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在布达佩斯接受了匈牙利媒体采访时说：欧洲冬季平均有近5000万人难以支付取暖费，付不起的人，“实际上只能在不吃饭和感冒之间做出选择”。他还把这个问题和住房危机、家庭预算压力联系在了一起，并警告由于对能源进口的依赖，这个冬天不会轻松。
欧盟统计局202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8.8%的欧盟人口报告自己无法充分取暖，按当年人口折算大约是3800万到4100万人。约根森说的5000万，比统计口径高出一截。这个差距本身是有意义的：统计上“无法充分取暖”的人，是已经处在困境中的那一部分；而约根森说的，是包括那些在账单边缘挣扎、需要在其他开支上砍掉一些才能勉强付得起取暖费的人。前者是存量，后者是正在扩大的边缘地带。
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数字的精度，而是为什么在2026年的欧洲，这个问题还在扩大，而且找不到一个政治上可行的出口。原因不在某一个地方，它分散在几个层面里。
第一在能源结构的转型节奏上。2022年之后，欧盟主动切断了大部分俄罗斯管道天然气，俄罗斯气在进口中的占比从2021年的45%降到了2025年的12%，同期液化天然气从20%升到了45%。这个转向在供应安全的意义上是有逻辑的，但它把欧洲家庭取暖的成本锚定在了一个比管道气波动得多的全球市场上。
液化天然气没有长期固定的定价公式，它的价格跟着现货市场走，跟着亚洲的需求走，跟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风险走。到2026年10月，欧洲天然气库存率跌到了74%左右，是2011年有记录以来同期的低点，荷兰TTF期货价格一度逼近每兆瓦时100欧元。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10月的警告说：能源冲击的规模“不可忽视”，家庭和企业承受的成本压力超出了欧央行上个月的预估。这不是一个临时的价格波动，而是一个结构性敞口：欧洲用更高的波动性换取了摆脱单一供应源的独立性，代价落在了每月收到账单的人身上。
第二在补贴的去向上。各国政府不是没有花钱。布鲁盖尔研究所的追踪数据显示，欧洲各国政府已经承诺了超过110亿欧元的财政措施来缓冲能源冲击。但问题在于钱花在了哪里。布鲁盖尔的分析指出，超过72%的资金流向了非定向措施，比如普遍削减增值税或燃油税，而不是针对低收入家庭的直接支持。这些措施在政治上是容易通过，在财政上却是低效的，因为高收入家庭从普遍减税中获得的绝对金额并不比低收入家庭少，而后者真正需要的是在付不起账单时被接住。
欧盟层面有一个专门设计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工具，社会气候基金，2026年已经开始运作，规模在650亿到860亿欧元之间。但到2026年7月，大多数成员国还没有提交使用这笔资金所需的国家社会气候计划，超过850亿欧元的资金处于闲置状态。碳市场观察组织同时指出，即便是这笔基金的全部规模，相对于超过4100万无力承担足够供暖的人口来说，也远远不够。钱在账上，但没有流到该去的地方；流到该去的地方的钱，又不够。
第三在住房本身。约根森把取暖困难和住房危机联系起来，这个联系比表面上看起来更深。Euractiv在2026年7月的一场专题讨论中，欧洲议会议员博尔哈·希门尼斯·拉拉斯指出，过去五年欧盟的建筑许可发放量下降了20%，住房存量的短缺本身就在推高居住成本，而老旧、保温性能差的住房又把能源账单推得更高。
欧盟委员会就业部门的官员在同一个场合承认，能源政策、住房政策和社会政策长期以来是在各自的部门里分别设计的，而能源贫困恰好落在三者的交叉点上，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部门有能力处理它。这是一个治理结构上的问题：问题的形状是跨部门的，回应问题的工具却是分部门的。
这些错位在个体层面的表现，比任何统计数据都更具体。法国南部的一位名叫夏洛特的女性告诉《南方自由报》，她需要花2000欧元才能加满家里的燃油取暖罐，她付不起，决定这个冬天不供暖。她不是没有工作，她做的是居家护理助理，但油费、房租、保险和日常开支之后，每月只剩150欧元可支配。
罗马尼亚的电视台采访了几位养老金领取者，一位老人说她宁愿让暖气片冷着，也不愿意从嘴里省出钱来，为了不开暖气，她床上铺了四层毯子。布加勒斯特一套两居室公寓，仅维持22度的集中供暖费用就可能接近每月400列伊，加上燃气和电费，公用事业总账单可以达到600列伊，负担太重。这些不是极端案例，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约根森说出“不吃饭和感冒之间做选择”的时候，他描述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困境，但他的描述停在了一个数字上，没有触及这个困境为什么在能源转型推进了几年、补贴花出去上百亿之后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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