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大城市都在说“腾笼换鸟”，但请不要错杀“低端制造”……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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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对未来高科技的推崇无处不在，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高精尖、卡脖子等技术上，我们想象中的科技是，AI智能驾驶在城市中穿梭自如，无人机在头顶嗡嗡作响，自动化工厂产能爆表，超级计算中心用光速推动网络传输……

各大城市也纷纷高喊“腾笼换鸟”，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

并在这个过程中，加紧步伐淘汰“低端制造”、驱逐“落后产能”。

是，人人都想要玩高科技，高科技天然有“高大上”的光环效应，它很酷炫，更新迭代速度极快，我们注意力不断地被这些技术吸引；而“低端制造”就成了“牛夫人”了，容易让人联想到脏乱差的工厂车间、低技能工人和落后的生产方式……

这样无形之中也形成了“二元对立”——

高科技和传统制造被人为地分成了“新力量”和“旧势力”，后者被许多人认为是落伍的、效率低的，应当逐步被淘汰的。

然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路风教授用数据和历史告诉我们，这种“新旧对立”的思维模式存在很大的偏差，甚至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在最近的一篇雄文中，路教授和他的团队抛出了一组数据：

从2000年至2012年，中国工业的年均增长率高达11.1%，超过了GDP年均增长的10.1%。但在2013年至2023年之间，工业年均增长率却降到了5.7%，低于GDP的6.1%。

而这一趋势的核心原因之一，

是我们曾经试图通过政策抑制传统工业体系的增长。

这种“新旧对立”的思维本身就是一种谬误。

“腾笼换鸟”可以，也是必要的，

但也请不要错杀“低端制造”……

高端与低端的共生关系

显然，尖端技术并不是从天而降的，不能孤立于现有工业体系之外，

它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发展的——

而这个巨人正是传统产业。

陆风教授及团队在文章中举了目前各地政府热衷的半导体芯片的例子：

“芯片的基础材料——硅单晶——首先需要经过采矿、冶金和化工设备的一系列加工过程才能制备出来，制造这些设备本身同样需要大型铸锻件设备和机床加工的支持；在硅单晶上制造芯片的几项主要工艺——涂胶、光刻、刻蚀和离子注入——都来自于化工、光学和金属加工行业的技术积累和设备基础。”

城市的发展也是如此，深圳一开始也就是一个做“三来一补”（编注：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的低端制造的城市。

但在这个过程中，她逐渐地从低附加值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攀爬、从低加工度向高加工度、从生产普通零部件到生产核心部件，诞生了一大批高科技产品、高科技领军企业，如华为、腾讯、比亚迪、大疆、研祥等。

一项项技术最终演化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果你追随它们的发端，都离不开传统工业体系的经验和技术积累。

其二，高端和低端并非一成不变，

而是随着市场需求和技术演进不断流动的。

比如，很多人把服装制造业归到“低端”行业，但耐克和阿迪的研发投入占营收比超过10%，我国的安踏也早已超过了5%，这些指标完全符合高技术企业的定义，这些研发中有不少也投入到了高性能服装面料的研发中，比如碳纤维技术。

说到这个技术，这也要说到另外一家做“低端制造”起家的公司——光威集团。光威最初是生产钓鱼竿的，但在2000年后，面对日本等国际碳纤维供应商对中国市场的“施舍性供给、通知性涨价”政策，光威集团决心自力更生。

经过多年的努力，光威集团成功研发出碳纤维技术，成为国内碳纤维行业的龙头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化工、电子、交通运输、医疗器材、新能源等领域，变成了妥妥的“高科技”公司。

所以，“低端”与“高端”的界限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泾渭分明。

再举一例，压铸行业曾经被认为是“高污染”“低价值”的代表，但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崛起，这一行业敏锐捕捉到了市场需求变化，通过推进一体化压铸技术，不仅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还降低了能耗和污染，成功转型为新能源产业链的重要一环。

很多人感叹，“没有落后产业，只有落后产品和技术”。

“落后的技术”往往意味着更高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这才是我们需要摒弃的。而那些通过技术改造和创新实现升级的传统产业，依然在推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高科技产业的主要客户

仍然是传统产业

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是：

传统产业是高科技产业的“金主爸爸”。

高科技的研发成本高昂，其长期可持续发展需要有稳定的客户和现金流支持。而传统产业规模大、应用场景广，正是高科技产业获得收入和利润的主要来源。

没有传统产业的支撑，高科技企业八成都要面临盈利困境。

比如，6G 网络设备被认为是未来产业的代表，但其主要任务之一却是升级百年历史的电信行业；再如，新材料（高级特种钢、金属合金、工程塑料）自2010年起被视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但它们的核心用途却大多是在传统产业中实现更强的性能表现。

再说到人工智能，

AI作为当前最炙手可热的技术之一，以史无前例的速度烧着钱。

路风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AI不是“替代性技术”，而是一种“使能技术”。

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可以赋能现有产业，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运营成本，但它无法单枪匹马取代这些产业的基础价值——AI不是工业生产线本身、不是物流供应链——要让AI在释放真正的潜力，必须依托一个庞大的传统产业基础，才能实现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扩展和商业化。

稳定就业

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

高端制造业创造的就业机会和影响范围始终有限，

而低端制造业才是承载广泛就业的真正主力军。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庞大的国家而言，低端制造业的意义从来不只是赚点外汇或微薄利润，而是为数亿低技能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让他们能拿到工资、有钱消费，从而激活内需。

很多人拿美国来对标，但美国在人口总量和产业结构上的特点，决定了其低端制造业向外转移是“不得不”的选择。

高峰时期，美国工业就业人口也仅为8000万人，而中国目前的劳动力人口约9.7亿，其中工业人口约3亿，是美国工业就业高峰期的4倍。

美国的实际情况决定了他需要更多的自动化和高端制造业，这样的后果是美国的低端制造产业链几乎完全空心化，造船业凋敝，汽车工业衰退，连曾经辉煌的飞机制造业也面临危机……

对比之下，中国有全球最为完整的产业链：从低端到高端，中国也拥有足够的劳动力支持完整的产业链，所以，中国（至少在现阶段），没有必要走美国“低端制造外迁”的老路。

相反，留住低端制造业，

既能为低技能劳动力提供大规模就业机会，

又能保证内需消费的持续增长。

下一个阶段，我们必须要让消费来拉动经济的增长了。

正如北大国发院院长黄益平所说：

只有消费崛起了，经济增长才可持续。倘若消费一直低迷，老百姓生活水平改善不明显，经济发展何来澎湃动能？消费者、生产者、投资者反而容易落入一个预期的恶性循环。

内需增长的基础是是需要让最广泛的劳动人口有钱花。

而这部分人口的消费能力，离不开低端制造业带来的就业机会。

当低端制造业大规模吸纳就业时，它带来的消费力会进一步推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形成经济的良性循环。

为了继续发挥低端制造业的就业功能，

我们也需要重新规划产业布局，

特别是支持将部分低端制造产业向西部转移，打造产业梯度：

东部沿海地区逐步升级为高端制造业基地，而西南、西北则承接低端制造产业。这不仅可以缓解东部地区的人口密度压力，还能让西部地区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同时，我们还得进一步加强西南和西北的内部交通网络，以及连接南方、东部沿海的物流通道，通往中亚、东南亚等地区的跨国物流和出口通道也在加速建设，为低端制造业拓展更广阔的市场。

这种区域转移既是经济合理性使然，也是社会公平的体现。

要腾笼换鸟也要警惕产业空心化过去，全国许多地区为追求产业升级，推行了“一刀切的腾笼换鸟”政策，将传统产业简单视作“低端产业”，强行退出；并寄希望于引进高成长的高端制造业、高附加值的金融、地产、保险租户(FIRE)，或者是高大上的广告、媒体和信息(TAMI)等产业。

然而，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往往带来了种种问题：

一方面，传统产业退出后，缺乏相应的高端产业接续，导致大量劳动力失业。另外一方面，低端制造业消失后，地方经济失去了稳定的税收来源，财政受到极大影响；更悲催的是，传统产业空心化后，新兴产业却没有跟上，区域经济失去了未来发展的引擎，更难形成健康的产业生态了。

这种政策思路的潜在问题，不仅在中国有迹可循，在国外也有先例。

日本、韩国等工业化先行国家，都在过于激进地“去传统化”后，经历了产业空心化，经济增长放缓，抗风险能力下降，甚至失去了国际市场份额的竞争力。

其实，要想避免产业空心化，同时保持传统制造业的活力，关键在于改造升级。中国已经通过一系列政策和实践表明，传统产业的升级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推动经济转型的重要抓手：

首先，对于“落后技术”，要坚决淘汰，比如严格控制高能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淘汰技术水平低下的落后产能。这种筛选机制确保了资源向高效、绿色的生产企业倾斜。

其二，在传统行业聚集的区域，鼓励产业集群化发展，促进区域内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集聚，提升协同效应，形成创新网络。比如广东的家电产业、江苏的新能源产业等——

单个企业创新能力有限，在创新网络里，企业、院校、研发机构等高效地相互学习，相互分享，相互结合、相互作用，并一起分担创新风险，缩短研发周期，减少生产误差，产生某种输出意义上的改变（新产品、新技术的产生等），进而影响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提高区域创新系统的效率——在这复杂的创新网络中，就更有可能诞生出突破性的高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