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居上海的“电话亭女士”与鲁迅笔下的孔乙己_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中国青年报》刊发了“电话亭女士”的近况。

曾在海华小学门口电话亭蜗居了近一个月的“电话亭女士”已非青年了。

她告诉记者，她生于1970年，山东人，本科毕业，学化工的，之前是做国际物流的，后来到上海做外贸，疫情前在商场专卖店里做导购，个人也比较喜欢大牌，被记者采访时穿的外套是Chocolate的，挎的包包是MK的。在那篇刷爆朋友圈的爆文《被赶走前，她在红色电话亭里住了一个月》的文章描述中，居民远望时发现，她也经常换衣服，搭配得很得体很时尚。

细读两篇报道，我猛地想起鲁迅先生的小说《孔乙己》，我觉得“电话亭女士”和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很像，我甚至觉得，他们有着相似的精神内核。

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是咸亨酒店中“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而“电话亭女士”可能是大上海住电话亭而在意衣品的唯一的人了吧？于孔乙己来说，长衫是他作为读书人的象征，于“电话亭女士”来说，衣品是她作为坎坷沪漂的尊严。

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其实是很有才学的，懂得一般读书人所不懂的第四种回字写法，而“电话亭女士”则是大学并轨前考入大学的，那时的大学录取率可比并轨后低太多太多了。

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智商和情商都很高，孔乙己懂得记账要把事由和价钱记清楚，比咸亨酒店的老板高明多了，孔乙己也知道咸亨酒店的伙计总往酒里掺水而且顾客根本没法发现，所以孔乙己从来不看着酒店的伙计，当孔乙己再一次出现在咸亨酒店被老板问及欠钱，孔乙己苦涩的回了一句等下一回吧，而后又说，“这一回是现钱，酒要好”，简单的几句对话，说明孔乙己很懂人情世故。

而“电话亭女士”也是一样，那个年代考入大学，完全可以证明她的智商，接受采访时说“我身体能这么健康地生活挺感恩的”“我从警察角度上来说也是可以理解（警察做法）的”“我很感激这个城市”“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怀”等等话语都能体现出“电话亭女士”的高情商，采访结束时，“电话亭女士”对记者说的那一番话，就不只是高智商高情商那么简单了：

你晚上7点以后，沿着黄浦江接到走一走，看看市井当中的普通老百姓，外地人或上海人，你会觉得他们比我更有采访价值。

更让我觉得“电话亭女士”和鲁迅笔下孔乙己有着同样精神内核的，是二人的经历和见识。

“电话亭女士”说，她最近一次回山东老家是在2020年11月19日，一个月后，她再次只身返回上海，她说，回到老家的小城市，回觉得自己像掉到了一个坑里一样，而她的家人又觉得她很不成功又很苦，还厚着脸皮赖在上海。

是不是跟孔乙己的人生经历一样，孔乙己的人生也很不成功，也很苦，还忍着其他顾客的嘲笑而常去咸亨酒店喝酒，是不是也被周围人视作厚脸皮？对于自己的人生，孔乙己的看法是“多乎哉不多也”和“君子固穷”。

“多乎哉不多也”和“君子固穷”都是记述子在《论语》中的孔子的话，两句都有其背景。

“多乎哉？不多也语见《论语·子罕》，原文如下：

大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这段对话中，孔子并不认同子贡说的话，孔子认为，他少年时因为谋生的需要，掌握很多小本领，但这些本领不但不能使他成为一名君子，反而会耽误他成长为一名君子，真正的君子不需要掌握太多的本领，只需要把一些必要的本领给学深学透。孔子更说过，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所以为了生计所迫而多能鄙事，应该是让孔子深以为耻的。

“君子固穷”语出《论语·卫灵公》，原文如下：