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6年以来，硅谷大多数科技记者的生活都惊人的一致：到处都是免费赠品，而真正接触采访的机会却少之又少。Facebook和Google这样的顶级公司是新闻产品的主要发布者，这就意味着新闻媒体已经越来越依赖这些科技巨头。
这种关系倘若发展得好，会显得有些别扭；而倘若发展得不好，则会带来潜在的灾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媒体与科技公司之间的界线正在急剧地模糊化。像BuzzFeed这些知名的网媒领袖，在提及自己公司时更愿意首先将自己称为科技公司，之后才是新闻机构。
与此同时，硅谷的科技领袖们和媒体行业的关系也非常微妙。著名风险投资人、PayPal联合创始人Peter Thiel，在之前那场致使Gawker破产的诉讼中投入了1000万美元。Gawker与Thiel的决战原本只是一场纷争，但也可被视为媒体与科技企业之间越发紧张关系的缩影。
想要改变这种关系，硅谷的科技媒体行业应当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科技范儿的Facebook已经越来越像一家媒体公司
媒体与科技公司的界限急剧模糊化
我们所知的科技报道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个人电脑的时代刚刚开始，报纸突然充斥着各种科技相关的广告，而不是调查报道。据《纽约时报》的一位长期专注科技的记者John Markoff回忆，硅谷的原始文化是开放、协作的，甚至对记者也是包容的。
80年代早期，Markoff采访到了 Homebrew Computer Club（家酿计算机俱乐部），一个传奇的业余爱好者俱乐部，许多该俱乐部的成员后来都在硅谷指点江山。Apple联合创始人 Steve Wozniak于1976年的Homebrew聚会上首次发布了他所设计的Apple I计算机。
“ Homebrew Computer Club 很棒的一点就是，每家计算机公司都能聚到一起。就是在这样的随意的接触期间，人们分享着一些企业机密。对于一位年轻的记者来说，这就好像死后来到了天堂。但这就是硅谷的原始文化”，Markoff回忆道。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科技板块的运营者从最开始只占据文化和经济小空间，摇身一变，成为了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商业领袖。硅谷的文化与影响也随之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现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几家企业会发布并控制大量关于自己的报道。除少量特例外，记者们通常只靠这些公司对外发布的消息来写稿，很少有机会去采访他们。“这就是像Google这类的公司能够仅用一些还未成形的科技就来蛊惑人们的原因”，《今日美国》前副主编John M. Simpson说。对Google的报道是一个非常拥挤的领域，而Simpson已成为对该公司无人驾驶车辆项目最主要的批评人士之一。
记者从科技公司的社交媒体——如今等同于通稿之类的地方收集信息来撰写报道，并且不加分析或不做额外报道的情况非常典型。这样缺乏怀疑精神的例子在早前对Theranos（一家血液检测公司）大量的正面报道中显而易见。
直到去年，《华尔街日报》的一位调查记者在《纽约客》对Theranos创始人报道的驱使下，才对该项科技是否真的能够像宣布的那样面世提出了质疑。那篇报道鼓励了许多记者在未来的报道中秉持怀疑精神，最终警方也对该公司进行了联邦刑事调查，以确认它们是否误导了投资者和监管者对该项科技状态的判断。
Theranos公司在被媒体报道后备受舆论指责
到了硅谷，新闻业的老规矩就失效了
一般来讲，科技新闻是去“质问”那些影响着人们生活的科技——这个定义如此广泛，广泛到给予记者们足够的自由去决定报道内容，又广泛到记者们眼花缭乱不知从何选择。
长期、长篇、深度调查的工作有着与生俱来的挑战，媒体在新闻发展如此迅速的情况下要承担更新不够及时的风险，因为科技的发展实在是太迅速了。
例如，一名合格的“无人驾驶车辆”领域记者，他会关注Google发布的最新事故报告、还会去查阅州和联邦机构的开放档案、走访试车的路线、拜访高校实验室、采访为该种车辆研究特殊传感器的科技专家、阅读人机交互的相关学术著作，以及报道国会听证会的相关消息等等。
随着科技的提升，所涉及的领域的逐渐广泛，调查报道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最近，特斯拉一位驾驶员在使用自动驾驶系统时发生致命车祸，针对此案的联邦调查将会成为影响无人驾驶未来的重要转折点。这个案子同样提醒着关注无人驾驶车辆的专线记者们做好报道，以及该话题引起的更广泛问题的准备。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最好的批判家不一定非得是记者，也可能是与科技行业密切相关的普通人。
知名硅谷科技记者Mark Gurman自中学就开始为科技洞察网站9to5Mac 报道Apple的相关消息，他被称为科技领域的“独家新闻爆料者”。因此，刚刚从大学毕业的他在Bloomberg找到了一份科技记者的工作。他最开始寻求Apple的资源单纯是因为他对科技的兴趣，想要将“精确的消息”传达给公众，而不是对新闻的兴趣。
他与Apple所建立的这种联系，他对科技的理解在他进军博客领域之后都显现出作用来。他将自己对世界上保密工作最为谨慎的公司的成功报道归功于自己多年来积累的人脉，以及对新闻消息的慎重选择。“我会在撰写报道与上课之间权衡，所以实际上我只有时间去关注一些重要消息”，他还非常郑重地补充道，“这些独家新闻都不是来自公关人员的”。
对记者来说，一个显而易见的困难就是，一篇报道从来都不能面面俱到。当你在对某些话题进行深度报道时，需要略过的信息更多。当然，每篇报道都会遇到同样的压力，但是在新闻媒体预算有限且严重缩水的资源下、在科技公司干预媒体报道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这样的压力让记者们更加为难。
亚马逊创始人Jeff Bezos谈对《华盛顿邮报》的收购
报道-合作-竞争的“三重门”
对网络媒体来说，2016年是非常惨淡的一年。与此同时，受众分布还是与从前一样分裂，这让新闻机构不得不再三审视自己到底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受众。如TechCrunch这样的公司在硅谷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但在科技领域之外却影响甚微。相反，一个从前报道数码产品的小科技公司The Verge如今已成为横跨娱乐、科学、交通等领域的大网站。
在The Verge上，那种青睐广度与深度并存的编辑方式似乎能让读者买账。该网站的编辑团队不仅在当日新闻的发布速度上领先，有关商业、文化、健康和刑事司法的原创特稿也和他们的科技报道同样广受好评。
在The Verge一篇优秀的稿件里，作者详述了监狱电话服务的垄断，这篇稿子的报道和网站在线的互动都非常出色。The Verge在该篇文章的网页上放置了一个计时器，用以计算读者阅读该篇文章所需的时间，并将这段时间作为犯人在监狱中打电话的时长，然后换算出犯人为此要付出的费用，这种鲜明的对比让读者感到印象深刻。
The Verge网站上对监狱电话服务的互动设计
即使并不是像The Verge这样的新闻机构，科技公司在编辑的决策上也需要考虑再三。前不久一篇媒体报道中表示：一名Facebook前职员透露，他们常常会剔除保守党相关话题的文章。Facebook创始人兼CEO 扎克伯格发表声明说，文章中提到的这种偏见毫无根据。但媒体所获得的内部文件却描绘了另外一幅场景：Facebook内部指导手册为网站编辑们阐述了如何将新闻“灌进”Facebook的“热门话题”里，抑或是需要剔除的“黑名单”。
所有的这一切都发生在新闻行业以广告为基础的收益模式空前不稳定的时候，新闻机构失去了对新闻发布的掌握权。Facebook掌握着惊人的网页流量——高达所有网页访问量的四分之一，并且占领着几大顶级新闻网站40％的流量。
Facebook最近决定开始重视用户个人新闻推送的状态更新，这让那些近几个月来在Facebook上流量急剧下跌的新闻机构感到更加恐慌。Facebook和Google这样的公司有能力成就一个媒体机构，也有能力去毁灭它，这就是Facebook被描述为“伙伴-竞争者-救星-杀手”的原因。
媒体企业不仅在报道科技公司，还与它们合作，而在更深的层面上，还与其竞争。Facebook与Google，以及其他一些科技领袖同样在攫取大量的数字广告收益。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新闻媒体状态报告显示，在2015年全球互联网广告600亿美元的份额中，有390亿美元被科技公司所瓜分。
对新闻机构而言，更具毁灭性的打击来源于Facebook对移动端广告的支配。2015年， Facebook从移动广告的销售中所获取的收入已经占了其全部广告收益的77%，而大多数传统新闻媒体在移动端的收入总和远不及Facebook。
这可能会影响到另外一个媒体无法与Facebook匹敌的领域：受众参与。人们对单个新闻品牌的忠诚度在降低——绝大多数人在手机上阅读完某篇文章之后，一个月之内都不会再返回该网站去阅读任何文章，而他们在Facebook上的互动却非常频繁。
全球范围内的Facebook用户平均每天要花50分钟的时间在Facebook、Instagram等平台上，这是绝大多数媒体难以想象的。这种影响已经沿袭到了Facebook新尝试的视频直播领域，现在CNN上已经开始播放越来越多来自Facebook的直播视频。
因此，不管以何种方式来衡量，科技公司实际上都远比媒体企业更加强大。
BuzzFeed因恢复了赞助内容而引起广泛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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