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4新增长大会上，上海交大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分享了他对于未来经济趋势的深刻洞察。在他看来，后工业化时代到来后，中国未来会出现两大经济趋势：一是制造业的发展会越来越依赖于服务业的赋能，二是消费结构的转型，青年消费正在不断崛起。
今天首先非常感谢《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的邀请，我给大家报告的题目是“大国经济的结构转型”。关键词就是结构转型这几个字。
大家知道二十大会议上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当下的中国社会要为中国式现代化做充分的思想准备。新的时代到来以后，会给中国带来非常剧烈的结构转型。我今天会讲两个转型：一是产业结构的转型，二是空间结构的转型。
今年中国人均GDP非常确定的按照统计的数据会超越13000美元，到了这个阶段以后，其实经济会迎来第一个非常重大的结构，就是我们的社会开始逐渐出现所谓叫后工业化社会迹象，服务业的占比超过制造业的占比。其实这个时代已经到来了，大家可以看到2023年，服务业在GDP当中占的比重已经达到55%。
在这样的时代，未来会出现两个趋势：
第一个趋势是制造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服务业的赋能。
制造业接下来越来越强大，越来越需要生产型的服务业，比如研发、设计、品牌、销售等等。
今年的国庆节到意大利考察，我看了一下大家都知道的企业，叫法拉利。在分享的环节法拉利高管给我们讲了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他说我们不是制造企业，我们是运动公司。我们刚开始听了很费解，汽车难道不是制造企业吗？他整个报告里面通篇没有讲制造，讲的是赛车，他说我们这样一个企业之所以能够让大家做我们的定制化生产，几千万一台车的汽车能够有人去买，就是因为我们在成功举办赛车赛事过程当中，树立了一个品牌的形象。大家都知道，能够作为职业赛车手的人是寥寥无几的，但是这个汽车就让那些不能作为职业赛车手的男人，坐在这个车里面，觉得自己是个英雄。所以我这个例子讲了什么事儿呢？制造业要强大是大家的共识，但是制造业的强大，往往依赖于研发、设计、品牌、销售等等这样的生产性服务业。
而且随着经济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环节，甚至不是制造业自己在做。如果制造业自己做，在统计上，是统计到制造业企业里的，但是如果是独立地做，是外包出去的，就进入了服务业的统计里。所以其实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强大以后，很有可能制造比重反而更低了。
我这里稍微评论一下德国模式。因为我们都觉得中国应该学德国和日本这样以制造业立国的发展模式，区别于英、美以金融或者服务业立国的模式。你问我同意不同意这样的观点？我也同意。因为中国这样的历史传统，如果想在金融、咨询、法律等行业里面，走到世界的前列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金融立国这条道路对中国不是很适合，制造强国我很同意。
但是可能在座的各位包括在线很多观众朋友，不一定知道德国的制造业比重是多少？我给大家说个数字，德国的制造业比重占GDP的18%。所以我讲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所认为的制造业强国包括日本，日本的制造业在GDP当中所占的比重也只有20%，所以千万不能把制造强国等同于制造业比重。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思维，一定会通过去鼓励制造业的发展，形成一个对服务业发展不利的环境。而在企业里面，我觉得强调技术，强调成本、竞争力也是对的，但是接下来中国的企业如果要成功在世界的制造业产业链里面不断升级的话，研发、设计、品牌也是极其重要的。
第二个趋势是关于消费。
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人的需求从吃饱穿暖开始，然后是买车房家用电器。在中国，今天一方面人们抱怨好像缺乏消费的动力，但另一方面看到年轻人的消费，在音乐会上、演唱会上、音乐节上、会展上，这种现象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的消费结构在转型。传统的家用电器、汽车消费的3C时代，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增长空间非常有限了，因为这些消费已经进入家庭末端了。但新生出来的许多消费，尤其是青年消费，将大量集中在文化、娱乐、教育、旅游等方面。这些都是服务业。
接下来供给要顺应需求，在服务业上发力，当然这需要地方政府相应转变政策，不能把发展的重点总是聚焦在怎么生产制造业产品，而更多考虑服务业的发展。
服务业有什么特点？生产和消费这两个环节是在同样一个时空里进行的，所以它的生产同时意味着消费，会带来收入的增长和就业的增长，这是服务业的特点。服务业的发展可以促进就业，收入提升，再进入良性循环，带来新的消费增长，这一点和制造业不一样。
因为这样的原因，在今年两会的时候，中央提出要促进消费，稳定增长。这里面有三个关键词：第一是增加收入，第二是优化结构，第三是减少限制性措施。增加收入就是通过经济的恢复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促进就业。但想优化结构，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服务业和制造业这样一对关系，是物质产品和服务产品之间的关系。减少限制性措施，我们对于制造业产品本来就没有什么限制与措施，所以接下来减少限制性措施大量都在服务业的领域。
两会也提出壮大新型消费，讲到了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其实很多都和服务有关。当然传统消费也并不是不要。今年以来，大家知道消费品以旧换新等等，还有消费券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后工业时代，什么叫好看？什么叫好玩，什么叫时尚？没有标准的。你认为好看的我认为丑。这使得我们原来习惯的产业政策逻辑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需要通过更多的鼓励创新，通过市场来筛选真正的成功者，而不是由政府来决定谁是成功的商业模式。
从社会治理角度讲，我们的居民消费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社区层面。比如家庭里面的老人、小孩儿，甚至宠物和植物怎么照顾，未来的社区服务业会成为新的增长空间。
从产业结构中所做的调整，自然而然引入到我今天讲的第二个调整，空间的结构调整。
我两年前出了一本书《向心城市》，这本书里面我讲了三句话，中国的人口流动用三句话可以概括，农村流向城市，特别是流向沿海城市；小城市流向大城市；大城市外围郊区和农村向中心城区流入。
很多人把我们经济学家提出的人口流动方向，理解为是一种主张，其实不是主张，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脚投票的结果。
制造业对人口密度、人口规模、人口流量没有那么高的需求，而一旦你需要教育、医疗、文化、餐饮、生活服务等这些东西，就需要往人口密度高的地方走，要么你收入不增长，但中国要发展的，只要中国发展就会带来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只要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就会发生变化，人就一定往有服务供给的地方跑，这就是经济规律。
单独讲讲大城市。
传统思维方式下，我们总觉得大城市人多是负担。上海去年的英国美术馆馆藏品大展和埃及文物大展，经统计，一半游客是本地，一半游客是外地的，这是我们到了新的阶段出现的现象。由于大城市人多，人口多元化、文化多元化，所以它特别具有发展力，那种依赖于规模和人口流量的现代服务业，尤其是文化体育这样的活动，就得在大城市搞。
小城市人口规模不够，当你有对美好生活有向往，你就乘着高铁飞机跑到大城市去了，所以这个逻辑就会强化大城市作为消费中心城市的逻辑。换句话讲，未来大城市的产业结构会越来越往服务业方向发展，要么是生产性服务业赋能于制造业，要么就是消费型服务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带动周边其他城市的消费，这就是大城市。
而且大城市还有一个特点，多样性强。一个城市人口多了以后，一定是有各种各样的文化、语言，甚至宗教的、国籍的差异，聚集在一起就会产生多样性的服务业消费。最近我们特别研究了多样性城市对于人口的吸引力，给大家汇报我们研究的结论：一个城市如果多样性越强，就越吸引外来人口，尤其是其中高收入人群定居，然后买房子。我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大城市的高房价里面，其中一部分是为住在这里、享受多样性服务而付的费，那个叫不叫房价？当然叫房价，但事实是你买了张门票，消费大城市的多样性和高品质的服务，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这个时代，我们很多思想观念要更新。传统思维里面，总是有一种把消费和生产对立化的思维方式，似乎消费就是某种奢华的生活方式，甚至有人称为“消费主义”，是比较负面的评价，但消费真的只是浪费吗？我恰恰认为消费就是生产。
比如我们怎么看待生活服务业里面的家庭生产？家政服务员本身工资并不高，但大家想如果你作为一个有生产力的人，雇了一个家政帮你照顾自己家里的小孩儿、老人，帮你做饭，是不是腾出你的时间和精力去创新和工作了？所以它天然具有生产性，尽管本身的价值并不一定很高。
再比如咖啡馆。最近这两年全国各地，尤其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咖啡馆如雨后春笋般开出来，咖啡馆里的咖啡，也是内卷式竞争，一杯咖啡十块钱了，但大家在咖啡馆干什么呢？在聊天，谈创意，甚至很多企业选址，一些初创型的科技公司专门选址在中心城区的老弄堂里面，因为这附近很多咖啡馆和餐厅，这些企业就把自己的会客厅、会议室外包给了咖啡馆，省了租金，所以咖啡馆里发生的是生产活动，只不过后来搞了创新以后，统计在企业里，没有统计在咖啡馆里，但咖啡馆作为第三空间极其重要。
大家想一下，把城市的消费品搞好了，服务质量搞好了，是不是可以吸引人才来？传统产业政策已经没有太多可施展的空间了。未来如果城市要发展得好，通过把生活质量品质搞好，吸引人才。我书里讲过一个词叫“以生活留人”，它是普惠型的产业政策。
消费产业当中有大量的科技，我们曾经一段时间对游戏产业都不是很待见，游戏产业里面是不是包含着元宇宙。最近的《黑神话·悟空》还帮你传播文化，所以我们今天发展服务业的时候，少一点对特定产业、特定企业和特定行为的价值判断，简单说这是好的还是坏的。技术都是中性的，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技术焕发出对人类进步的推动力，而不是盲目打压它。
消费当中还有大量的人力资本积累。比如说医疗、教育、文创是帮助大家提高生产力的，这些就是消费中的生产性。我特别想强调一下服务消费，还能把制造业作为一种中间品进行消化产能，比如我们搞一个演唱会，是不是要一些设备？消费者看演唱会是不是至少买一个垫子，这些就是消化产能。所以中国接下来服务业的发展，本身是能够帮制造业走出困境，来充分利用中国的内需市场。
本文整理自上海交大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在2024年12月19日新增长大会现场的演讲，不代表《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和新增长学院观点。
来源：新增长Hub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