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月 25 日，路透社一则报道引起了广泛关注：印度向三星公司开出了高达 6.01 亿美元的天价罚单，理由是三星在进口关键电信设备时逃避关税。回顾 2024 年，三星在印度的盈利仅为 9.55 亿美元，如此巨额的罚款，对三星而言，远远超出了伤筋动骨的程度，堪称一场 “超级大放血”。
三星此前对印度市场满怀期待，进入印度并建立工厂后，却先是面临各种罢工事件，遭受印度政府的刁难，如今又遭遇这一高额罚款，着实苦不堪言。“杀猪盘” 式营商环境令人咋舌。
从印度财政部 2024 年预算案数据可知，其对外企追溯性征税案件相较于五年前激增了 430%。这种 “秋后算账” 的财政手段，导致跨国公司在印度经营时不得不额外预留资金以应对潜在罚款，每 1 美元利润就需预留 0.38 美元。
三星事件绝非个例，沃尔玛因库存管理纠纷被罚 4.2 亿美元，亚马逊因数据本地化问题遭 3.7 亿美元处罚，此类系统性的罚款已成为印度财政的一种固定创收模式。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也揭示了印度营商环境的残酷现实：其合同执行效率在全球排名第 163 位，平均需耗时 1445 天，而税务纠纷解决速度却位居世界第 3，从开票到罚款平均仅需 82 天。
这种司法上的巨大剪刀差，让在印外企深陷 “诉讼沼泽”，如富士康为追讨 2.1 亿美元增值税退税，已在印度法院艰难抗争了 7 年之久。
莫迪政府的 “生产关联激励计划”（PLI）的失败，充分暴露了印度产业政策的致命缺陷。该计划承诺补贴 260 亿美元以吸引电子制造业，然而实际到账资金不足 18%。苹果印度供应商赛尔康的经历便是典型案例，原本承诺的 1.2 亿美元补贴，经过 27 道审批后大幅缩水至 800 万，与此同时，还遭遇了 12 次环保突击检查。这种 “胡萝卜钓鱼，大棒伺候” 的策略，使得 PLI 计划的目标达成率仅为 31%。在泰米尔纳德邦的富士康工厂，产业转移的美好设想也正化为泡影。这座原计划年产 2000 万部 iPhone 的超级工厂，实际产能却不足规划量的 17%。
印度电子产业协会数据显示，外企设备利用率中位数从 2021 年的 68% 急剧下降至 2024 年的 29%。更为严重的是，印度电子产业供应链存在巨大黑洞，苹果在印生产所需 78% 的零部件仍需进口，物流成本比中国高出 37%，这无疑极大地限制了产业的发展。
印度裔 CEO 在硅谷取得辉煌成就，而印度本土世界 500 强企业数量二十年却毫无增长，这一悖论深刻反映出印度深层的文明割裂。在印度，种姓制度与官僚主义严重制约着企业发展。在班加罗尔科技园，低种姓工程师晋升中层管理者的概率不足 6%；在古吉拉特邦经济特区，企业要想通电，需取得 47 个部门的盖章。世界银行测算显示，印度潜在增长率正以每年 0.8 个百分点的速度下滑，这并非普通的周期波动，而是制度成本指数级膨胀的结果。
每新增 1% 的 GDP，就需要多消耗 3.2% 的行政资源。在莫迪 “自力更生的印度” 口号背后，是外资股权限制令、数据本地化法、电商管制条例等构成的 “制度高墙”，严重阻碍了外资的进入与发展。当越南凭借 FDI 连续四年破纪录在全球制造版图中崭露头角，当墨西哥借 “近岸外包” 重新获得资本青睐时，印度却陷入了自我孤立的境地。
这个曾经被寄予厚望，被视为 “下一个中国” 的文明古国，正以独特的方式演绎着现代版的 “资源诅咒”，只不过这里的 “资源” 并非矿产，而是制度寻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