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公司的童话年代的确结束了。它们吹出的美丽泡泡曾经令人目眩神迷——人们曾寄希望于它们能打破垄断、重构未来、改变世界，但如今，能不能改变世界再说，人们只希望它们起码不再“作恶”。
一
2018年，中国互联网遍地都是“全民公敌”。
互联网的乌托邦时代似乎结束了——此前，它们是屠龙少年、创新先锋、财富神话；如今，越来越多人觉得它们食利自肥、飞扬跋扈、敷衍塞责。
以滴滴为代表，在连续两起顺风车司机恶性杀人案件后，程维坐上了“人民法庭“听证席。一夜之间，民意从“滴滴打破了出租车的垄断”变成了“怎么避免滴滴的垄断？”这一次，没有人再说技术无罪了。
这家全球最大的共享出行服务公司、在美国著名科技杂志《连线》封面报道中被誉为“Uber杀手”的滴滴，如今身陷舆论漩涡之中——顺风车业务至今未重新上线。
拼多多也不好过，刚在纽交所敲完钟，就因假货问题被多家美国律所起诉，不过好在有自如“救火”。9月1日，有媒体曝出自如疑因甲醛超标导致租客死亡，自如过往的“作恶”史被悉数翻捡出来，整个长租公寓行业陷入一片恐慌。
资深“全民公敌”携程不甘落后，继捆绑销售、高价退改签、大数据杀熟后，又被用户指责欺骗消费者——9月4日，台风”海燕“登陆日本，大量中国旅客滞留大阪，明明有经济舱航班的空座，携程却不安排改签，让用户重新花7倍价格购买。
在竞价排名、虚假广告上，百度依然贡献了不少案例：9月6日，据财新网报道，有患者百度搜五官科医院却搜到复大医院，花万元做手术后发现仅需配药即可。同一天，作家六六发微博称，百度搜索上海美国领事馆官网的地址，打开无数网页都是骗子广告。六六在微博中直接质问李彦宏，“你做搜索引擎还是做骗子首领？”
“百度控制着普通人接触信息时代的入口，却把路标指向邪恶世界。它加剧了信息占有乃至智识上的不平等。这种对弱势群体、对普通大众经年累月的作恶，是最深的恶。”作家西乔曾如此评价百度之“恶”。
事实上，没有哪个企业愿意背上“作恶”这口大锅，在很多上市公司的财报中，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甚至已经成为了跟财务数据同样重要的版块。
正如 Google 久负盛名的“不作恶”一样，百度也在官网上标明了自己的核心价值观：简单可依赖。从它 All in AI 的决心来看，技术的迭代更新和业务的精简的确越来越接近“简单”，但“可依赖”的似乎还不能和“可信赖”划上等号。当医疗广告竞价排名卷土重来时，“作恶”还是那个挥之不去的原罪。
很遗憾，但互联网公司的童话年代的确结束了。它们吹出的美丽泡泡曾经令人目眩神迷——人们曾寄希望于它们能打破垄断、重构未来、改变世界，但如今，能不能改变世界再说，人们只希望它们起码不再“作恶”。
当年号称要颠覆一切的革命者，革命之后走上了旧社会的道路，这种历史循环，人民群众可见得多了。
二
经历了快速发展后，中国互联网正在进入集中病发期。2018年，成了互联网企业“黑化”之年。
与其说“黑化”，不如说中国互联网巨头们露出了真面目。
1990年代末，中国互联网第一波浪潮来自华尔街。鼓励模仿，急功近利的烙印从此打下。
“当时国外来的风险投资家，看到你自己办一个创新模式的网站不一定懂，可你如果模仿一个美国网站，他就能看懂，敢投。”互联网观察家、正望咨询总裁吕伯望说。他将中国互联网的最早阶段称为“C2C”，也就是“Copy to China”。
新浪之于雅虎，百度之于Google，淘宝之于eBay，皆是如此，逻辑也很简单：美国是位于最前方的浪潮，它所拍打过的港口，后面的浪潮都会再经过。
习惯走捷径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很少懂得创新的含义，却深谙如何与竞争对手和用户进行无限制格斗。
两个月前，有家创投媒体采访了一家洗衣O2O的创业公司，这位CEO居然侃侃而谈自己在创业初期，溜进大学洗衣房剪人家电源线的故事。
这样的互联网创业者，几乎只有一种价值观：成功就是一切，“作恶”则是成长中必然的痛。
当有人通过Boss直聘找工作却误入传销公司而死时，Boss直聘的CEO痛哭流涕诚惶诚恐，可是后来有记者一问，发现他连向死者家属当面道歉都没有。
中国互联网也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过自己的价值体系。那套科技改变世界、打破垄断的话语体系，也完全是一套舶来品。早期，互联网乌托邦主义被视为平权的标志，一个消灭传统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的契机。但这两年，这套话语体系在中国已濒临破产。
互联网已不再是技术精英的小圈子玩物，事实证明，当它进入全社会，互联网依然要遵循人类的传统权力结构，那些叫嚷着要改变世界的IT精英们，渐渐也成了权力意志的同谋。
比如，百度说，它要把更多人和信息连接起来，让知识获取更加平等。但是它没告诉你的是，不是所有连接都是好的，比如当它把更多人和假信息连接起来。它更没告诉你，其实它的最终目的，不过是把你和广告商联系起来。
另一个曾被广泛传播的美妙说法是“共享经济”。把闲余的资源、工具、房子、时间，拿出来跟人共享，换取一些收入，这是共享经济。但是很显然，滴滴不是——滴滴司机大多是专职，真正“下班后没事跑一单”的极少。
但是，这些全职在滴滴开车的人，和滴滴之间却不是雇佣关系。滴滴无需承担传统雇佣关系中的责任：各类保险福利、定期培训，以及正式劳动关系中的其他责任。有专家认为，这种对责任和监管的回避，其实正是这些平台利润的来源。
“我们只是科技公司”、“我们只不过提供了一个工具”，这样的说辞曾经能够迷惑不少人，但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人会买账了。
魏则西事件后，有网友如此对比：百度和谷歌都在挑战人类的极限。不同的是，谷歌挑战的是人类利用技术能够突破的上限，百度则在挑战人性的底线。
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在一开始照搬了硅谷精英们的话语体系，却不曾理解那套价值观中真正核心的东西：不作恶。
于是，中国的互联网巨头成就了体量和估值，却没有创造出真正的商业文明和伦理。
要说罪，这就是中国互联网最大的原罪。
三
谷歌是第一个提出“不作恶”的互联网企业，“不要作恶。我们坚信，作为一个为世界做好事的公司，从长远来看，我们会得到更好的回馈——即使我们放弃一些短期收益。”2004年，谷歌上市，创始人在招股书中如此宣言。
谷歌以“不作恶”为公司信条，但这是道德标准，而非法律标准。没有外在的约束，仅靠自律与价值观，没人能做到“不作恶”，Google不能，Facebook也不能。
2017年6月，谷歌利用安卓系统的垄断地位捆绑销售Chrome浏览器。7月18日，欧盟委员会公布对谷歌的罚单，罚款金额高达43亿欧元（大约342亿元人民币），创下了欧盟历史上对高科技公司开出的最高罚款记录。
与之相比，在中国，在“有奶就是娘”价值导向下，企业作恶几乎没有成本。
一个月前，恶性事件发生后，滴滴虽然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但该不该处罚滴滴？由谁来处罚？如何处罚？多位法学专家和律师在接受《财经》采访时都表示，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
2017年3月，百度因为发布了未经审查的医疗广告，而被上海市工商局罚款2.8万元。此时距魏则西死亡事件仅过去半年。而据公开报道，百度在2013年的广告总量就已经达到260亿元，仅莆田的民营医院就贡献了120亿元。
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商业的逐利本性，也会促使一些企业“作恶”，但相对健全的法制体系，却能让“作恶”变得昂贵。
但在中国，当人民是善忘的、监管是灵活的、罚款是象征性的时，企业竞争比拼的，不是经营能力，而是资源巧取，甚至是“作恶”能力。
如此，“你骂我，我改正，谢谢你成就一个更好的我”“熬过风口就是没事了”，就成为了很多公司的共识。
就在滴滴夜间停运当天，一篇疑似滴滴公关软文的微信公号文章《滴滴消失的第一夜》，列举了滴滴夜间停运后，大量夜归者遭遇黑车漫天要价的案例。此文已经引起了人们对滴滴的集体怀念。
就好像昨天白茫茫一片，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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