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金句】
·在很多经济活动中，长尾效应都能促成普惠业务，关键就是其能把对传统机构而言得不偿失的业务聚拢在一起，变成大业务，同时也改变了原有业态。
·对平台企业而言，业务一旦跨界，平均成本也会下降。对企业而言，业务跨界要比成立多个不同业务类型的平台更划算。
·10年间，数字普惠金融增速最快的是中西部地区。这些地区原先没有金融服务，使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频率和数量也比不上沿海发达地区。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专利数量虽多，但质量不高。我认为这完全有可能，毕竟我国的人均GDP只有不足1.3万美元。
数字经济就是将数字技术应用到经济活动中，形成一些新的经济形态，或是令传统的经济形态发生一些改善。
把数字技术应用到经济活动中，能带来很多改变。我将其简单总结为“三升三降”:“三升”主要是规模扩大、效率提高、用户体验改善，“三降”就是成本降低、风险可控、直接接触减少。
数字经济的特点
第一，数字经济具有长尾效应，可以把原本规模很小、很分散或鲜有人愿意做的产业集中起来，变成庞大的商业。
余额宝就是长尾效应的一个典型例子。刚起步时，余额宝本想找国内头部投资基金合作，但没有头部投资基金感兴趣，余额宝只得找了当时规模中等的天弘基金。余额宝里大多都是几十元或几百元的小额投资，但上亿人的小额投资聚拢在一起就很可观。由此，天弘只用一年就发展成全国最大的投资基金。
在很多经济活动中，长尾效应都能促成普惠业务，关键就是其能把对传统机构而言得不偿失的业务聚拢在一起，变成大业务，同时也改变了原有业态。
第二，数字经济是规模经济。规模经济的特点是规模越大效率越高，这一点和传统的经济理论有所不同。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存在“最优规模”，即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再增加规模，收益会递减。然而，国内的大平台机构拥有上亿甚至十亿用户，国外有的平台企业甚至拥有几十亿用户。这些企业规模越大，效率越高，服务越好，这在过去的经济活动中很少有。
第三，数字经济是范围经济。范围经济就是横向的规模经济，意思是一个平台建立起来后，跨界竞争变得相对容易。一个电商平台成立后，积累了一定的客户和数据资源，就具备了开展其他领域业务（比如打车、外卖、旅行等）的条件。只要有了数据和客户，跨界就不难。对平台企业而言，业务一旦跨界，平均成本也会下降。对企业而言，业务跨界要比成立多个不同业务类型的平台更划算。
第四，数字经济具有双边市场的特征。双边市场的意思是一边市场做大，对另一边市场的价值也有益。
如果一家电商拥有很多消费者，愿意在这家平台上开店的小商户就会很多;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电商平台上的产品非常丰富，消费者也会越来越多。这就是双边市场。
双边市场有时会导致一些特殊行为，美国的专家对此有专门研究。有些平台免费为用户提供服务，甚至发放补贴。看起来平台已经补贴了消费者，似乎不应该判定其有垄断行为，最起码平台的做法没有损害消费者利益。但美国专家的研究认为，这个问题需要把两边放在一起看，不能只看单边。平台通过补贴消费者而做大市场规模，在形成一定的市场势力后，可以实施不公平竞争，对消费者而言仍然不利。
对于上述问题，需要进行完整的比较和分析。一方面，平台贡献了市场份额和数据，这一点不能忽视。另一方面，这些份额和数据又恰好可以帮助平台赚更多的钱，仅广告费就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或许平台认为，自己也真金白银付出过，但消费者也可能觉得平台的免费服务不是真免费，而是暗藏玄机。不过，不同的平台情况不同，需要个案分析，不宜轻易下结论。
数字经济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第一，数字经济有助于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
过去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的市场是割裂的。我是学农业经济出身，知道以前有一个现象是把北方的玉米运到南方按“出口”算。因为当时从东北到华南的运输成本太高，把东北的产品算作“出口”，南方再以“进口”的方式买进，这样成本更低。这个事例说明那个时候我国的市场没有真正整合到一起，交通运输成本就能将其分开。
我们做过一项研究，主要看近些年全国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化。研究发现，消费价格指数在2013年以前起伏很大，2013年以后突然变得平稳。这背后的原因可能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电商、移动支付和物流运输的日渐发达。
以常温牛奶为例，线上渠道销售的主要是整箱的常温奶，不分拆卖，线下销售的则可以拆开卖。从全国范围内看，整箱销售的常温奶价格出乎意料地一致，但线下拆卖的常温奶价格差异非常大。其中的道理不难理解，线上销售的产品释放出固定的价格信号，消费者只会购买符合这个价格信号，或与该价格信号差异不大的产品，如果差得太多，消费者就不会买。这实际上是通过数字技术把全国的市场整合到一起。物流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网上下单的东西，中国的大部分地方三天内就能收到。只有这样，整个市场才能结合到一起，全国统一大市场才成为可能。
二手车平台也是统一市场的例子。消费者只要到平台上买车，就能获得优惠的价格。这种行为在经济学上叫“套利行为”。这样运作的结果就是在全国形成统一市场。
第二，数字经济有助于缩小地区差异。
我的一个博士生曾做过一项研究，发现农村的农民只要用上移动支付，其收入和就业状况很快就发生改变。数字技术把全国各地的人都连接起来，哪怕是身处小山沟的种植户，也可以足不出户掌握全国的需求动态。
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专门做了一个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把全国近3000个县级行政区、几百个地级市、30多个省级行政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描绘出来。2011年时，沿海地区的数字普惠水平最高，但到2021年时，全国其他地区与沿海地区的差距明显缩小。这10年间，数字普惠金融增速最快的是中西部地区。这些地区原先没有金融服务，使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频率和数量也比不上沿海发达地区。然而这些地区的金融服务从无到有，其意义不可估量。我认为它代表了未来中国地区经济平衡发展的希望。
大家应该都听说过“胡焕庸线”。过去，经济总量的95%以上都在线的东边，现在情况有所好转，但总体格局依旧没有从根本上发生改变。然而从数字普惠金融的角度来看，这条线所划分出的格局已经发生变化，这说明西部经济完全有发展起来的可能。
第三，数字经济有利于推动创新发展。
国内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数字经济大而不强的主要原因是原创技术不够多。2022年10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两位学者曾发表一篇报告，专门分析评估中国在前沿技术方面的创新能力。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前沿技术的知识产权专利数量在过去10年飞速增长，在大部分领域已经超过日本和欧洲，在一些领域甚至超过了美国。这说明我国的前沿技术创新一直在快速追赶。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专利数量虽多，但质量不高。我认为这完全有可能，毕竟我国的人均GDP只有不足1.3万美元。
这两位英国学者还研究了最优专利引用率。中国现在10%的专利引用率与日本、韩国处在同一个水平，与美国还有较大差距。但是，中国前沿技术的赶超态势已经非常明显。
2018年以后，我国赶超的增速有所放缓。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曾就国家创新力的决定因素展开分析。他认为国家创新力取决于两大要素：一是投入，包括资金和人力投入，在这些方面，我国的水平快速提升；二是决定投入效率的一些指标，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国家开放度、大学等公共研发机构、民营企业（民营企业贡献了70%以上的专利）等。从哈佛大学教授设计的这个框架看，我国赶超的增速有所放缓的原因在于中美经济关系使一些领域的交流受限。
我国前一段时间对平台企业的专项整治尽管很有必要，但如果这一行动对整个行业的信心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创新。
黄益平｜文
黄益平是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摘编自《新质生产力：中国创新发展的着力点与内在逻辑》，原标题为《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朱冬｜编辑
《新质生产力：中国创新发展的着力点与内在逻辑》著者：林毅夫等
深度解读新质生产的内涵与外延，理解中国经济的新增长极，探寻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出版：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时间：2024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