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们吃得最饱的时候，拆解线每天都在高速运转。”2019年5月，一位经历过十年前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实施的拆解处理企业负责人对《电器》记者回忆说。家电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为正规拆解处理企业提供了近3年的良好发展环境，让他们走出了无米下炊的窘境，更为中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制度的建立和运行培养了一支实力不俗的拆解处理正规军。某种程度上来说，十年前的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成就了如今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行业。
十年后的今天，成长中的拆解处理企业身陷基金困局。新一轮政策无疑撩动着他们的心，然而如今政策微风拂面，走出困局仍是当务之急。
乘政策东风成长，集团化运作趋势渐显
敞亮的厂房，自动化的流水线，打包整齐的旧家电与物资，2019年5月，《电器》记者来到华新绿源位于北京南六环外的厂区，切身感受到拆解处理行业十年中的发展变化。这是记者第二次来到这个厂区，第一次正好是在十年前以旧换新政策实施期。
作为国内最早的四大正规拆解处理企业之一，如今华新绿源已经实现集团化发展，业务范围涉及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废汽车处理、电子线路板在内的危险废物处置以及其他固体废弃物，年处理能力已经达到30万吨。
事实上，华新绿源只是拆解处理行业目前发展现状的缩影。经过10年的发展，中国拆解处理行业已经形成了规模可观的拆解能力。《中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及综合利用白皮书2018》（以下简称《白皮书》）显示，2018年，处理企业的处理能力已经达到1.7亿台，与2017年相比实现小幅增长。这个数字高于中国“四机一脑”产品的年度理论报废量。
成就拆解处理行业发展的起点正是以旧换新政策，随后到来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以下简称基金）制度的实施，则为拆解处理行业的成长奠定了制度基础。配合基金制度，原环境保护部先后在全国范围内选定了109家拆解企业从事基金业务的拆解。获得拆解处理资质的109家企业，正是如今中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行业的正规军和主力军。
如今，这109家拆解处理企业的生存现状也不尽相同。虽然同样面临基金到位不及时的问题，但是拆解处理企业已经出现明显分化。根据2018年第一季度处理企业处理量公示情况来看，55家处理企业中，处理量前10名的处理量合计占比已经达到40.3%，行业集中度正在稳步上升。据中国物资再生协会电子产品回收利用分会秘书长于可利介绍，目前处理行业集团化发展趋势明显，已经出现多个实力较强的集团公司，如中再生、桑德、格林美等。
以格林美为例，这家公司在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天津、江苏、浙江、山西、内蒙古和福建等省和直辖市建成十六大循环产业园。桑德在基金制度实施前期曾收购了多家具有处理资质的企业，同样在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无害化、合规化、环保化、科学化处理上进行着深入探索。
作为家电行业的优秀企业，格力电器在拆解处理领域的布局同样值得关注。目前，格力已经在长沙、郑州、石家庄、芜湖、天津建设了5个再生资源基地。
与大集团的表现相反，一些实力较弱的拆解处理企业目前的发展现状令人担忧。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处理企业负责人告诉《电器》记者：“由于基金没有到位，听说一些企业已经有点扛不住了。新一轮以旧换新政策，对于这些企业而言可能是个机会，将有数量可观的旧家电进入这些企业的拆解线。”
针对目前的情况，于可利分析称，拆解处理行业正处于发展振荡期，未来可能还会出现比较大的调整。但是，长期来看，在绿色发展的趋势下，拆解处理行业依旧具有比较广阔的发展前景。
接棒政策，基金制度待改革
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后，将培育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行业发展的接力棒稳稳地交在了基金手中，处理行业终于迎来了这个期盼已久的国家级别制度的落地。2019年是基金制度实施的第八个年头，而当年备受期待的基金制度，如今却饱受非议。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基金拆解补贴的下拨周期较长，影响了处理企业正常的资金流转。一位不愿具名的处理企业负责人无奈地说：“我们现在才拿到2016年上半年的补贴，这占用了公司上亿元的资金，目前做基金业务，基本是拆一台亏一台。”据《电器》记者了解，基金制度实施后，处理企业在有拆解补贴的情况下，在购买废旧“四机一脑”时拥有了更多的主动权，彻底解决了无米下炊的问题。但是，由于基金制度采用先拆解再审核拨付补贴的模式，基金拨付周期较长就导致处理企业需要事先预付大笔的购旧资金，影响公司整体资金流转。
从《电器》记者采访中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大型拆解处理企业的基金业务都在正常进行，拆解处理量比较稳定，但是部分规模较小的企业拆解量有所下降。格林美年报透露，2018年，集团电子废弃物拆解量接近350万套，并在供应链上建立了多层次的回收渠道，提高了补贴金额较高与毛利率较高的白色家电（冰箱、洗衣机）的回收处理量。华新绿源有关负责人也表示，公司基金业务运转正常。
事实上，基金制度实施至今，已经行至必须改变的路口。收不抵支，缺口较大，是基金制度无法回避的现状。谈及基金制度，多数处理企业负责人的态度可谓“爱恨交织”。一方面，在中国零散回收的现状下，正规企业的经营成本远远高于游击队，失去基金补贴，很可能将影响拆解业务的正常开展；另一方面，如果基金制度不进行调整，继续维持现状，公司的资金负担必然将继续加重。“基金制度的实施，让中国在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领域走上了正规、环保的发展道路，让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挺直了腰板，环境效益显著。从2015年至今，中国每年的规范拆解量都在8000万台左右，基金功不可没。”某处理企业负责人表示，在基金问题上，要把经济账和环保帐一起算，不能只盯着制度现在存在的问题。
同时，减税、打击非法拆解的话题，也在采访中高频出现。不难看出，在中国复杂的回收现状下，处理企业希望能够获得国家更多的扶植，也期盼国家能够出重拳解决源头问题。
基金制度的建立与以旧换新有着较大的关联度，在以旧换新政策实施的两年半的时间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规范化处理机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临时政策到长期规则的演变。华新绿源有关负责人坦言：“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为基金制度的建立积累了经验，对于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行业和相关主管部门来说，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实施是一次难得演练机会。”
正因此，不少处理企业都对新一轮政策充满期待。根据上一轮以旧换新的规则，处理企业将无偿获得回收旧家电。有企业人士预测，如果地方延续上一次全国政策的思路，将有大量的旧家电被送至规范拆解处理企业，即使需要花费一定费用购买旧家电，价格也会比目前市面上的价格更为合理，可以缓解因为基金未拨付带来的资金压力。但是，也有反对的意见认为，以旧换新与基金同步开展，可能会给生产安排和后期基金审核带来不小的麻烦。“政策与制度回收获得旧家电类型比较一致，这就需要区分出哪些产品来自基金业务，哪些产品来自非基金业务，才能保证政策与制度都能顺利运行。”
积极造血，探索新业务
虽然家电以旧换新是令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行业难以忘怀的历史名词，但是在基金无法及时到位、简单拆解处理收益甚微的当下，更多的拆解处理企业正在积极寻找新的经营模式。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拆解处理企业，开始跳出依靠基金补贴输血为主的经营模式，深度开采摆在自己面前的城市矿山。以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为起点，众多有实力的处理企业纷纷开始延伸业务触角。
“以前处理企业的业务模式比较雷同，多数企业就是拆解‘四机一脑’，领取基金补贴，将有价值的产出物卖掉，将有害的物质处理掉。整个过程的技术含量不高。”于可利告诉《电器》记者，近年来，大企业都在探索新的业务模式。“我认为，企业可以尝试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来提升业务的附加值。纵向来看，要实现深度资源化，提高附加值，从单纯的拆解向资源再生利用领域发展；横向来看，企业不要只将目光锁定在家庭渠道，要积极拓展企事业领域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和处理。做好环境服务，才是处理企业立足的根本。”
格林美年报显示，2018年，公司再生资源（含废旧家电拆解等）业务的营业收入为17.23亿元，同比下降1.49%；营业利润为2.36亿元，同比增长13.35%；毛利率为13.69%，同比增长1.79%。不难看出，在基金缺位的情况下，格林美寻找到了一条可行的道路，实现了电子废弃物业务资金的自我平衡。据介绍，在运营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格林美坚决进行了电子废弃物业务转型，通过调整拆解产品结构，积极延伸回收处理产业链，提升了电子废弃物拆解业务的整体效益，形成了“电子废弃物精细化拆解—废五金精细化利用—废塑料精细化利用—稀贵稀散金属综合利用”产业链，实现了行业精细化处理电子废弃解业务板块效益下降的风险。
向汽车拆解业务延伸，也是众多处理企业的选择。北京华新凯业物资再生有限公司是华新绿源旗下报废汽车回收再利用基地。华新绿源有关负责人坦言：“目前，与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拆解相比，报废汽车的回收再利用能够产生更好的效益，是公司布局的重点业务领域。”据《电器》记者了解，格力在石家庄、天津两大再生资源基地，也布局了汽车拆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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