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建设报智慧城市
在智慧城市的建设大潮中，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交错纵横，在不断地融合创新中“城市大脑”成为浪潮中人们竞相追逐的灯塔。
近年来，城市大脑、城市云脑、城市超级大脑、城市超脑等泛“城市大脑”概念不断涌现，北京、上海、杭州、广州、铜陵等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到建设城市大脑的行列之中，期望以城市大脑为工具，解决现阶段智慧城市建设的瓶颈与困难。
从互联网大脑到城市大脑
从本质来看，智慧城市是基于互联网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城市结合的产物，带有互联网的遗传基因和特征，因此，智慧城市的建设发展就无法忽视互联网的发展趋势和进化规律。
1983年，英国哲学家彼得·罗素撰写了《地球脑的觉醒——进化的下一次飞跃》，他提出人类社会通过政治、文化、技术等各种联系使地球成为一个类人脑的组织结构，也就是地球脑或全球脑，“类脑”概念开始出现。
随着社交网络的发展，人们开始探索互联网的类脑现象，刘峰博士提出，在不断地发展和进化中，互联网正向着与人类大脑高度相似的方向进化,形成互联网大脑架构，互联网将具备自己的视觉、听觉、触觉和运动神经系统，也会拥有自己的记忆神经系统、中枢神经系统、自主神经系统。
互联网大脑概念的明晰可以说为城市大脑的提出奠定了基础。智慧城市作为互联网与城市结合的产物，必定会继承互联网大脑的基本原理，也不可避免的向着城市大脑的方向发展。
关于城市大脑这一概念，在业界内比较认同的是刘锋在2015年提出，他认为，城市大脑是互联网大脑架构与智慧城市建设结合的产物，是城市级的类脑复杂智能系统，城市大脑将会提高城市的运行效率，解决城市运行中面临的复杂问题，更好的满足城市各成员的不同需求。
相较于互联网大脑架构中与神经网络的描述，在智慧城市建设中，人们更愿意用感知层、网络层、平台层、应用层等概念划分智慧城市建设的各个方面，而平台层就是城市大脑。
从其特征来看，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数据库或者数据中心，不过这个数据中心可以通过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像人脑一样的“思考、计算、处理问题”；通过感知层的传感器、移动终端、视频采集设备等收集城市中居民、企业、政府机构、路灯、车辆、工场、道路、建筑等各个要素的信息；通过网络层的物联网、移动通信等技术实现广泛的联接，进行信息的汇集与回传；通过城市大脑的分析、处理，为智慧城管、智慧市政、智慧社区等各领域的应用提供具体解决方案。
通过多个层级的彼此协作，形成良性的循环，不断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解决问题，推动智慧城市管理和运行的不断迭代升级，实现城市智慧化进步，螺旋式上升，进而为城市中的人创造更宜居的环境，促进城市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进击的“杭州城市大脑”
提到城市大脑，杭州绝对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城市。杭州城市大脑起源于2016年4月，从交通治堵开始，2016年10月，城市大脑正式发布；2018年9月，城市大脑发布2.0版，管辖范围扩大了28倍；2018年12月，城市大脑（综合版）发布，城市大脑步入3.0建设阶段，由交通正式延伸至产业发展、旅游服务、生态环保等领域。
经过多年的迭代，城市大脑3.0强化了感知能力，将通过城市空间基因库链接农田、建筑、公共交通等全部城市要素。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城市大脑可以实现交通、医疗、应急、民生养老、公共服务等全部城市场景的智能化决策。
城市大脑将原本分散在各个部门、相互孤立的数据资源联通共享，通过建立一个高速运转的城市“CPU”（中央处理器），不断提升政府的服务效能，让决策更科学、让生活更美好，让杭州正在成为一座数字系统治理之城，让杭州在竞争“中国智慧城市第一城”道路上大有一骑绝尘之势。
杭州作为首个提出并探索“城市大脑”的中国城市，杭州通过城市大脑实现了从“治堵”到“治城”，从“单一场景”到“综合治理”的转变和领域拓展。从治堵“工具”到治城“利器”，城市大脑成为支撑杭州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在智慧城市建设进入深水区的现阶段，杭州的阶段性胜利，让城市大脑众多智慧城市建设者在迷茫中的灯塔，为智慧城市今后的建设发展指引了方向。
北京的“海淀城市大脑”、上海的“城市大脑”、铜陵的“城市超脑”等越来越来的城市“类脑”项目落地实施，城市大脑成为前沿科技和产业的新一轮热点。
虽然，各城市、企业，学术界，产业界关于如何规划、设计、建设城市大脑的意见并不统一，但是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建立一个“能思考、会感知、可协同”的数据中心，以此来打破智慧城市建设存在的数据孤岛、烟囱林立等瓶颈。
城市大脑能否强势“破局”
杭州城市大脑的出现确实让杭州在智慧城市建设上走在前列，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杭州有意无意地迈过了很多智慧城市发展道路上的“坑”。城市大脑只是实现城市治理的一个工具，或许以城市大脑为核心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智慧城市主流模式，但目前包括杭州城市大脑在内的所有城市脑项目，处在传统治理和数字治理的过渡期，或者说转型期，还需要不断地升级和迭代，以适应新的发展需求以及新的问题。
日前，杭州市委发布《关于做强做优城市大脑打造全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重要窗口”的决定》，明确提出发展目标：
到2022年，信息孤岛基本消除，公共数据资源实现共享，基于人工智能的感知、分析、决策能力取得突破，城市运行的数字映射实时呈现，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迈上新台阶；
到2025年，城市大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实现全方位、全市域的综合应用，形成对城市整体状态的即时感知、全局分析和智能处置，推动公共资源高效调配、城市运行效率大幅提升；
到2035年，城市大脑深度融入市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同数字赋能城市治理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全面确立，城市大脑成为杭州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鲜明标识。
由此可见，杭州在数据孤岛等智慧城市建设共性问题也不能独善其身，哪怕有杭州政府如此的大力支持与推动，城市大脑在进行资源整合和数据信息汇聚时仍会遇到非常大的阻力，数据壁垒仍然存在。
这背后涉及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数据共享的问题，更是涉及到各系统、部门之间的组织结构与权力边界的问题，数据开放更深层次的是各职能部门的权力稀释，因此，存在阻力也并不难理解。
杭州如此，其他地方更甚，我相信没有哪个城市可以保证对智慧城市建设的支持力度比杭州还要大，各地大数据管理局或者大数据中心，在各地的政府中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又有多少话语权，能否驾驭和协调的各职能部门来满足城市大脑需求，恐怕要画上一个问号。
所以归根结底，城市大脑只是一个工具、手段，用这个工具来纵横捭阖的终归还是人，城市大脑能否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破局”的鲶鱼，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作为承载着众多期待的城市大脑，无疑是现阶段的最优解之一，同时城市“类脑”的概念也释放了一个信号，智慧城市的建设最终必须要回归于人，以人的问题为导向，智慧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人需求的精细化治理的、智能的、绿色的、宜居的智慧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