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红等:突破数字技术和数字治理瓶颈,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

王晓红等:突破数字技术和数字治理瓶颈,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
2020年09月25日 21:05 中新经纬

  中新经纬客户端9月25日电 题:《王晓红等:突破数字技术和数字治理瓶颈,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

  作者 王晓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教授)李力(华为集团公司产业战略与政策部部长)

  数字信息技术是引领未来全球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也是各国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竞争最为激烈的领域,同时也是美国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和技术封锁的主要领域。如何突破核心关键技术瓶颈,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如何在参与全球数字贸易、数字治理规则方面积极作为,发挥主动权和主导权,对于中国参与未来全球产业、贸易、创新层面竞争具有关键意义。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拉长板、补短板、造备胎

  第一,发挥华为5G标准的领先优势,继续加强与发达国家的技术、规则和标准合作。此前,美国商务部规定将允许美国公司与华为公司合作共同制定5G网络标准,这一结果客观上是双赢的。一方面,由于华为在5G产业链中的地位和巨大影响力,美国企业无法绕过华为参与5G标准制定,美国政府对华为的打压与制裁实际上制约了本国企业参与5G标准制定,因此不得不放松本国企业与华为在标准制定上的合作。如果美国继续国际标准领域的制裁,结果则是双输。另一方面,对华为而言,美国标准专家参与5G标准制定能够给国际标准带来更大价值,如果不能合作将对5G标准造成伤害,也对华为不利。这一案例说明,我们与发达国家技术合作仍有广阔空间。以市场竞争机制为核心,以“技术换技术”为手段,拉长技术优势的“长板”,则是促进与发达国家在未来信息技术领域创新合作、标准合作的主要路径。

  第二,加强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的资金投入,完善学术创新的体制机制。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数字技术的差距总体较大。美国之所以敢于提出技术脱钩,是认为我们存在技术的“死穴”,如,芯片、系统、底层技术等核心关键技术对美的严重依赖。近十年来,一些美国智库的分析认为,中国在应用创新、工程创新方面做得很好,但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方面却很欠缺,这些基础研究和颠覆性前沿技术的成果主要由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所创造,如果中美在学术上脱钩,中国将无法获取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成果的种子。因此,只有补上基础研究的短板,才能在前沿技术上实现赶超。应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突破核心关键技术瓶颈,尤其要形成与美国比肩的科研体制优势,包括“接榜挂帅”、学术自由、薪酬激励、税收减免等体制机制,激发科研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吸引全球科技人才的良好环境。

  第三,倾全力支持华为公司鲲鹏CPU和昇腾AI芯片的成长和国际化发展。数据、算力、算法是三要素,AI芯片是人工智能算力的载体。与其他IT技术相比,AI算力是一个全新赛道,各国基本处于相同的起跑线,美国只是有限领先,未来谁能够占领AI算力市场的最大份额就会拥有最大的产业话语权。美国AI芯片虽然技术略为领先,但价格和使用成本、能耗都太高,很多客户承受不起,导致其出货量只有每年百万级水平,且主要集中在数据中心侧。而华为AI芯片昇腾系列采用的达芬奇架构,仅智能终端就能支撑每年亿级的出货量,加上边缘计算每年千万级、数据中心侧每年百万级出货量,完全有可能通过规模经济后来居上。目前世界仅有中美两国具备AI芯片产业化能力,包括日本和欧洲在内的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处于AI芯片饥渴状态,正是抢占全球AI算力市场的最佳时机。国家应在研发投入、税收减免、人才支撑等方面给予最优惠的政策,倾全力支持其参与海外市场竞争,避免受到他国政策歧视。鲲鹏CPU对照的是x86芯片,由于英特尔创造的x86芯片长期以来积累的硬件技术优势、软件生态优势和品牌优势,使鲲鹏和其他国产CPU还不具备撼动x86领导地位的可能性,要确保能够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不断扩大市场份额,为技术迭代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发挥新基建、统一市场和产业链组合优势,夯实ICT产业发展基础

  第一,实施“西数东送、西算东送”计划。数字基础设施是支持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治理模式创新的基石。大型数据中心是新基建的核心,需要土地、资金、电力供应、能耗指标方面的政策支持,目前东部地区有强烈需求且不缺资金,但缺乏土地和电力;西部地区则有大量土地和电力供应,但缺乏资金和需求,“西数东送、西算东送”可以取长补短。应在“十四五”时期加大西部地区大型数据中心建设力度,通过长途高速网络连接和服务东部发达地区。建议国家在能耗指标调配等方面给予西部地区倾斜优惠政策。

  第二,统筹智慧城市建设布局。目前全国各地都在建设智慧城市,但由于“九龙治水”,大部分订单是碎片化的,难以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和大颗粒、全局性工程,应科学管控和规划智慧城市的建设,建议每个城市只允许建设一个统一的智慧城市数据中心。

  第三,借助数字化转型为数字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提供创新动力和市场。数字化转型是未来数十年ICT产业的最大机会,即使不扩充产品线也能够实现持续增长。应鼓励传统行业加大数字化转型的投资,使中国ICT产业加快嵌入各类产业链,形成由数字技术和传统产业相互融合的产业链新优势,促进ICT产业发展壮大和持续创新,不断催生各种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从而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多层次、多方位提高参与国际规则标准的制定权和话语权能力

  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竞争已经成为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竞争的焦点,美国对华为的制裁仅仅是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竞争的开始。为避免西方国家形成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圈将中国排斥在外,中国应积极参与相关规则制定。

  第一,建立与美欧发达国家的对话沟通机制。美、欧、中是世界数字经济的三大主要经济体,其不同数字治理模式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地缘战略与模式对抗,难以统一和兼容。因此,需要建立对话机制,及时化解矛盾、分歧和争端,促进共享技术、共享信息、共建规则标准,达到互利共赢。中国数字治理政策应从国家利益和现实国情出发,不可能也不必要和其他国家保持一致或刻意强求不同,应找到自身利益的关键点和与他国的共同利益汇合点。鉴于美国对中国的技术遏制和封锁,应加强与欧洲在数字治理规则方面的战略合作。目前欧盟也在积极参与数字治理规则竞争,试图维护其数字主权和国际规则制定的主导权。欧盟提出的“数字主权”包括产业自主、运行自主、政策自主和战略自主四个层面。如,目前法国相关政策中对数字主权保护的覆盖范围已超过50%。从欧盟在数字治理的政策导向看,首要是防范美国,因此与美国形成一定的制衡关系,这与中国利益形成了一致性,有利于加强双边合作。

  第二,倡导国际规则标准制定的中性原则。就企业而言,只有建立全球统一的技术标准才能保持最低成本,得到各国最广泛的支持,也才会具有生命力。因此,倡导数字技术标准和数字治理规则的中立性,不受政治因素影响和干扰,是推动全球数字技术可持续创新和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要求各国间加强合作。目前,中国的数字技术已经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优势且数字经济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坚持中性原则有利于与发达国家达成共识,也有利于团结更多发展中国家。

  第三,促进国际标准组织和产业组织注册自由便利。中国庞大的市场和持续的技术创新有利于提升国际标准制定权和话语权,但目前国内标准组织和产业组织注册制度相对低效和落后,企业很难在国内注册,而发达国家相关政策则非常宽松且服务质量好。如,华为发起一个国际标准组织很可能被迫到欧洲、新加坡等地注册,未来也将受到国外政府制约,这对于中国企业参与国际标准规则制定是极为不利的。为此,应尽快解决技术类、产业类的非盈利机构便捷注册问题。

  第四,营造数据跨境自由便利流动的政策环境。数据流动是数字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如,华为公司已将云计算作为核心业务战略计划在全世界建立数据中心,必将涉及远程维护和数据的跨境流动问题。因此,应最大限度地放开对于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的管制,尤其是企业内部的数据,如运维数据等。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数据应进行分类识别给予法律保护,这样可以避免敏感数据的监管扩大到普通数据,形成对数字世界、智能世界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障碍。

  切实维护国家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和金融安全

  第一,维护国家网络安全既是底线也是红线。“五眼联盟”之所以拼命阻止华为在全球建设5G网络,因为通过网络收集情报是“五眼联盟”最便捷的手段,一旦华为5G设备开始大规模部署,“五眼联盟”收集情报的能力将受到限制。因为华为会努力通过技术手段全力保护运营商客户的网络安全。如,绝不非法获取运营商网络数据和相关权限,不参与分享数据、不留后门,对运营商网络和数据访问须事先获得运营商客户的书面授权等。

  第二,在维护国家数据安全的基础上促进跨境自由流动。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数据已经成为核心资产,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数据,如,基因数据、个人医疗数据、楼宇/城市设计数据、工业互联网数据、地理信息数据等,应严格管控,进行本地化限制。

  第三,加快使用数字货币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美国的SWIFT系统已经成为对外金融制裁的长臂管辖手段,对其他国家构成了实质性金融威胁,以至于很多国家都启动了数字货币计划。尽管各国的数字货币目前还无法取代SWIFT,但能够对美国的金融霸权形成一定程度的制衡。同时,应积极探索与主要贸易国的数字货币国际合作,有效应对美国长臂管辖。(中新经纬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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