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倾向于认为自己的记忆是准确的，而事实上，记忆几乎都会被修改、编辑和改变。记忆发生变化的原因与记忆形成的方式以及提取记忆的方式有关。
例如在当年美国特拉华州发生的一系列武装抢劫案中，有消息透露，警方寻找的嫌疑人可能是一名牧师。当警察将伯纳德·帕加诺神父列入目击者辨认队列时，由于他是队列中唯一戴着神父项圈的人，7名目击者“认出”他就是抢劫犯，但实际上并不是他。好在真正的抢劫犯在帕加诺神父受审的中途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目击者的再认很容易出现偏差，尽管大多数人似乎认为“眼见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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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的建构加工
许多人都认为，当他们进行回忆时，就像是在经历“即时回放”。当新的记忆在长时记忆中产生时，旧的记忆可能会“丢失”，但它们更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发生变化。
在现实中，记忆从来都不是很准确的，包括那些非常生动的闪光灯式记忆，而且时间越久，不准确之处就越多。
20世纪早期的记忆图式理论家弗雷德里克·巴特利特认为，记忆过程更类似于创造一个故事，而不是阅读一个已经写好的故事。他认为记忆是一种问题解决活动，在这一活动中，人们试图利用现有知识并通过证据推断来创造记忆，以此来提取过去某件事或某个问题的细节。
根据建构加工的观点，人们可以从编码过程中存储的信息中真正地“构建”或重建记忆。每次提取记忆时，人们都可以以某种方式对其进行更改或修订，以涵盖新的信息或排除可能在新的重建中遗漏的细节。
当人们在了解特定事件的细节后修改记忆以反映自己“一直都知道”的感觉时，就会发生记忆重建。人们将丢弃实际获得的任何不正确的信息，并用事后获得的更准确的信息来代替。人们误认为自己在没有事先被告知的情况下会准确预测结果的倾向，被称为事后诸葛亮偏差。
例如，一些马后炮的人经常说，他们一直都知道谁会赢得比赛，实际上，他们都存在事后诸葛亮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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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提取问题
有些人声称自己能“回忆起所有的事情”，通常他们的意思是，他们觉得自己的记忆比别人更准确。但你现在应该很清楚，任何人都不太可能回忆起所有的事情，原因可能包括以下几方面。
| 误导信息效应
警方调查人员有时会试图阻止犯罪或事故的目击者相互交谈，原因在于，如果一个人告诉另一个人自己看到的东西，另一个人之后可能会“记住”同样的细节，即使他当时实际上并没有看到。这种虚假记忆是由事后接触信息的人造成的。这种误导性信息可能会成为实际记忆的一部分，影响记忆准确性，这就是所谓的误导信息效应。
除了对目击者证词的研究外，伊丽莎白·洛夫特斯还做了几项类似的研究，证明了误导信息效应的影响。
在一项研究中，被试观看了交通事故的幻灯片。实际的幻灯片中包含一个“停车”标志，但在书面摘要中，该标志被替换成“让行”标志。在观看幻灯片后，接收误导性信息的被试对当前出现的标志的记忆远不如未接收此类信息的被试准确。
基于这项研究洛夫特期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不仅是原始事件之后出现的信息，甚至是以完全不同的格式（如书面信息而非视觉信息）出现的信息，都可能导致人们对事件的记忆进行错误地重建。
| 虚假记忆综合征
当人处于清醒意识状态、警觉或努力找回信息的状态时，如果记忆被编辑和改变，那么当受到他人的影响或处于意识改变状态（如催眠）时，人的记忆会发生多大的变化呢？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即虚假记忆综合征，它是指人在催眼状态下，通过他人的建议而形成不准确或虚假的记忆。
例如，研究表明，虽然催眠可以使人很容易回忆起一些真实的事件，但也更容易让人产生虚假记忆。人们还发现，催眠能增加人们对记忆的信心，不管这些记忆是真是假。在催眠治疗过程中，治疗师的建议意外地导致了虚假记忆的产生。
研究表明，虚假记忆在大脑中的形成方式与真实记忆的形成方式大致相同，尤其是当涉及视觉图像时。研究人员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对观看真实视觉图像的被试的大脑活动进行了研究，然后要求被试想象自己在观看之前的视觉图像。
他们发现，当要求被试记住哪些图像是真实的或哪些是想象的时，被试之后往往无法区分真实的图像和想象的图像。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询问人们是否在犯罪现场看到了某人（促使人们想象那个人的形象），可能会影响人们在稍后被询问时对罪犯的记忆——他们很可能会记错人。
其他证据表明，虚假记忆与痴呆相关的记忆障碍患者的虚构（编造并非为了骗人的故事）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且这两种形式的虚假记忆都与额叶中与怀疑和怀疑主义相关脑区的活动水平低有关。显然，如果没有从其他来源获得的确凿证据，那么，通过催眠获得的记忆就不应该被认为是准确的。
有人在催眠状态下记得自己小时候被猥亵过。这些记忆有时候不是真的吗？
有些人在某些条件下会恢复虚假记忆，“记起”自己小时候曾被猥亵过，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猥亵儿童的事情不会发生，也不意味被猥亵的人可能不会将不需要的记忆从有意识的思维中抹去。
以性骚扰为例，保守估计，在美国近20%的女姓和7%的男性在童年时期曾经历过性骚扰。许多治疗师和心理专家非常擅长帮助客户记忆过去的事件而不暗示可能的虚假记忆，而客户也确实记起了真实的、能够被证实的但以前无法获得的信息。
虚假记忆综合征不仅对直接相关的人有害，而且会使真正的性骚扰受害者在恢复童年痛苦创伤的记忆时更难获得他人的信任。
那么，我们能完全相信自己的记忆吗？有证据表明，虚假记忆不可能仅仅针对任何一种记忆内容。根据认知心理学家兼记忆专家凯茜·佩兹德克的研究，这些记忆至少必须是可信的。凯茜及其同事做了几项研究，证明了儿童对创造不可信的虚假记忆的抵抗力。
在1999年的研究中，佩慈德克等人要求孩子们阅读5段不同的童年事件摘要。事件中有2个是虚假的，而这2个虚假事件中只有一个是可信的（如迷路）。虽然所有的孩子都被告知所有的事件都发生在他们小时候，但结果表明，与不可信的虚假事件相比，看似虚假的事件更有可能被“记忆”为虚假记忆。
另一项研究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儿童对不可信的虚假事件形成虚假记忆的可能性明显低于对看似合理的虚假事件的虚假记忆。认为只有似是而非的事件才能成为虚假记忆的观点，与洛夫特斯及其同事的早期研究以及关于一些极不可信的虚假记忆的研究背道而驰，这些虚假记忆已经被成功植入，如关于撒旦仪式和被外星人绑架的记忆。
洛夫特斯及其同事进行了几项实验，在这些实验中，他们发现，通过让实验人员向被试提供虚假反馈，可以使不可信的事件变得更可信：被试读到的文章讲述了不可信的事件，就像它们真的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一样。
虚假反馈包括告诉被试他们对恐惧问卷的回答与经历过虚假事件的人一致，就像善意的治疗师可能会向客户建议，某些焦虑和感觉是遭受虐待的人的典型情况一样。这些操作非常成功，以至于被试不仅对这些事件产生了虚假记忆，甚至与他们自己早先否认童年经历的说法矛盾。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在人们可能将自己对虚假事件的想法和幻想解读为真实记忆之前，必须经历以下两个过程：
1.必须使事件看起来尽可能可信。
2.向个人提供信息，让他们相信事件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
由此看来，报告此种记忆的人的个性也很重要。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将声称被外星人绑架（不可信事件）的人与没有此类记忆的对照组进行了比较，以衡量虚假记忆回忆和虚假再认。那些报告自己被外星人绑架而后恢复了记忆的人比对照组更有可能回忆或再认虚假事件。
其他预测虚假回忆和再认反应更高的变量包括催眠易感性、抑郁症状以及表现出怪异行为和拥有不寻常信念的倾向，如相信前世回归或晶体的愈合能力等。
（注：以上内容摘自《心理学最佳入门（原书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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