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安徽创新发展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在城市发展的宏大版图和创新赛道中，“城市模式”与“城市现象”交相角逐，各展神通。杭州、合肥的发展路径，更是成为当前网络热议的焦点，二者宛如两颗耀眼的星辰，在经济版图上散发着独特光芒。
近日，知名投资人、国科新能创始合伙人兼总裁方建华先生就杭州、合肥两座城市的发展路径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以独特的视角，基于杭州市的发展路径，对“合肥现象”做了深入浅出的剖析。
以下为方建华先生观点主要内容：
两城发展路径异曲同工，但合肥更难复制且面临持续性挑战
近期，“杭州模式”成为网络热议的焦点之一。纵观杭州市的发展路径，其成功绝非偶然，背后是多元要素的精妙合奏。早前“八八战略”与 “数字浙江”的提出，为杭州的发展锚定方向并奠定基石。
同时，科学家精神深入骨髓地植入到众多企业家身上，“耐心资本”助力企业稳扎稳打，加之政府精心打造的优良营商环境、利好人才政策与科学产业规划，共同推动数字产业蓬勃发展。
作为一线城市，杭州市搭乘互联网经济的高速列车，一路风驰电掣，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引得无数城市竞相效仿。其以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巨头为引领，构建起的电商、数字娱乐、云计算等互联网产业生态，让杭州在数字经济领域一骑绝尘。DeepSeek、宇树科技等“杭州六小龙”这样的新型企业顺势崛起，让杭州再次瞩目全球。
纵观杭州的发展路径，市场的自我驱动，以及政府在政策和基础设施方面提供的大力支持，形成了优良的营商环境，滋养大量本土企业茁壮成长、强势崛起，进而形成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得益彰、高效联动的和谐格局。
在此格局下，“杭州六小龙” 的诞生便是顺理成章的，也是必然现象。而随着杭州持续沿着这一展路径稳步迈进，“杭州现象” 进一步演化为成熟的 “杭州模式” 亦是大势所趋。届时，“杭州模式” 将凭借其系统性的成功经验，在产业发展、创新驱动等多方面，为其他地方提供极具借鉴与复制价值的范例。
而合肥，这个曾经位居二三线城市行列、在经济版图中略显低调的中部城市，却以雷霆万钧之势闯入大众视野。不少人将其发展轨迹归结为“合肥模式”、“基金招商模式”，抑或是“最牛风投”，实际上都是失之偏颇的。我认为，称其为“合肥现象”或许更为精准、贴切。
总体来看，“合肥现象”和“杭州现象”有一定的异曲同工之处，都是特定时空与复杂因素多重交织的独特产物。
但“合肥现象”的要义，在于它是有为政府主导的“顶层设计”，具有明显的难以复制的特征，看得懂却很难“依葫芦画瓢”，而且是持续性地面临着各种挑战。
“杭州现象”和“合肥现象”的最大区别是，诸如DeepSeek这样的新型企业只能是在杭州这样的城市环境下孕育而生，而不是通过政府招引而来。而“合肥现象”则主要是在政府“顶层设计”下，以投带引，精准把握产业趋势，积极引进关键企业并进行股权投资，使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随着“芯屏汽合”“集终生智”战新产业异军突起，一大批产业新地标迅速崛起，进而带动产业集群崛起。
这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强力推动了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从而使合肥迅速跻身“万亿俱乐部”和“新一线城市”行列。合肥走出了一条政府主导、色彩鲜明的特色发展道路，也为很多二三线城市的成长与高质量发展树立了经典范例。这与杭州的发展路径形成了明显差异。
“有为政府决策 + 善用产业资本 + 精选行业龙头 + 孵化产业集群” 是诞生 “合肥现象” 的组合密钥
可以说，“合肥现象”是在“有为政府决策+善用产业资本+精选行业龙头+孵化产业集群”这种独特的创新模式下应运而生的。而有为政府在合肥的城市发展进程中，更是扮演着“操盘手”的关键角色。其中，一次“倾城之恋”和三次“世纪豪赌”，均堪称“经典之作”和“神来之笔”。
其一，与中国科技大学的“倾城之恋”充分激活了合肥的创新发展基因
回溯合肥的历史脉络，上世纪 60、70 年代与中国科技大学的结缘，无疑是一切传奇的起点。彼时，国家战备疏散的 “一号命令” 如一声惊雷，中国科大等一众在京顶级高校面临集体外迁。
时任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力排众议，怀揣着对发展的炽热渴望与对创新的执着追求，毅然奔赴北京，历经反复游说，终于成功将中国科大引入安徽，落户合肥。
在物质极度匮乏的艰难岁月里，合肥倾尽全力支持中国科大，从 “每人每天省下一口粮，一定要让中国科大师生吃饱” 的质朴承诺，到供电、供暖优先保障学校，无一不彰显出合肥对这所大学的 “倾城之爱”。而中国科大也不负所望，扎根合肥，潜心科研，为这座城市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一路赋能合肥的创新征程与发展之路。
从上世纪 80 年代至今，合肥凭借科技创新的强劲动力，陆续被国家确定为全国四大科教基地之一、国家首批技术创新试点城市、全国首家 “国家科技创新型试点市”、全国首批 “创新型试点市”、“十大创新型城市” 等，一步一个脚印，踏上了科技创新的康庄大道。
合肥拥有中国科大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为后续的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和人才储备，这是其他城市难以复制的关键因素之一。
合肥与中国科大这对 “城校搭档”，在数十年的漫长岁月里，携手共进，共生共融，协同创新。这种深度融合，让合肥的创新发展基因得以充分激活，使其在每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浪潮中，都能精准把握机遇，成功走出一条 “原始创新 — 成果转化 — 抢占产业制高点 — 爆发式增长” 的独特发展路径。
其二，三次投资决策彰显有为政府独特的战略视角和强大的风控能力
在合肥的发展历程中，政府宛如一位高瞻远瞩、纵横捭阖的战略家，主导了三次堪称 “世纪豪赌” 的关键投资决策，也正是这三次果敢之举，让合肥当之无愧地荣获 “最牛风投” 的称号。从资本运作的视角来看，这三次“投资”都有着独特的战略考量和风险把控，而且全都“赌”对了赛道。
缓建地铁，“重仓” 京东方
2008 年，合肥在财政捉襟见肘的困境下，决定暂缓地铁建设项目，拿出大约60亿的真金白银，引进当时亏损超过10亿元的京东方，建设国内首条第6代TFT-LCD液晶面板线，一举打破新型显示器严重依赖进口的局面。要知道，合肥政府对京东方的投资金额，约占当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堪称一场破釜沉舟的“豪赌”。
彼时，全球显示面板产业正处于爆发前夜，京东方虽潜力无限，却深陷资金短缺的泥沼。合肥政府的果断出手，犹如一场久旱后的甘霖，瞬间解了京东方的燃眉之急。
合肥政府在投资时，充分考量了全球显示面板产业的发展趋势，承担了巨大的投资风险，却也精准“押注”了未来产业发展方向。
从资本运作的角度，合肥政府以战略投资者的身份进入，不仅为京东方提供了关键的资金支持，还在后续的产业发展中深度绑定，参与产业布局与规划。
此后，合肥连续吸引京东方8.5代及全球最高世代线10.5代线的投资。自2008年落户安徽后，京东方投资超千亿。合肥崛起成为新型显示产业领军之地，国内规模首屈一指，构筑了以TFT-LCD为主导，OLED迅速崛起，微显示、激光显示等前沿技术并进的产业版图。
围绕龙头，合肥汇聚180余家显示产业链企业，打造京东方TFT-LCD、视涯硅基OLED、维信诺AMOLED三大基地，吸纳近4万从业者，产业规模与营收均破千亿，形成从原料至终端应用的完整集群。
彩虹、康宁玻璃基板全国领先，乐凯、三利谱光学材料蜚声业界，先导、江丰靶材龙头汇聚，惠科、京东方视讯、长虹等终端品牌璀璨夺目。
有关数据显示，目前，安徽已坐拥6条国际领先高世代面板线，近200家企业覆盖玻璃基板至湿化学品全链条，彰显出强劲的产业生态。
2024 年，合肥新型显示产业规模已连续 4 年突破千亿，产值增长 22%，产业集群综合排名全国首位，带动就业人数超 45 万人。这不仅极大地拉动了当地经济增长，更为后续产业升级筑牢了坚如磐石的根基。
合肥政府早期对京东方的股权投资，现已获得巨大产业回报。有关的数据显示，京东方股价飙升，令合肥浮盈超百亿，且在退出6代线与8.5代线项目时，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合肥收益高达约200亿元。截至2025年2月28日，京东方的总市值已高达1600多亿。
这种在特定时期，凭借对产业趋势的精准判断，敢于投入大量财政资金进行战略投资的做法，也是”合肥现象”难以复制的重要体现。
躬身入“局”，“托举” 长鑫存储
2016 年，合肥再次展现出惊人的魄力与远见，豪掷重金 “投注” 长鑫存储。在这场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投资中，合肥政府深度参与，从政策扶持到资金注入，为长鑫存储提供全方位支持。
合肥政府在对长鑫存储的投资中，采用了多元化的投资策略，不仅投入巨额资金，还积极协调各方资源，参与公司的战略规划与运营管理，从某种程度上扮演了积极股东的角色。
长鑫存储在合肥政府的悉心培育下，历经数年拼搏，成功打破国外在存储芯片领域长达数十年的垄断。如今，长鑫存储已跻身全球存储芯片企业“前四强”的行列，产能持续攀升，市场份额稳步扩大，改写了中国存储芯片依赖进口的历史，让合肥在全球半导体产业格局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合肥政府对长鑫存储的投资，是典型的资本运作与产业培育相结合的成功范例，通过早期介入、长期扶持，实现了产业的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这种政府深度参与产业培育的模式，需要政府具备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和战略眼光，在其他城市也很难复制。
2017年，合肥市政府与兆易创新携手，以75%:25%的股比共创合肥长鑫，当时总投资预超千亿。合肥长鑫迅速推出国产第一代10nm级8Gb DDR4芯片，三年内便发展为业界翘楚。
该项目的成功吸引了通富微电子、寒武纪、力晶科技、安世半导体等国内外集成电路领军企业抢滩合肥。加之中国电科38所“魂芯二号A”芯片每秒完成千亿次浮点运算、芯碁微电子双台面激光直接成像设备打破国外高端设备垄断、易芯半导体拉制成功12英寸芯片级单晶硅片等一系列创新成果的发力，合肥迅速汇聚成一个新的千亿级产业集群。
合肥在此布局中大获全胜，有关数据显示，长鑫存储上市后，预估带来超千亿的浮盈。
2024年，合肥市集成电路产值增长30%，动态存储、显示驱动芯片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列。
果断出手，“抄底” 蔚来汽车
2020 年，合肥联手战略投资者 “接盘” 蔚来汽车，通过产业基金等形式，为蔚来汽车提供了 70 亿元的资金支持，帮助蔚来走出“至暗时刻”，并积极协调土地、政策等关键资源。
从资本运作视角来看，这是一次对新兴产业的大胆“抄底”。当时新能源汽车行业尚处发展初期，充满不确定性，但合肥政府凭借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果断出手。
合肥政府在投资蔚来汽车时，巧妙地运用产业基金，联合战略投资者，分散了投资风险，同时又通过政策和资源的协调，为蔚来汽车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在合肥的精心培育下，蔚来汽车迅速发展壮大。
到了2023 年，蔚来汽车逆袭进入新能源汽车第一阵营，在合肥的产量就迅速突破 40 万辆。当然，资本市场也给予积极反馈，蔚来股价一路飙升，合肥获得逾千亿回报。
同时，资本洪流汇聚，成功集结120余家产业链精英，覆盖整车制造、核心零部件、应用服务及全方位配套，激发产业链营收激增超3000亿元，构筑起活力四射的良性循环生态。
比亚迪、大众等领军企业及其配套伙伴相继入驻，合肥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崛起为“新能源汽车之都”，其产业影响力已跻身全国之巅，耀眼全球。
2024年，合肥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135万辆、增长81%，出口增长3.3倍。截至2025年2月28日，蔚来的总市值约为93.23亿美元。
除此之外。合肥市在投资光学摄像头领域龙头企业——欧菲光项目、中国大陆第三大芯片代工厂——晶合集成等多个重大项目中，同样成效显著，收获颇丰，赢得外界诸多赞誉。
“合肥现象”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思路和诸多有益启示
“合肥现象”之所以能够大获成功，背后其实也离不开投资基金的有力支撑。政府通过设立投资基金，精准地将资金投向最具潜力的产业和企业，实现了产业与资本的高效对接。
这种在新兴产业发展初期，敢于 “接盘”、勇于 “押盘” 、智于 “操盘” 、细于 “稳盘”、巧于 “拓盘”，通过资源整合推动产业发展的模式，是“合肥现象”的独特之处。政府凭借敏锐的判断力与精准的战略规划，在“善用资本”方面展现出卓越的能力。
如果以人生寻求伴侣来比拟合肥所面临的四次重要的“机遇”，与中国科大的结缘可以说是倾城之恋、与京东方的结合是倾囊而出、与长鑫存储的联合是倾心倾力，而与蔚来的联姻则是借助资本“媒人”的绣球“奉子成婚”……
网络上，合肥被誉为 “最牛风投”“一个伪装成政府的投行”，各种充满羡慕与惊叹的 “戏谑” 之词层出不穷 ——“中国最大的‘赌城’在哪儿？不是澳门，而是合肥。” “‘最牛风投’合肥让‘赌城’拉斯维加斯变‘失业之城’”。
而在线下，各地方政府纷纷将目光聚焦合肥，从 “苏南模式” 的发源地无锡，到山东等周边省份的兄弟地市，无不纷纷派出代表团赴合肥取经学习。一时间，合肥成为当之无愧的 “网红城市”，其发展经验成为各地竞相学习的样本。
但实际上，合肥的投资案例，属于经典的产业投资。“合肥现象”的成功，不仅体现在经济数据的快速增长上，更在于其构建了一套独特而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生态系统。
其背后的真正逻辑，是在对产业实施深入研判、对产业链条进行全面梳理、对进入时机进行精准把握之后，通过引入龙头企业、补齐产业链短板、合理运用资本手段等一系列有针对性的举措，培育产业链，成功建立起包含新型显示、芯片、新能源汽车等在内的先进制造产业集群，实现了从普通省会城市向 “科创之城”“产业名城” 的华丽转身。
总而言之，“合肥现象”是有为政府主导下的一场波澜壮阔的产业变革，是多种独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有为政府的强力主导外，还与合肥自身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密不可分。
前面说到，合肥拥有中科大等顶尖科研院校及科研机构，为城市的产业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强大的智力支持。同时，合肥地处中部，交通便利，宛如一个连接南北、贯通东西的经济枢纽，便于承接产业转移。
这些独特的条件，犹如众星捧月般，共同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合肥现象”，与“杭州现象”的差异十分明显。它为城市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思路，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借鉴，所以才会被奉为经典、视为“传奇”。
未来，合肥能否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创造辉煌，续写传奇篇章，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