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跟任总近距离接触，是在电梯里，他穿得特别朴实，就像一个普通大叔。”林培兴曾在华为任职19年，其中海外工作7年，离职前是华为全球运营商云转型市场管理部部长。
那次坐电梯的经历，林培兴记忆犹新，那时刚入华为，有一天，他像往常一样，一进电梯就开心地跟身边的同事打招呼，但其他人都向他使眼色，做出努嘴示意等动作，他循眼望去，发现任老板也在电梯里。
此后，林培兴与任正非有不少接触，在他眼中的任正非，与外界认知的任正非，并不相同。
前一阵子，任正非又上热搜了，起因是在2022年内部讲话中，任正非说：（华为要）从追求规模到追求利润和现金流，保证度过未来3年危机。把活下来作为最主要纲领，并把寒气传递给每个人。
在外界看来，任正非是对未来感到悲观失望，事实上，危机意识是他天天讲年年讲的事情。“我在华为19年，几乎每天听到的都是这样的声音，再不努力，公司明天就倒闭了。”林培兴回忆，大家都怕公司黄了，就很拼搏，结果是华为越来越好。
包括林培兴在内的很多华为员工都认为，华为跟大学一样，都是象牙塔。“上大学的时候，有父母托底，我只要努力学习就行了；在华为的时候，有公司托底，我只要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
在华为期间，林培兴过得很精彩。他曾在研发、市场、变革等岗位上工作过。在非洲经历过国家暴乱，子弹在耳边飞过；在拉美，经常有同事被打劫；在欧洲，开车被抢，钱包被偷；研发期间他申请下来了6个国际&国家专利的荣誉；在市场工作期间，磕下的公司级战略项目，拿到了公司级个人金牌奖、团队金牌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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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的世界会不会更精彩呢？2017年，林培兴42岁，这是他入职华为的第19年，某种意义上实现了财务自由，这样的想法渐渐不可遏制。很边很多亲友都劝他，在华为再待几年，他就可以平稳退休，过上拿着分红“无忧无虑”生活的日子了。
但林培兴仔细思考了留在华为和出去创业，对于他个人和社会的意义，“我觉得我出去后创造的价值，可能会比我留在华为创造的价值更大。”
这是他用很长时间才想明白的一件事——光靠有钱获得不了意义。甚至，就连成功，也并非意义本身。“我可能骨子里一直有一种不顾后果的冒险精神。”
于是，在42岁这年，林培兴毅然决定离开了华为，一头扎进了司法行业，回归人间烟火，探寻自己的人生价值。“中国小额纠纷市场规模大、数量多，处置困难，很难获得优质的法律服务，因此司法行业亟需科技赋能，提升小额纠纷案件调处化解的效率，既要省时、省力，还要省成本。”林培兴认为，这可以帮助更多人解决问题。
这是他的第一次创业，和他曾经的老板任正非创业时的年纪差不多。“离开华为后，很精彩也很憋屈。”林培兴有了更大的舞台，但他也不得不面对所有的问题，“最艰难的是，平台得从0到1建设，任何时候都是工作时间，比在华为时还忙碌、操的心更多；最无奈的是，合伙人不好找，自己不得已身兼多种角色，工科男的缺点我也有。融资方面，大多数投资机构更愿意投资硬科技而对运用科技反而是非常的谨慎；最憋屈的是司法行业涉及的各业务处置主体对数字化转型升级并不能完全理解，甚至有时被质疑，沟通的时间成本很高。”
但华为的基因已经烙印在他身上，“在华为，只有一个价值观，那就是客户至上。”林培兴说，客户的需求，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谁能解决客户的问题，谁就是华为的英雄。“这个价值观，我会终身使用。”
“鸿蒙之父”王成录那时是核心产品线总裁，有次聊天时，王成录曾对他说：“人一辈子干成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辈子就很值了。”当时，林培兴深以为然，又想，如果能干成两件有意义的事，那岂不是更了不起了么？
与王成录博士一起接待拉美大T客户
如果说在华为，林培兴已经干成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那么离开华为后，林培兴正在努力做他心中认可的第二件有意义的事。
以下是他的讲述——
1
缘起：高薪的“诱惑”
1998年，我正式入职华为。去华为的原因，主要是受到了同学的“刺激”。
1997年，从天津大学计算机软件专业毕业后，北京的大伯对我说：“深圳华为发展得很不错。”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华为。但华为的招聘要求上写着研究生，我是本科生，觉得不符合要求，就签约了杭州的一家国有企业。
不久后，老家高中同学来杭州找我玩。
见面后，我得知他去了华为，同学说：“任老板人真不错。”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任正非。在同学嘴里，华为奉行只要员工干得好，就会给到相应的高报酬。
同学跟我一样是本科毕业，我心想：他可以去，我是不是也能试一下？
再一打听，同学说他一个月的工资有4000多后，我又被“刺激”到了，因为我的工资只有800元，都是一个学校毕业的，高中的时候我也并不差，怎么大学毕业后差了这么多？
同学给了我华为的招聘电话。我联系到了华为的HR，对方听了我的介绍后，给了我当时华为面试官的电话，让我联系她。
跟华为面试官通过话后，我又经历了5轮面试。其中两场面试场景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一次是电话中出题让我写一个SQL语句，另一次是现场面试写一段C语言代码。面试的人都很专业，立刻抓住了我因紧张犯下的小错误。
不过我依然得到“你通过了，可以去深圳工作了”的消息，离开招聘现场的时候，还是有点怀疑月薪是否真的有4000多，于是我又去跟负责招聘的秘书MM确认了一下，她回答：“放心，4000（元）以上肯定是有的，大胆地去买机票吧。”
彼时，我刚在杭州工作一年多，每个月除去生活费基本剩不了什么钱。我背上背包，拿出仅有的2000多元钱，买了一张去深圳的机票。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坐飞机。
2
一次“冒险”
去华为的决定，更像是我平淡生活中的一场“冒险”。
首先是来自家人的不理解。收到华为的offer后，听我说要去深圳，连我那见过世面的高级工程师老爸都担心从国企去私企工作变不稳定，老妈的第一反应是“深圳的生活水平那么高，一碗面就要10元钱，你去了受得了吗？”
我只能回复，管不了那么多了，去了再说。
紧接着是来自公司方面的阻力。在当时国有企业不太好申请离职的。领导都不希望我走，一开始还跟我谈，甚至还打算把我调到市场部或工程部，岗位任我挑，同时可以把我的工资和奖励提高一些，我都没同意，一门心思的要去华为，搞得领导后来都不理我了，对我的离职申请冷处理。
不得已之下，我只好跟公司请了假，一个人跑去了深圳。
当时有一个同事比我早一周过去，我也算在深圳当地有了接应，就在他出租屋的客厅里打地铺凑合了半个月。
进华为后，我们都需要先去深圳党校培训一个月，那个月不用干活，每天锻炼、学习，月底我依然收到了半个月的工资，有2000多元钱。我想，华为真是太好了。
不过每天的学习课程安排得是很满的，白天学习产品知识，晚上学公司文化、价值观。培训期间每天早上5:30就要起床，晚上10:30才能睡觉。很多同事当时是从研究所等事业单位过来的，不少人受不了这种节奏，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住的是三人间宿舍，有一位室友就因为受不了辞职走人了。
这也是华为的常态，来的人多，走的人也多。我入职时的工号是14507，（后来换了两次工牌。）但当时华为的实际员工大概七八千人。
我觉得也很正常，毕竟找工作也要公司和个人彼此同频，才能共同走的长久。虽然外界称华为是给入职员工“洗脑”，但我不这么想，我觉得自己是在工作中学习知识，而且在工作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做事情。
华为的公司文化“以客户为中心，长期坚持艰苦奋斗”，也成了贯穿我工作和创业始终的核心理念。
正式入职后，我的第一份岗位是做系统测试，回想起这个，我依然有点生气。当时我觉得自己是计算机软件科班出身，去了华为就是想开发编码，结果让我做测试。
虽然觉得不舒服，但最后我还是屈服了，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华为给的太多了。记得当时公司还组织员工进行“干一行、爱一行”和“爱一行、干一行”的辩论。不过，华为在岗位安排上也算灵活，尽管是测试岗，但我依然可以做开发，开发测试代码。期间，我开发的自动化测试平台，成功申请了6项（国际/国家）专利，现在在网上依然可以搜索到。除了收到华为给我的奖金外，我觉得荣誉也很重要。
随着华为海外市场的开拓，我在华为的工作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3
海外开疆拓土
彼时，我正在墨西哥拓展高端市场，这是我在华为海外事业的高光时刻，也是拿到公司级金奖的缘由。
现在回忆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仍感慨华为的海外市场拓展真得非常困难，尤其是从0到1的过程。
当年，华为的强项还是程控交换机、传输网等产品，在无线网领域，正在努力攻坚2G、3G基站设备。但我们清楚，不涉及主要数据的非核心网业务在市场上的可替代性太高了，大多数时候只是备胎，因此很难有跟大的运营商的高层对话的机会，更谈不上其他高端业务合作。华为一直有野心要突破高端市场，进入拉美地区TOP运营商的核心网业务，而这要获得海外运营商高层的认可。
但当时的国际环境摆在那里，海外对于中国的文化和国力并不认可。那时的拉丁美洲对于遥远的东方，基本上只知道中国的台湾，谈及中国，则要打个问号。
更何况，当时的市场竞争格局，巴拿马以北的核心网供应商是爱立信；巴拿马以南的核心网供应商则是诺基亚。对于拉美市场而言，一个亚洲国家的企业，凭什么能替换爱立信或诺基亚，因此我们的核心网设备一直不被拉美大T的高层所接受。
与此同时，全公司上下都清楚，通信网络中，核心网是处于战略层面的设备，很难进入，然而一旦突破，就意味着能稳固我们的市场地位。我们很多领导在这个市场前仆后继地奋斗，华为文化是结果导向，以客户为中心，艰苦奋斗，“干不成没结果，那就换人。”
能参与并主导墨西哥乃至整个拉美大T的核心网高端市场突破的战略项目，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可能所有的一切都是冥冥之中安排好了，你应该在那个时刻、那个地点出现，并做成一些事情。
当时华为的首要任务是如何打动客户，采购我们的核心网。负责解决方案销售的我一直在思考，拉美的跨国运营商凭什么要选我们？我们能给他们带来什么价值？是节流，还是开源？在苦想中，我受到华为此前给中国移动做了全国C4核心网的启发，联想到我们可以将中国的经验借鉴到拉美，帮助拉美跨国运营商在整个拉美国家建一张跨国的核心网。
墨西哥银城（Taxco）夜色
墨西哥首富卡洛斯·斯利姆当时有两个子网，一个是美洲移动，另一个是Telmex，相当于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他们覆盖了墨西哥及以南的大部分国家。在节流方面，参考国内的经验，在对拉丁美洲各个国家的国际和国内话务流量作了市场洞察和TCO（Total Cost of Ownership)分析，我想要是能建立起一个泛拉美的跨国网络，把所有国家子网的流量集中在一起，以“量”取胜，靠这个跟其它跨国大T去谈更低的网间结算价格。
随后，在开源方面，我对拉丁美洲各个国家的国每年的旅游人群作了市场洞察和TVO（Total Value of Ownership）分析，又给客户下了“一剂猛药”加以“利诱”。我说拉丁美洲这么漂亮，每年能够吸引大量的欧美高净值人群到墨西哥、哥伦比亚、巴拿马、厄瓜多尔、秘鲁、巴西、阿根廷等国家来玩，这些高净值人群会是美洲移动的用户呢，还是选择其它运营商？这种情况下，一旦有一个泛拉美的跨国核心网来支撑你们（美洲移动），那么整个拉美地区的增值业务的占有率会更高，高净值客户的粘性会更强。
我将这些设想落实到解决方案后，很快就打动了美洲移动的国际运营总监。
这个项目有1500万美金，按当时的汇率折合人民币是1.2亿元，是个不小的项目了。
这个项目对于华为而言，钱不是最重要的，突破了核心网才是最关键的战略核心。从这个项目开始，华为的高层跟美洲移动的高层可以真正地对话了。当时美洲移动的CEO还对我们说，“你们其它所有的项目都要能和这个项目一样就非常好。”
做到跟对方高层对话，华为跨越了一大步，后续的合作也相对容易。这个跨国项目我们从2008年开始执行，经过项目组一年的拓展，终于在2009年的年中中标。但未曾想，2009年下半年美洲移动和Telmex这两个运营商合并了，而Telmex的跨国运营供应商选择的是阿尔卡特朗迅，阿朗的CEO为了这个项目，亲自飞到墨西哥来争取。又经过1年的再奋战，我们再次将阿朗击败，成为美洲移动和Telmex合并后的跨国运营网络的设备供应商。
当时华为面对了诺基亚、爱立信、阿尔卡特朗迅、中兴等多个公司的共同竞争的局面。在各个部门的全力支持下，项目组彻夜奋战，当时给美洲移动写了200多页的跨国运营技术建议书。ATT派驻美洲移动的CTO团队看过后，说“Bruce，你们可以出书了。”
此外，回想起PK掉诺基亚的场面，我依然觉得惊心动魄。当时华为的设备跟诺基亚的设备无法互通，主持会议的美洲移动的CTO（美国ATT派驻，美国人）上来就问“到底是谁的原因？”会议瞬间充满了火药味。当时诺基亚工程师分析到出信令的消息层面，而我们的团队则细化到消息中的“字节”，并指出这是诺基亚的问题。大获全胜的同时，美洲移动CTO及其团队对我们的信任也进一步增加了。
这个项目成功后，2009年，我获得了华为颁发的公司级金牌个人奖，项目组也获得了金牌团队奖。因为业务繁忙我回不了国，最终是我的直接领导在总部帮我代领了这一荣誉。
继在2005年第一次海外出差，在非洲呆了3个月，派驻到拉丁美洲工作生活了7年后，我终于在2012年坐上了返程的飞机，回到了国内。
项目结束后，摄于Tolantongo, Mexico
4
离开华为，新的起点
其实对于华为来说，我这样的老兵，接下来的几年哪怕是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也能等到退休拿分红实现财务自由。
但我不想，安安稳稳地等着退休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如果只要钱的话，我离开华为后，靠积蓄和做咨询也可以过得很好了。人生的意义在于奋斗，我希望能度过一个更加精彩的人生。
2017年，恰好有一件事情吸引了我，令我觉得如果离开华为去做这件事，我可能会创造出比留在华为更多的价值。
司法行业更需要我，或者说它更需要科技的力量去提升、催化，以此促进协助司法行业的转型升级。怀着这种想法，我开始了我的创业之路。
尽管这在很多人看来无法理解，我一个计算机专业毕业、华为员工，扎进司法行业从头开始学习；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正是因为它有了足够大的“吸引力”，我才会主动离开工作近20年的华为，出来创业。
首先，从事这一行依旧能让我所学有可用之处；其次，司法行业真的需要科技技术赋能或催化，让更多的当事人获得优质的法律服务，小的案件也要能做到案结事了；最后，它的市场空间足够大，有足够高的社会价值，让我有动力去做这件事。
从公开的数据来看，全国仅小额金融纠纷的标的就有大概4~5万亿元左右，平均每个标的金额按2万元为计算，大概有2亿多件案件，在等待法律服务，而2021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的一审民商事案件在1500多万件。如何在法院之外化解如此众多的案件？
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比如2019年，中国在新加坡签署了《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新加坡公约），学习国外的经验，结合国情，开始了调解市场化的试点和落地。2021年，《关于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意见》提出：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端用力, 加强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
在我看来，只有市场化、专业化，开发一个平台，建立一个生态，才能把全国70多万个调解组织，几百万人调解员的力量发动起来，将成熟的科技应用到司法行业，不断提升司法解纷的质效，让更多纠纷在在法院之外化解，营商环境才会更好、社会也会更稳定，反过来也更快促进各行业的发展。我觉得这件事太有意义了，于是我毅然从华为离职，出来做了这样一份事业。
就像王成录博士对我说的那样，“人一辈子干成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辈子就很值了。”我觉得自己在华为这家公司已经做得很不错了，但我如果在华为的经验基础上，去做另一件有意义的事，可能会贡献出更多的价值，不过这也需要时间去验证。
我现在的公司主要从事互联网+司法/社会治理，运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成熟先进技术应用，致力于纠纷调解、诉非联动、内容安全等领域的法律科技服务平台及生态的构建，为市域社会治理及网络空间治理提供智能技术服务和社会化服务，助力并加速司法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但退回到起点，一切从头开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在华为委内瑞拉代表处担任副代表期间，代表处有1000多人，而我现在的公司团队虽然只有50多人，但我的压力陡然增加，因为这些人的工资，是我自己来发了，没有公司再“顶”在我前面了，这一切都要我自己扛了。
意想不到的疫情，打乱和延缓了公司的发展节奏，但不管怎样，我都会坚持下去。因为这一行不仅是大势所趋，同时也是被所有人需要的。我觉得没有人会想卷入到矛盾纠纷中。社会需要和谐稳定，而稳定的一方面来源于经济高速发展产生的矛盾纠纷能够得到高效的、优质的司法保障服务。
对我而言，离开华为，开启新的事业，落差感是无法忽略的。在华为的时候，我只要做好本职工作就可以了，因为很多问题华为的大平台已经帮我解决了。在华为，所有的人都是以客户为中心，只要是解决客户问题和需求的解决方案，无论是销售、交付、单产品行销还是其他部门，都会积极配合。
“你不解决客户的问题，你就是有问题的。”这句话在华为非常适用。
但从华为出来以后，它就不怎么适用了。
创业后我发现，光自己有这个想法和行动是不够的，关键是要让团结在你周围的合伙人、团队都有这个想法和行动，而这个真的是需要时间去大浪淘沙，需要一步一步的去“磕”、去打造。
从华为这一象牙塔出来创业，到现在已经有5年多时间。这期间，所有创业人该经历的曲折我都经历过了，甚至可以说，所有人会踩到的坑，我觉得我都踩过了。这相当于是我大学毕业、华为毕业后，又重新被社会教育了一番。还好，我的合作伙伴、朋友们和家人一直都那么的支持我，我会坚持做下去。
但这也让我真真实实地感受到了“人间烟火”。我在华为的时候，虽然公司用技术为社会做出了很多贡献，我个人的感受来说是反而不是那么深刻；但回到社会之后，我被“教育”过后，我真的知道了“民间疾苦”，也体会到了我现在做的事情存在的意义。
技术是要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对现在的我来说，实现社会的意义比技术本身更重要，我将努力去践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