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李飞飞李飞飞的简历非常亮眼：33 岁获得斯坦福终身副教授职称，成为首位担任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的女性。她是美国三院院士，也是现代人工智能的关键催化剂 ImageNet 创建者，前谷歌副总裁、谷歌智能云及人工智能及机器学习首席科学家。
在一贯由男性主导的人工智能技术领域里，她的一系列开创性成就无疑是非常耀眼的存在。人们既惊叹于她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诸多贡献，又为她的逆袭励志故事所感慨万分——在获得所有这些成功之前，李飞飞也曾经度过困顿艰辛的青少年时代：少年时期，她成绩出类拔萃但受到了老师的性别打击；移民初期，她的英语蹩脚，家庭经济拮据又遭遇母亲患病求医；求学期间，也曾多次面临科学抱负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抉择。
这样一个华裔移民少女如何冲破美国社会阶层桎梏，成为引领全球深度学习革命浪潮的“AI 教母”？
（下文整理摘编自《我看见的世界：李飞飞自传》，中信出版集团 2024）
“我不禁想到自己第一次来华盛顿时的情形，当年我还不知人工智能为何物，还没有进入学术界，与硅谷也没有任何联系。当时我的整个身份（至少对外部世界而言）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移民。
像许多移民一样，我感到被各种纵横交错的文化鸿沟所束缚。一些鸿沟不可名状，另一些则清晰地横亘在我的面前，难以跨越。我是一名女性，而我所在的研究领域由男性主导，“帽衫男”一直是科学领域的典型形象，以至这个词现在已经没有任何讽刺的意味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自己是否真正属于哪个世界。”
父母播下的种子
我是独生女，出生在北京，但在千里之外的四川省省会成都长大。从名义上看，这里是母亲的老家，但其实她和家人也刚在当地定居不久。他们原籍杭州， 20 世纪 30 年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杭州沦陷，他们和成千上万的人一样被迫背井离乡。他们庆幸自己活了下来，却无法摆脱流离失所之痛，甚至连母亲这一代也受到了深刻的影响。
外祖父常常追忆动荡之前的往事，每念及此，总是痛心疾首。他在学校出类拔萃，本来前途无量，但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放弃。即便如此，他们还是陷入了多年的贫困之中。几十年来，他郁郁寡欢，无法释怀。这种情绪传递给了他的子女，也在某一天攫住了我：沉闷而无言，感觉家在他乡、活在别处。
如果一个孩子可以在完全没有成人监督的情况下设计出自己理想的父母形象，那么父亲绝对符合我的要求。这是我对他最高的赞美，同时也是最严厉的批评。
父亲的外表英俊整洁，但他最突出的性格特征是对任何严肃正经的事情都严重过敏，简直到了病态的程度。他一辈子都像个没长大的孩子，并对此毫无悔意。与其说他拒绝承担成年人的责任，不如说他似乎真的觉察不到自己已经成年，好像缺乏某种其他人与生俱来的基本感知力。他经常突发奇想、随兴而为。
在母亲生产那天，父亲却姗姗来迟，只是因为他一时兴起去公园观鸟，完全忘了时间。这次观鸟迟到事件让他想到了用“飞”字来作为我的名字。“飞飞”成了我名字的不二之选。
这个名字恰好男女通用，也反映出父亲甚至对性别这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至关重要的概念都毫不在意。此外，我们这一代人很少有叫“飞”的，正好符合父亲标新立异的风格。
在我童年时期，父亲找来各种零件，自己动手组装了一辆带挎斗的自行车，把我放到挎斗里，穿过成都拥挤的街道，带我到公园或偏远的乡村。我们会花好几个小时捉蝴蝶，观察水牛悠然地躺在被水淹没的稻田里，或者捕捉野生啮齿动物和竹节虫，把它们带回家当宠物。
就连外人也能明显看出，我们之间没有传统父女间的等级关系，因为他更像我的同龄人，而不是父亲，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到为人父的压力和焦虑。
父亲那种乐在其中、心无旁骛的专注状态让我明白，无论他是有女儿、有儿子，还是根本没有孩子，他都会这样度过午后时光。正因为如此，他为我树立的榜样才更有感召力。在不知不觉中，他向我展示了最纯粹的好奇心。
父亲带我出去玩，不是为了教给我什么东西——他喜欢大自然，但并不是专家——可这种经历却在我心中播下了哲学的种子，成为塑造我人生的最大力量：我对探索自己视野以外的事物产生了永不满足的渴望。
如果说我强烈的好奇心源自父亲，那么为这份好奇指明方向的人则是母亲。
跟父亲一样，母亲的个性也源于自我认知与社会期待之间的矛盾。父亲是迷失在成年人身份中的孩子，而母亲则是困囿于平庸生活的知识女性。但她意识到想象力并不受现实世界的限制，因此自幼就沉浸于书海之中。读书为她开启了一扇窗，让她了解自己无法到访的地方、无法感受的生活、无法经历的时代。
母亲热切地与我分享她对书籍的热爱，就像父亲分享他对大自然的喜爱一样。她鼓励我广泛阅读各种类型的书。所以，我不仅熟读鲁迅的作品和《道德经》等道家经典，也如数阅读了《第二性》《双城记》《老人与海》《基度山伯爵》等西方经典的中文译本。
外祖父母对我的培养方式也契合了父母的价值观。他们并不认同他们这代人中盛行的重男轻女的观念，而是跟父母一样，鼓励我展开想象，并坚守原则：我首先是个独立的个体，其次才是个女孩。跟母亲一样，他们给我买了很多书，涵盖海洋生物、机器人和中国神话等各类广泛的主题。
直到长大后，我才意识到，原来我们家门口以外的世界可能更加纷繁复杂。
科学是男孩的游戏？
令人快意的校园学习时光在一个下午戛然而止——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小学的最后一年即将结束，在平淡无奇的一天，老师在下课时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女生先回家，男生在座位上多坐几分钟。我顿时好奇了起来，于是在教室门口徘徊，藏在了一个能听到老师说话的地方。我听到的那些话让我终生难忘。
“我让女同学先走，是因为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你们的整体表现是不行的。男孩天生就比女孩聪明，数学和科学就是体现你们脑子灵光的基础学科。你们的平均成绩竟然比女生还低，这种情况没有任何借口。我今天对你们非常失望。”
接下来，也许是觉得有必要鼓励一下大家，老师的语气似乎缓和了一些：“但你们也不要自暴自弃。等到了十几岁，你们会发现，周围的女生自然就变笨了。她们后劲不足，成绩会不断下降。即便如此，我还是希望你们都能更加努力，发挥你们作为男生的潜力。落在女生后面是不可接受的，大家明白了吗？”
我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在此期间，我的脑子中冒出无数个问题：老师真的相信男生天生脑子更好使吗？我们女生真的会长大就变笨吗？难道所有老师都是这么看我的？他们一直都是这样想的吗？我该怎么理解说这些话的竟然是一个……女老师？
又过了一会儿，种种疑问被另一种感觉所替代，它沉重而强烈，从我体内不知何处升腾而起。这种感觉不是气馁，甚至不是感到被冒犯，而是愤怒。
这是我不熟悉的愤怒之感——是一股悄然而炽烈的怒火，一种我从母亲身上见过的愤慨，但它无疑是属于我自己的。
老师的这番话并不是性别歧视的第一个迹象，大多数迹象都非常隐晦，甚至难以辨别，比如我会隐约感觉到，在数学和科学方面，老师更愿意鼓励男生。
还有一些区别对待则是不加掩饰的。比如有一次我报名参加一年级的足球比赛——不是“男队”，而是校队——结果却被告知女生不能参加。
老师的话虽然让我震惊，但并没有让我气馁。相反，这些话强化了我成长过程中形成的理念：无论周围有什么障碍，都要奋力超越现实，构想出更加广阔的未来。现在我不仅想看得更远，还想走得更远。如果说数学和科学这类领域是属于男生的游戏，那又怎样，学习毕竟不是球赛，他们无法阻止我在这里上场参赛，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赢。
后来，我进入了一所吸引全市优秀学生的中学。在那几年里，对女孩的预设和偏见让我越来越不耐烦，这种情绪已经超出了课业的范围。
在同龄人中，我已经有“假小子”的称号，但老师的话仍然在我的记忆中回响，使我把一开始的怪癖上升到了个人使命的高度。
像任何喜欢把生活想象成电视剧的青少年一样，我很容易认为在与中国的性别规范做斗争的过程中，自己是在孤军奋战。我把头发剪得极短，拒绝穿裙子，和一群骑单车、爱打闹、聊战斗机而不是校园八卦的男同学混在一起，全身心投入出乎他人意料的兴趣中，尤其是航空航天科学、高超声速飞机的设计，甚至还有不明飞行物等超自然话题。
母亲是我坚实的守护者。当她觉得自己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受到质疑时，她会毫不犹豫地进行防卫。我的中学老师就领教过她的厉害，并且这次令人难忘的会面，似乎直接改变了我的命运。
“您女儿特别聪明，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我担心，她对自己的前途不够严肃。比如，期末考试越早开始准备越好，所以我经常要求每个学生都跟全班同学分享自己正在读的书。大部分同学分享的都是教科书、备考资料和学校推荐的阅读书目。但是，飞飞这周推荐的书让我很担心，而且……”
老师话音未落，母亲就插话道：“我女儿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她对自己的轻蔑态度毫不掩饰。
“问题就出在她读的这些书上。你看看，《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勃朗特三姐妹的书？还有她订的这些杂志，又是关于海洋生物的，又是关于战斗机的，还有不明飞行物的……例子太多了。她没有重点阅读符合课程价值观和理念的文学作品。”
“是吗？所以呢？”
在接下来的片刻沉默中，我坐在母亲身边，竭力不让血管里流淌的喜悦流露在脸上。紧张的气氛又持续了一两分钟，然后老师向前倾身，做出最后一次尝试，声音里多了一丝严厉。
“我就直说了吧。您的女儿也许真的挺聪明的，但班上聪明的学生并不少。智力只是成功的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要有纪律性，要把个人兴趣放到一边，专心学习对未来最有用的东西。”
我不确定母亲接下来的话是不是一种回应。她低下头，声音比之前更轻了。“这是飞飞想要的吗？这是我对她的期望吗？飞飞，你和我一样，都不属于这里。”
改变在 1992 年到来，我刚满 15 岁不久，随着父母来到了大洋彼岸——美国的新泽西州定居。
十字路口的抉择
在得知我被普林斯顿大学以近乎全额的奖学金录取时，虽然母亲表现得非常冷静，时隔数年，我才真正完全理解这一刻对母亲和这个家庭的重要意义。
母亲生命中的每一个里程碑都在提醒她，她站在了那些无法弥合的鸿沟的错误一边。几十年来，她已经习惯了假装自信，但我知道，她从未真正感受到自信。现在，也许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她终于有理由相信这个故事可能没有如此简单。她已经押上了所有，至此才有了一种真正如释重负的感觉。
直到 1999 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学习生涯即将结束，再次面临科学抱负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抉择。读研的诱惑与开启职业生涯的压力让我左右为难。这次是一个真正的两难困境：
母亲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经营洗衣房的劳累和家庭的债务都在给她增加着巨大压力。而华尔街巨头可以提供了一切：福利、晋升机会、令人艳羡的起薪，当然还有真正的医疗保险。他们承免除我们的债务，为我的家庭提供保障。而对我的唯一要求就是放弃科学。
“飞飞，这是你想要的吗？”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妈妈。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面对我的含糊其词，母亲的回应总是一针见血，速度之快让我得花点儿时间才能反应过来。三步绝杀，一剑封喉。我要去读研究生了。
而两年后，坏消息还是再次出现。选择兼修神经科学和计算科学的研究生课程，已经让我的体力和毅力达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个时候得知母亲患上充血性心力衰竭，我的感受复杂到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一个新的现实正在浮现，它如此复杂，动摇了我以物理学专业学生的身份走进普林斯顿大学报告厅以来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毕生的好奇心把我带进了一个竞争激烈、薪酬低廉、无法保障长久职业生涯的领域，而我的父母现在需要我无法提供的支持。
我每天都在追求自己的梦想，这让我觉得自私至极，甚至过于鲁莽。我的实验室伙伴大多来自中产阶级，有些甚至家境非常富裕。我越是反思与他们家庭之间的差异，就越难以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成为科学家是一种奢望，我负担不起。
几周后，一位同学提到，世界知名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合伙人来招聘了。他们正在寻找一个实习级别的分析师，常春藤盟校里只要跟数学和计算机科学有一点联系的研究人员，都可以成为理想的候选人。在真正绝望的时刻，这似乎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机会。
当然，我以前也经历过这种情况。我的学术目标和现实生活之间一直存在冲突，我很想把这次事件也当成最近的一次小冲突。但这一次，我内心科学家的声音与以往不同。在母亲的健康状况受到新一轮的打击后，它变得不那么坚定，就连我内心那个特殊而戒备的部分也开始屈服了。
面试后麦肯锡公司立即给了我肯定的回复，并决定将我的实习机会转为长期的正式职位。
我的心中五味杂陈，难以言表。一方面，我将要抛下我所研究和热爱的一切，另一方面，我亲眼看到父母多年来濒临绝境，越来越觉得他们是为了我才做出这么大的牺牲。这份工作似乎让我终于可以卸下长久背负的重担，为了我能来美国，母亲已经付出了一切。我知道现在是她最需要我的时候。
我跟母亲说了面试、工作机会和其他所有的一切，告诉她待遇、起薪，以及在我还没来得及答复之前，他们就已经提出了优厚的待遇。我解释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通往每个移民母亲都希望自己孩子拥有的职业生涯的捷径。她礼貌地听着，但我还没说完，就在她脸上看到了那种熟悉的表情。
“我们真的要再次讨论这个问题吗？我了解自己的女儿。她不是管理顾问，或者其他什么职务。她是个科学家。”
“想想你的身体吧，妈妈！想想我们的开销。搞学术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飞飞，我们走到这一步，不是让你现在放弃的。”
“这不是放弃！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一份事业，可以让我们摆脱目前的困境。看看我们现在活成什么样了！三个大人住在一个宿舍里！”
母亲停顿了一会儿，也许是在思考这些话，然后回答说：“飞飞，你一直在说自己走的路很‘自私’，就好像你追求科学是在牺牲我们一样。”
“我怎么能没有这种感觉呢？我现在本来可以养活咱们全家，而且……”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这从来就不是你一个人的路。从一开始，这就是我们全家的路。不管你是注定要成为科学家、研究员，还是其他我没有办法想象的职业，也不管你能不能从中赚到钱，从我们的飞机离开上海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全家就一直在为这个目标努力。”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再说最后一次：我们走到这一步，不是让你现在放弃的。”
她是对的。她总是对的。这一次，不知什么原因，我终于听进去了她的话。并且我再也没有质疑自己的道路了。
她们，同样属于这个时代
2015 年，图像分类本已是老生常谈的成功技术，但技术接二连三出现失误：将达豪集中营大门的照片标记为攀爬架，把一位脸上涂有彩色粉末的白人妇女贴上了“猿”的标签。虽然事故并非恶意，但这并不能让人感到宽慰。相反，无心之失所揭示的问题才更加令人不安：包括 ImageNet 在内的数据集由于缺乏多样性，导致了一系列意料之外的结果，未经充分测试的算法和存疑的决策又进一步加剧了负面影响。当互联网主要呈现的是以白人、西方人和男性为主的日常生活画面时，我们研发出的技术确实很难理解其他人群。
正如记者兼评论员杰克·克拉克（ Jack Clark）所言，问题的根源在于人工智能“男性之海”问题：科技行业的代表性不足，导致算法无意中带有偏见，在非白人、非男性用户身上表现不佳。
从代表性问题的出现，到问题被大众真切地感受到，中间往往需要几年的时间。因此，我和几位伙伴联合创立了非营利教育组织 AI4ALL，推动向处于高中阶段的女生、有色人种和其他未被充分代表的群体，开放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课程，提高 STEM（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领域的包容性。
现在只是迈出了一小步，但我们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只需要一点点努力，就可以让每个一直被历史排除在外的参与者相信，她们同样属于这个时代、这个领域。
此外，项目还能带来一丝安慰——在业界追逐人工智能未来时，往往肆意而为，缺乏自省，而我们的努力能够保证，至少有一小部分人在逆向而行。
2016 年，我迎来 21 个月的学术休假，暂时离开教授职位。经过再三考虑，我最终决定接受谷歌云的人工智能首席科学家一职。我还碰巧认识公司新任命的谷歌云首席执行官黛安娜·格林（ Diane Greene），是为数不多征服硅谷的女性，我期待在性别比例极不平衡的行业里与她并肩工作。
现在回顾我的职业生涯，这段漂洋过海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然而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这种烙印持续影响我的研究和思考：最好的作品总是在边界上诞生，在那里，思想永远被困在来去之间，由陌生土地上的陌生人探索，既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但这正是我们如此强大的原因。独特的身份让我们保持独特的视角，赋予我们自由挑战现状的能力。
作为一个女儿、科学家、移民和人道主义者，我看到了众多不同的世界，但最重要的世界是我将不会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是建立在我现在所做的一切之上的世界，是我倾注了所有爱和希望的世界，也是我最为感恩的世界。正是因为这个世界的存在，我现在所做的一切才有意义。这个世界就是我的孩子们和他们的孩子们将继承的世界。在人工智能时代时代，做母亲是最令我谦卑的体验，我相信，这也将永远是独属于人类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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