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一龙（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
本文节选自鄢一龙、白钢、吕德文、刘晨光、江宇、尹伊文所著《天下为公：中国社会主义与漫长的21世纪》第六章“超级资本主义及其躁动的21世纪婴儿”。该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本文授权推送时，作者略有修订。
信息革命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价值创造逐步从实物端向信息端转移，如同在虚拟化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那样，原先作为实物端生产附属部分的信息端也开始反客为主。信息部门开始逐步成为价值创造的最大部门，数据的生产、管理和营销成为生产的最主要部门，根据腾讯发布的报告，2016年中国的数字经济达到了22.77万亿元，已经占GDP总量的30.61%，这将使得传统的产业分类方式，可能都要重大发生改变。
01
平台经济与超级资本主义
回顾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历程，经历了自由竞争阶段、帝国主义阶段，21世纪初，以虚拟化、信息化、智能化三大浪潮为标志，资本主义进入了超级资本主义的新阶段。
虚拟化使得资本的自我增殖反仆为主，替代了经由产品生产而实现增殖的过程，信息化使得价值创造从物质端向信息端转移，智能化使得机器对于劳动的替代加速，这三个趋势深刻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方式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推动资本主义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信息化使得资本主义呈现出一个新的更高级的型态——平台资本主义。互联网平台成为生产和交易活动的新的基础设施。这个基础设施不但整合了生产活动、交易活动，甚至金融体系也在这一平台进行重新整合。
互联网平台把资本主义体系的优势推向了极致。网络平台的协作使得信息交换变得非常便捷，最大程度上克服了信息不对称，这极大地提高了生产与交易的效率。
新出现的分工协作是基于平台的协作。亚当·斯密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分工的结果，而分工又取决于市场的规模。互联网平台加上高效的物流，使得全国与全球的市场，真正地连接在一起。以前只能面向附近区域的生产活动，现在能够面向遥远的客户，而且有利可图，比如，双11期间，一个卖皮箱的淘宝店，一天时间订单就达到了几千多个，这在传统的市场中完全无法想象。
互联网平台的出现不但改变了生产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源更加有效利用，商品服务价格更加低廉，服务空前便利的时代。
互联网平台还使得传统市场中很难获得的社会资本与信任体系变的异常简单，基于技术平台的单一化的、均质化的信任体系，无疑比传统交易中通过交易的频次与长期的关系积累的信用体系，更为直接、高效与稳定。这就极大程度地降低了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并造成了市场交易成本的快速下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互联网支付能够在短短几年间得到迅猛发展，中国正跑步进入“无现金社会”。
平台经济达到了宏观经济的规模，这是任何传统的企业巨头都难以望其项背的。阿里目前已经是世界第22大经济体，而马云提出20年后要成为世界的第五大经济体。平台经济的状况能够影响宏观经济，它的状况会影响到大量消费者的福利、大量人口的就业，影响到国计民生。平台经济是如此重要，以至于2015年双11期间，总理办公室专门要给马云挂电话，表示祝贺与鼓励。
与传统资本主义经济不同，平台经济是零边际生产成本与规模报酬递增，传统企业的生产会出现规模报酬递减，当边际收益为零的时候，企业的规模扩大就停止了，而对平台式资本主义企业来说，达到一定规模后，边际成本就下降为零，报酬却不断增加。
平台经济的“员工”规模是传统资本主义难以想象的。传统的出租车公司雇员上万就是一个很大的公司，而到2016年9月22日，滴滴出行发布的《移动出行与司机就业报告》显示，滴滴平台已经有超过1500万司机。从一定意义上讲，在淘宝上几百万的卖家，都是马云的租客，这也使得平台所能聚集的租金是传统企业难以想象的。
互联网企业前期大量烧钱，就是为了搭建平台。互联网平台倾向于自然垄断，是由于它的价值完全取决于使用者的数量，平台的用户规模越大，平台的价值越大，竞争对手之间一定会不断压低价格来吸引更多的使用者，最终导致平台前期不但完全免费，还给用户的大量的补贴，而小企业根本烧不起钱。而最终占据市场的少数寡头，会发现联合比相互竞争更为有利，从而进一步推进了市场垄断的形成。滴滴和优步的合并，优酷和土豆的合并，都是如此。
这和地方政府通过“三通一平”，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然后再招商引资的方式是一致的，但是规模要大得多。平台和基础设施一样投资周期长，前期投入大，都同样的烧钱。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基础设施具有外部性，所以只有给企业垄断经营权的时候，企业才愿意投资，而平台的收益是外部性的内部化，企业前期“烧钱”，后期如果成功站稳脚跟的话，几乎会一劳永逸地带来巨大的回报。
平台收入并非传统企业的利润，而是平台租与平台税。平台租是垄断租金，同时，由法律框架和强制性机构执行的市场交易保障机制，被技术手段所替代，平台的收益还包括税收。这也使得它的利润率远高于传统的企业。根据财富五百强的数据，以营业总额计算阿里2017年刚进入世界500强。但是利润额来看已经和世界前一百强的企业相当。这是由于平台租金不同于传统企业利润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引起的。
互联网企业不但掌握着中国最大的经济命脉，同时互联网资本还向法律执行、城市建设等传统政务领域渗透，未来甚至自来水、煤气等公共物品的提供都有可能被私人企业所控制。未来会出现一种局面，政府的所有行为都依赖于互联网平台，这是一种超主权国家的形态，推而极之，这会从根本上改变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不是国家来监管互联网平台，而是互联网平台来监管国家的行为。这绝对不是天方夜谭，这是迅速到来的现实。
就如同长矛利剑的冷兵器在面对长枪火炮的热兵器时无能为力一般，平台化的生产方式与交易方式，对于传统资本主义的依托官僚制组织的生产方式与交易方式，也是一种降维攻击。我们可以看到平台资本主义的每一次胜利，都是以对传统产业的摧毁为前提的，与网络商城火爆景象相伴的是线下商场的萧瑟，与网约车高歌猛进相伴的是出租车公司的衰落。虽然这种摧毁过程是无情的、痛苦的，但是它还是获得了时代的欢呼，对于资本而言它是一场新的盛宴，对于许多有理性的人来说，它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02
平台经济的准公地特征
马克思主义将生产力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看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的力量本质上是社会的力量，离开社会活动的链条，它的运动一刻也不能进行。
互联网平台型经济将资本社会性的本质表露无遗，生产力社会化程度已经跨越微观组织联合的程度，达到了宏观经济的规模，而其所有制性质仍然是私人占有的。这无疑把社会化的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推向空前尖锐的程度，并为最终解决这一矛盾，开辟了前所未有的道路。
平台资本主义的悖论，我把它称为准公地私有化问题。平台上确实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域，具有准公地性质。
第一个方面就是平台最大的价值是由用户共同创造的。平台创立者确实对平台搭建起了第一推动作用，是创造平台价值最重要的推手，但是平台一旦搭建起来之后，它的价值就取决于它的用户规模，没有用户，任何平台价值都为零。用户基于平台的互动积累了数据、信用、消费习惯、平台价值和财富。这种财富以数据身份和信息流方式在平台上存储，所以才使得平台获得价值。
第二个方面，平台的行为方式很像国家。一个国家有三个要素——土地、人民、主权者。而实际上，互联网平台就相当于土地，用户相当于人民，平台的公司就相当于主权者，所以平台企业能够通过平台进行收租，能够对用户活动进行监管。而且随着“互联网+政务”的活动推进，现实中的许多政务活动、公共服务也是依托互联网平台进行的。马云说全世界最好的商业模式就是国家。淘宝网就是以国家作为商业模式的成功例子。
03
平台企业的准公共治理
平台经济具有准公地特征，我们不能以传统企业或者是传统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看待这种新的所谓的平台经济，而是要参考准公地治理方式，对平台企业实行准公共治理。
1、要让公共回归公共，让共享真正共享，即通过开放产权，在保障股东、运营方收益的同时，应该开放一部份股权，让劳动者、消费者共享平台资本回报收益，这不仅有利于社会，也在根本上有利于互联网平台自身健康发展。
2、要对平台经济实施嵌入式监管。我们要以准公共性机构方式来看待平台企业，使其运作方式更加透明化。这种准公共性企业很大程度上颠覆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根本上，要从外部监管方式转变为嵌入式监管，不能用外部方式监管，因为无法获取数据，现有的政府条块分割的机构，难以适应跨区域，跨领域，跨国界的运作互联网平台的治理。监管要深入到平台型企业的运行流程中去，才有可能这个被内部化的公地进行有效监管。要求公众、用户、专家能够参与企业治理，能够对其进行监督，从而有效保障公众利益。
3、加强平台经济的党建工作。在平台公司设立党组织，使之在企业职工群众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成为在平台上设立的员工利益的代表性机构，零工群体可以通过党组织向平台企业提出权益诉求，党组织形成政治压力让平台企业切实保障零工群体利益，这既能完善平台企业治理、切实维护零工群体权益，同时也能够密切党组织与零工群体的鱼水关系。建立平台经济零工群体线上+线下（O2O）党群网络，实现有零工群体的地方就有党与群团组织存在，实现党群小组与零工群体工作单元结合，形成新型的“支部建立在连上，小组建在班上”。
天下为公：中国社会主义与漫长的21世纪
鄢一龙、白钢、吕德文、刘晨光、江宇、尹伊文 著
《天下为公》是畅销70万册的《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姊妹篇，由来自北京、上海、武汉、华盛顿的六位学者所著。该书以学术的方式谈政治，从世界视野回应了中国进入新时代后所面临的矛盾和挑战，探讨了中国如何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和国家的高质量发展，从中西文明基因的角度探究了中共如何实现对苏共的超越，展望了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未来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