音》来说，罗镭也摸索出了标准，后起之秀都在学习使用这套流程。即使这在当时还是行业内的秘密——
“老外‘糊弄‘我们，我们就‘糊弄‘同行。”《好声音》成功后，有不少业内外人士向罗镭询问现场录制怎么做、用多少分镜头和轨道、或者说灯光舞美的风格如何设计。
成功的起源来自于那份没有实际内容的“宝典”，和通过那英、汪峰搭线相识的音响师金少刚的指导。灿星团队有制作综艺的经验，而金少刚在彼时，已是操盘过2008北京奥运会的业内顶尖人士。两方优势结合，罗镭说，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做，互相做探讨。
后来，《好声音》内部一致决定，用三张调音台来做音乐节目的录制。这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以前我们在台里，最多两级调音。一是PA，一是反缩。”罗镭告诉《三声》，“《好声音》的时候加了OB，那时候还没有这么专业的叫法。我们用它为为录制、转播车、导播厅做分轨。”
灿星做《好声音》的艰难之处在于，这是一档被要求成为现象级的综艺。“时间不够”是导演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为了在两天之内消化掉四五百个小时的素材，2012年，罗镭就已经在内部提出文件化录制（OV），并把这一全流程在业内首先运用起来。
“声音都是分轨的，这就是OV的作用。” 之后几年，罗镭和公司其他主要团队去美国访问交流。他告诉《三声》，看到对方也用三张调音台做节目、机位和音响也与“先进生产力”无异，他知道，《好声音》领先了。2012年9月30日，第一季总决赛结束当晚，无疑收获了巨大成功的《好声音》给主创团队安排了记者采访。那时候，关于技术标准和方案，罗镭只字不提。“放到十年前，这都涉及到公司的核心机密。”
2016年，版权之争出现了。金磊决定原创，把转椅变成战车。那时候，灿星狠狠砸了一笔钱，从好莱坞请来30多位参与各个工种的导演给团队教学。罗镭说，这在中国电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包括舞美设计、灯光大屏，甚至导播和摄像都来到了《好声音》。“他们在现场搭，我们就在边儿上学。”罗镭如是说，“连好莱坞都感到震惊。”
也是在这以后，《好声音》团队才第一次深刻地接触到了“数控”。团队也慢慢分解出，哪些技术工作应该交给老外，哪些技术活自己学会了、掌握了，就要主动地应用起来。
罗镭一直觉得，《好声音》是少有的重视制作流程和品质的节目。2018年，他再次去到好莱坞。当投资商和制作方听闻他来自于“The Voice of China”时，都赞叹这档综艺节目的标准化和国民度。
这或许是《好声音》几代导演想要完成的使命。互联网综艺崛起后，面对应接不暇的变化和冲击，他们倒是可以颇有信心地这样说：是《好声音》让音乐综艺的制作有了标准、甚至工业化的可能。
03｜一个团队
在接受《三声》专访之前，罗镭几乎从未露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跟着金磊做节目10多年，从总导演的声乐喜好，到具体每一帧镜头怎么推，他都已经了然于心。
沈宁在一旁“纠正”他。从在东方卫视共事时开始，“我们这一群人，已经在一起工作了有20年都没分开。” 音乐总监刘卓也难掩对金磊这位领导的“崇拜”，从第二季加入《好声音》以来，他分管节目中最重要的“声音”，一直留在团队中。
鸟巢总决赛直播的前一夜，在确定没有排练的情况下，沈宁和罗镭坐在鸟巢的会议室里，一遍遍假装排练。作为跟随金磊时间最长的导演之一，即使《好声音》走过10年，沈宁还是紧张，总觉得“排不完了”、“要超时了”。
还是同一情景，罗镭告诉《三声》，《好声音》的直播从没有因为技术的原因中断，“录节目就是一遍过。”这样的底气来自于制作直播节目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团队之间彼此的信任。
刘卓常说，自己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想要在差不多3、4个月完成国外团队10个月做的工作，除了不睡觉，没有任何解决方法。最初做《好声音》的时候，新的模式、新的舞台，整个团队心里都没底。和那英在哈尔滨开完演唱会后，马不停蹄地，所有人又赶早飞到上海，从中午12点排练到半夜2点。“我们都希望别给这个团队丢人，大家都是玩命的。”
金磊是整个航船之上的掌舵人，围绕着他，仿佛所有人都习惯和享受着这种连轴转带来的“快感”。
这也是一种默契。10月15日，《好声音》总决赛落地杭州。“导演组排练通常要12-14号整整三天。”罗镭说。都不用再次过问沈宁，舞美团队从11号开始进驻、搭建、拍摄，一切都很顺手。
相比较其他综艺制作公司，一直让沈宁和罗镭自豪的是，灿星为整个团队、为《好声音》打造了制作端的全链条“壁垒”。
沈宁曾开玩笑告诉别人，灿星就是“地狱”，每个人在这里都要面对暗无天日的连续工作。只不过，当11号交台的日期确定之后，沈宁告诉《三声》，作为导演，技术、舞美、导播等流程都不用自己太过操心。“全内部化的团队，让《好声音》的品质能够十年如一日，绝不走样。”
导演组的分工很是明确。包括拍摄导演、摄影指导在内，《好声音》都用的是自己人。沈宁手把手地教出了一批音乐审美独特，又对市场敏感的导演。现在，他们摸索出了一套选歌的办法：小众的、“生僻”的，甚至类似于唱片封面第二首歌的“遗珠”，都是能被大众接受的。
团队就这样形成了一个习惯。导演和制片人们会在晚上锻炼身体时，打开音乐流媒体搜歌，再编辑成“私人珍藏歌单”。慢慢地，工作群里每天都会有新的歌单被“发射”出来。沈宁告诉《三声》，“即使是《永不失联的爱》也有三四个学员都曾尝试，导演会最终选择最合适、最动听的那一版。”
刘卓有时会感慨《好声音》给音乐市场带来的延续性，他是接触了最多音乐人的团队骨干。从去年开始，千禧年之后出生的音乐人大批登上舞台，“孩子们基本上都在20岁左右，10岁多看着《好声音》长大的。”刘卓这样想，“他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好声音》里某个声音、或某个时期的烙印。”
《好声音》“造梦”十年，它背后的这群人一直在做同一件事。直到现在，每年节目开播前，金磊还要带领所有人开一次动员大会。无论是面对日息万变的行业环境，或因股权、上市等问题备受争议的灿星公司本身，即将进入第11年的《好声音》团队只是这样认为自己：
“我们是一支铁打的队伍、高效率的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